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資人”——5月7日陰
夜深了，萬籟俱靜，我在床上輾轉難眠。
下午按照網上預約的時間，我帶着先生遺留下來的投資合同，去了上海市信訪辦。
在城市規劃局附近幾番徘徊，問了保安，才找到了，幸虧我提早了半小時。
兩扇關緊的黑鐵門外，已經有七八個人在排隊，這時，我抬頭才看到了裏面露出小半截的信訪辦牌子。
排在我前面的二位與我年齡相仿的女士，聽說要網上預約才能進去，傻眼了。
年齡稍小的對着手機在發獃，嘴裏嘟囔着：
“怎麼約呀”?
年齡大的女士用求助的眼神看着我。
在我和另一位男士的指點下，經過掃門口貼着的二維碼，終於關注成功了，閑談中得知她們是姐妹倆……
進了登記大廳，等了一會兒才輪到我的號。
窗口接待的女工作人員，看了我的資料，聽了我的簡述，立即指點我去203室。
進了走廊才發現，兩邊有幾間是洽談室，而我這間是法律諮詢室。
保安讓我在椅子上坐下等待，叮囑我等裏面人出來就可以進去。
突然，右邊接待室傳出一陣喧鬧聲，一位大爺罵罵咧咧地走出來。
從他斷斷續續的抱怨中，大致能聽出和我一樣，是合同到期拿不到錢……
我面前的房門終於開了，等裏面人出來，我走進去輕輕關上門，從包里取出資料。
對面坐着的是位干煉的年輕男律師，他仔細翻閱了合同后問我，是否去找過對方。
當聽說對方在合同到期后，並不打算歸還本金和拖欠的利息時，他合上手上的合同：
“這樣，你讓孩子領你去合同上指定的靜安區法院訴訟立案”。
我疑惑地問：
“聽說有人打贏官司卻拿不到錢，去法院能行嗎”?
他肯定地說“怎麼不行，你一定要去”。
見他這麼堅定，我放心了。
“行，那我可以在上海微法院上完成訴訟”，我自信地說。
看着他有點驚訝的眼神，我笑着說：
“哦，我是從報社退休的，在網上寫訴訟狀沒有問題”……
想着白天的一幕，那位大爺絕望的眼神令我想起了先生。直到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第二天，我通過微信小程序進入上海微法院網，寫好了訴訟狀，連同需要的資料全部提交了上去。
但我還是忍不住有點擔心，因為聽說即使打贏官司也無法履行。
這幾天聽到了一些負面信息，據說那些正兒八經有合同的投資人多了個“非法集資人”的頭銜。
先生的合同到期日是2019年2月26日，他去世后，我在他的手機里看到了他同年3月12日、3月15日二天發給法人的短訊。
他要求退還本金和拖欠的四個月利息，但沒有任何回復的短訊。
3月28號是先生確診肝癌的日子，寫訴訟狀時，我無意間發現了一個巧合，這些正好發生在同一個月。
我忽然明白了，為什麼從春節前開始先生總是無端發火，因為那時對方停止了發放利息。
也許先生已經意識到了不妙，但對**項目的絕對信任，又使他難以接受。
三萬元，對平時特別節儉的先生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怕他上當，我曾經反對並提醒過他，沒想到，真被我言中了。
他是個非常好強的人，硬是一個人悶着不告訴我。
因為不知情，在那次小島風波后，我被他的言語傷了心，同意了離婚……
想到這些，我忍不住哭出聲來：
“老公，你真傻，為什麼當初不告訴我?如果我知道了真相，就會原諒你的不近人情了呀……”
我撫摸着相片上先生的臉，淚水模糊了雙眼。想到平日裏先生對我的呵護，我泣不成聲……
如果先生活着，知道自己成了“非法集資人”，天曉得會怎樣想?
我原以為先生眼光短淺，貪圖利息高，可是最近在維權群里聽到了很多很多……
我開始明白過來，原來《安徒生童話樂園》是**扶持的項目，先生是個老黨員，並不是在盲目的投資呀!
可是，目前明明《安徒生童話樂園》運營正常，為什麼不履行合同的條款呢?即使投資人去世了，也熟視無睹。
這究竟是怎麼了?這還是健全的法制社會嗎?
先生走了，但微信還在，我跟着大家掃二維碼進了維權群。
我默默地關注着群內動態，二百多人，一片埋怨聲。
群內建立了核心組，要求大家自願每人出一百元作為“車馬費”。
我覺得總不能讓核心組成員出力又出錢吧!所以爽快的付了一百元。
哪知曉，跳出一個剛進群的人，不僅收了別人交費的紅包，還叫着“動動腦子，別輕信……”
看了幾天群內的交流，有點為核心人員擔憂。接下去的路該怎麼走?這條維權的路並不平坦……
我原本想放棄這三萬元，但先生活着時對我說過，一定要想辦法追回資金。
我的眼前總是浮現出先生期盼的眼神，我知道那不僅僅是三萬塊錢，而是先生對**的一份信任。
先生走時，雙眼睜着不願閉上。他不甘心呀!做了半輩子黨政幹部，明明是**扶持的項目，怎麼可能出爾反爾呢?
看着群內很多人去經偵大隊、去法院……報案、立案……卻收效甚微。
我記憶深刻的是一次應邀陪同去楊浦經偵報案，這位七十多歲頭髮花白的大姐，雙手哆嗦着，資料差點灑在地上……
窗口的辦案人員正襟危坐，不為所動，也許見多了麻木了，習以為常了。
誰知，大姐的資料呈上去，卻被告知，讓他她去另一個經偵大隊……
最近我才有空仔細看先生留下的合同，明明寫着，合同到期本金歸還，爾後合同自然終止。
可是，為什麼對方遲遲不予兌現?為什麼法人回答我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仔細看了，合同到期日是2019年2月，那時哪有疫情。
2019年6月拿到的分期付款兌付公告，上面註明了是大病份額，直到我先生2020年7月去世，也沒收到一分錢。
在我的責問下，法人回答我，與業務員關係好的投資人已拿到了部分錢。言外之意，拿不到，是業務員的問題。
我打電話問業務員，她一口否認有這回事。同時告訴我，有很多投資人的款項是從保單轉向的。
因為上層管理人員中，有原來在保險公司任職的人。
業務員根據保險公司內部信息名單，依次電話里用高額利息引誘，並上門介紹《安徒生童話樂園》是**項目。
聽了業務員的解釋后，我在先生留下的一堆資料中，果然發現了保險公司轉出的清單。
那些無辜的投保人，應該與我先生一樣，是看了業務員上門帶來的**項目介紹，才義無反顧地做出了投資決定。
保單個人信息屬於保險公司機密範疇，被人泄露而且進行商業活動，該不該追究法律責任?
原保單投資人並不是主動上門要求與《安徒生童話樂園》簽訂合同，而是被有預謀地誤導上了圈套。
運用**項目的政策，來達到集資擴大經營範圍的目標，本無可厚非。
如果借**項目的光環，有意侵吞投資人資金，是否應受到法律制裁?
這種不法行為不僅損害了投資人的經濟利益，更破壞了**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
令人不解的是，一邊是投資人在維權，一邊是《安徒生童話樂園》在正常運營。
我覺得，因保險公司個人信息泄密而導致成為《安徒生童話樂園》項目的投資人，他們應該是受害人。
在與法人的溝通中，我怎麼感覺，對方是有意推諉呢?而且他主動說，可以去法院告他。
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擺着是他違反了合同條款，怎麼法律就制裁不了呢?
但是，我還是很有信心。是因為市信訪辦那位律師的鼓勵，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法制健全的社會。
我不僅要追回資金，更重要的是追回先生對**的那份信任。這樣才能告慰為黨工作了幾十年，如今長眠在九泉之下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