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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中國】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真相
用50本書構築你的商業知識圖譜,大家好,我是吳曉波。
今天我們講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
一、《美國與中國》的創作背景
美國與中國是全球的兩個超級經濟體,在學術界,第一次把這兩個國家進行比較研究就是從這本書開始的——《美國與中國》。
它發表在1948年,這個時刻對美國和中國來講,都處在各自國家歷史發展階段中一個特別敏感的時刻。
美國早期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1776年建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也就是1940年代的時候,美國成為了二戰最大的利益獲得國。它替代英國成為了全球最重要的一個帝國型國家,那也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高光時刻。
而對比美國,中國的歷史卻讓人更加一言難盡。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一直到1820年的時候,全球經濟總量中的1/3屬於我們中國。
但是也就在19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之後,中國逐漸成為了“東亞病夫”。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到1930年代,日本人入侵東三省,接着10多年時間裏面,中國成為了一個被東亞地區的蕞爾小國摁在地上打的那個國家。
所以,在1940年代,如果說美國處在歷史上的高光時刻的話,那麼中國應該處在2000多年歷史上最屈辱和最黑暗的時刻。
費正清到中國是1932年,他當時25歲,剛剛從哈佛大學的歷史系畢業。他和他的新婚妻子費慰梅一起從美國來到了中國的上海和北京。
就在他到中國的那個時刻,1931年的9月份爆發了9·18事變,日本人佔領了東三省,所以他到中國的時候,剛剛處在中國國難的敏感時刻。
他和費慰梅的婚禮是在北京故宮的一個小衚衕里舉辦的,他在日記裏面曾經有過這麼一段記錄,他說:“我帶着新娘沿着皇宮的路回家,乘車穿過宮殿的大門,黃昏時抵達我們居住的衚衕,在燭光下,我們甜美而親密地吃西餐,戶外傳來中國人舉辦婚禮的笛聲和銅鑼聲。”
這段文字在一個西方人看來,可能是一個帶有異域文化的美好的黃昏時刻,但是如果在一個中國人讀來,可能會產生一些悲憤和鬱悶的感覺。
一個美國的大學畢業生,他舉辦婚禮的地點是中國的皇宮邊上,這在中國一兩千年的歷史上是一個禁地,一般的民眾和外國人根本無法到達,而且他還穿過了宮殿的大門,抵達了他所居住的衚衕,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這個東方國家的帝制和禮儀已經徹底被敗壞了。
從1932年到1946年,在長達14年的時間裏,他以一個官員兼學者的身份,旁觀了中國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巨大的一個變革。
二、了解中國現代化的兩根軸
在這一段時期,中國所有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分為了兩個陣營。
一個陣營是革命派。他們認為不通過暴力式的革命,不把這個國家所有的罈罈罐罐全部砸碎的話,中國是無法走上現代化道路的。
另外一派是改良主義。他們認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應該把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文明價值觀做一個微妙的嫁接。這個國家有很多敗壞的部分,有很多需要“揚棄”的部分,但是仍然有很多需要繼承和傳承下去的部分,所以通過改良的方式,能夠讓這個國家逐漸成為一個現代化意義上的國家。
所以改良主義和革命主義是1930年代到40年代中國思想世界的兩個主流的力量。
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在中國最好的朋友是梁思成——也就是梁啟超的公子,和他非常著名的太太林徽因。
他在很長時間裏面是跟中國的這一批改良主義者,包括梁思成,包括胡適,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費正清相對來講,他偏向於改良的一個思想。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經有過一個場景的描述。
他說:“我有一年到黃河去考察,我站在黃河邊,看到黃河中間有一艘船在逆水上行,然後經歷了種種的漩渦,非常跌宕,看上去要沉沒了。然後經過一個浪潮,它又從波浪中呈現了出來,繼續曲折前行。”
他說:“我眼睛盯着那艘船,就好像盯着那個逆水上行的國家,但是我如果只盯着那艘船的話,我無法看清中國的真相。”
中國的真相、黃河中這艘船的真相是什麼呢?你必須要站得更遠一點,你要站到山坡上。當你站到山坡上的時候,你會發覺,這艘船有兩條纖繩,岸邊有一些縴夫,所以這艘船的方向是被河床的方向,被波浪的方向,被漩渦的方向,包括被這根纖繩的方向所牽引的。如果你看不到那根纖繩,看不到那些縴夫的話,你就沒有辦法完整地了解黃河上的這艘船,也沒辦法完整地了解中國。
也就是說,他認為要了解中國,你需要站在一個更廣闊的時間和空間的軸上來進行了解。這兩根軸,一方面是全球化的軸,另外一方面是中國歷史的軸。
三、費孝通對中國現代化的認知
他在《美國與中國》這本書中有一個表述,他說:“在1930年代,當我用腳去行走國家的時候,我每天都非常地絕望。因為我看到的這個中國,1930年代的中國,跟1830年代、1730年代的歐洲和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差別:大量的農村,大量的貧瘠的人口和憤怒。這個國家怎麼走向現代化?如果有一劑藥方的話,我行走在大地上,根本找不到這個藥方的存在。”
所以他說:“我一度認為,中國的農民將會默默地歡迎那些侵略的日本人,因為農民的處境不會比現在更壞了。”
所以有一段時間,他對中國的現代化,對中國用自己的力量來實現現代化的道路是絕望的。
我想,那也是那個時代所有來到中國的西方人共同的一個感覺。
但他說,但是當我在這個國家有越來越多的觀察、遊歷和體驗以後,會發覺這個國家其實有內在的一股力量,這股力量既體現在農民的身上、工人的身上、軍人的身上,也體現在一些柔弱的知識分子的身上。
費正清最好的朋友是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思成是一個建築學家,林徽因她被認為是一個“客廳里的太太”,交際非常廣泛,非常優雅。
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梁思成和林徽因遷移到了中國的四川一個叫李庄的地方。林徽因是一個非常柔弱的女子,她說:“如果日本人真的打到李庄的時候,我有一個辦法,我會跳進長江。”
所以費正清說,他感受到中國人內在的精神力量,那個來自於一兩千年的文化的驕傲和民族的自覺性,恐怕不是日本人,不是一些外在的力量所能夠摧毀的。
四、中國的歷史與生存、發展與穩定
他在這個國家經歷了他的青春,然後用他的親身體驗和作為一個美國歷史學家的認知,寫出了《美國與中國》。
在這本書的開頭的第一段,費正清是這麼寫的,他說,中國人民生活的根本問題,常常可以從空中一眼看出。
你在空中、在飛機上看到這個國家是怎麼樣的呢?受到侵蝕的棕黃色丘陵、混濁江河、泛濫的平原、小塊小塊的綠色田地以及攢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簡陋茅房、錯綜如網狀的銀白色梯田和水路,這是無數世代折斷腰背、苦力勞動的見證。
這一切都是由於太多的人過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從而使人們為了維持生命,耗竭了土地資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這是他在《美國與中國》這本書中給所有的讀者,那些熟悉中國和不熟悉中國的讀者的第一眼印象。
在這一段文字中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歷史與生存。在這塊古老的、苦難的土地上,2000多年,一代一代的中國人用自己的勞力改變了每一塊土地、每一條河流,他們的生存非常艱難。
另外,你可以看到發展與穩定。在改變的時候,所有的自然資源都浸入了人的勞力和智慧,同時因為有效資源的枯竭和人口的增加,人跟土地、人跟人之間的資源爭奪變得越來越尖銳。同時,隨着經濟效率的下降,外來文明對這個土地的衝擊越來越大,所以發展和穩定構成了這個國家新的一個矛盾體和必須要解答的一個課題。
這一節先講到這裏,下一節繼續《美國與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