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18世紀

羅浮宮已經如此讓人無奈，其實它只是塞納河畔的一個建築而已，跨出門來，面對的是更大規模的聚會。任何人的精力都非常有限，該如何消受？

即便聚會到這種程度，也還有缺失，而且是重要缺失。

那就是，熱鬧的巴黎，不容易找到18世紀。

凡爾賽宮竣工於1689年，路易十四把王宮遷到凡爾賽宮后，羅浮宮的建造工程也隨即停止，也就是說，這兩個宮苑都屬於17世紀。後來拿破崙下令擴建羅浮宮，則是19世紀的事了。

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都建於19世紀。協和廣場倒是與18世紀有關，但它的定型在19世紀，尤其是作為廣場主要標誌的埃及方尖碑，是1831年從盧克索搬來的。

巴黎聖母院早在14世紀就建成了，後來有過兩次大整修，一次是17世紀，一次是19世紀，都避過了18世紀。

於是，我們走在失去了18世紀的巴黎。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法國的最高榮譽理應屬於18世紀。

18世紀像是滔滔激流，17世紀是它的左岸，19世紀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窮奢極侈，大興土木，都留下來了；右岸上，經18世紀的衝擊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個拿破崙，也留下了種種遺迹。結果，難於尋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轟鳴聲早已遠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這個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啟蒙運動。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積聚在專制王權下沉默的理性力量開始釋放。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盧梭相繼發言，法國的注意力漸漸向他們集中，歐洲的注意力漸漸向法國集中。終於，等來了1789年8月的那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與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德國哲學家相比，法國哲學家缺少體系化的嚴謹，甚至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但他們更直接地面對社會現實，更切身地投入歷史過程，更有效地呼喚廣大民眾，於是隨之而來也就承擔更大的名聲，遭受更多的麻煩，經歷更險的風浪。他們以人類的進步為信仰，以科學理性為武器，切切實實地開拓社會正義和自由寬容的空間，反對特權、蒙昧、迷信，真可謂振聾發聵，深入人心。

他們不是由理性而走向抽象思辨，而是走向全社會的思維規範和行為規範的制訂。就學術文化而言，這是吃力不討好的事情，但他們首先選擇了道義責任。正因為如此，法國的學術文化有一種令人陶醉的體溫。

體溫無形無質，卻復蘇了一個時代；體溫無法在塞納河邊留下建築、大道、碑石，卻改變了在那裏流連的所有法國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態。

這也可以說，恰恰是最重要的東西，沒有凝聚，也無法凝聚。

我們這次旅行，就是為了尋找景物背後這種沒有凝聚成實體的精神。這也是我以前在國內旅行時的目標，整整15年，邊走邊伸手探摸，常常大喜過望，因為我觸摸到了遠處傳來的體溫，正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在灰燼堆中摸到了歷史遠處的餘溫。

這裏所說的“遠處”，很可能是指時間，也可能是指空間。從空間“遠處”傳到中國來的體溫，幾乎有一半來自法國，來自巴黎。

18世紀的巴黎文化名人與普羅科珀加啡館內景。在這裏，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伏爾泰、盧梭等人展開論戰，最終形成《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既然巴黎的體溫已經迢迢萬里通達中國，它又怎麼在乎在塞納河畔冰冷的石頭建築群中缺少造型？但我們中國遊人心裏明白，最重要的恰恰是缺席者。

這正也是：大象無形，大音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