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不僅僅是我們不在而已

[法]埃爾韋·巴贊

拉羅歇·福科曾經寫道：“陽光與死亡概莫能凝視之。”陽光呢，確實如此。至於死嘛，那就難說了。我曾經親眼目睹過三位戰友被德國行刑隊架走。其中一個崩潰了，另外兩人呢，好樣的，連眼皮都沒眨一下。

就我本人來講，大概享有着某種無意識。有兩次我都該命歸黃泉，可也僅僅感受到某種奇特的躁動、某種好奇而已——情景當然是異乎尋常的。第一次是在1940年的大逃亡之際，當我向一救護哨所奔去時，身後胡亂掃來一陣彈雨，大衣被打穿了三個洞，像面破旗在背上飄拂，可我卻保住了性命。第二次是在1960年，那一次汽車方向盤折斷了，車身直撞得嵌進了梧桐樹，我無可奈何地堆妻子訥訥說道：“這次大概完啦！”對於死，我並不怎麼覺得畏懼（當然這有待於死到臨頭時去證實

），何況我又保養得相當不錯。不用擔心，我對自己很重視，不會像我那天數將盡的表妹瑪德琳修女那樣，因在療養所里挨日子而哀怨“那好上帝幹嗎讓我苦苦等待呢？”

然而，生長在一個人人都覺得為祭祀夭折的孩子而大唱《歡樂頌》再正常不過、認為生命就是一種期待的時代和環境之中的我，對死亡的想法並不陌生。在那種時代和環境裏，諸如“凡事皆有損，何不及時樂”的快活題詞猶如盛開在無數鐘盤之上的花朵一般。您別誤會：這反而會使時辰更長些，快樂也更加令人回味些。生活中的一切都讓我感到無緣無故，只不過是附屬另加而已。“擁有”，我把它理解成“退讓”；剩下留給我的東西已足以讓我心花怒放。曾經愛過我的人，也會一點兒也不愛我。成就則像碰樂多（博彩活動——注

）運氣，價值僅僅在於讓輪子轉起來。使我驚奇的並不是死亡，而是想到許多人被我甩在了路上，我卻活了下來的事實。

再說死亡吧，我們其實都是賴此為生的！每當想到我今天的法國國籍是由千百萬士兵在無數次戰役中犧牲了生命才得到保障，想到一代又一代發明家為我創造了汽車，想到一批有一批思想家創造了我自以為屬於自己的思想時，我總是感動不已。每當我想到無數的牛、雞、羊、兔、鴿、沙丁魚、豬、鵝、蝦、箬鰨魚、鴨、火雞、牡蠣、紅眼魚、野雞、鱈魚、山鷸——為我獻身時，我就難免會感到不自在。不用說，在我們身上還活着祖先的基因（第二十代身上會逾百萬

）。生者，首先乃墳墓也。活人自己才是一具準備已畢的殭屍，如今的紫外線使之顯而易見。尤其是自從放射學家們運用電腦屏幕工作以來，你便能親臨其境地參與自己的拍片。我最近赤條條脫得精光地做過一次，當那乾巴巴、模樣古怪而又關節分明並在眾人身上大跳快步舞的陌生的白傢伙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時，我不禁渾身上下直起雞皮疙瘩。那傢伙名副其實地**裸、完完全全地萎縮至不朽時，牙齒漏風地自我介紹說：哈哈！是我，你的骨骼呀！

這裏沒有任何的病態，有的只是極為尋常的激勵人生的觀察。吉拉爾·鮑埃在他七十五歲生日那天對我說：“以後呀，活一分鐘十一分鐘啰！”那些一想到自己將不復生存、不再參與“不定之無窮”（其中大多數人往往將它與那個沉悶乏味的動詞存在混為一談

）便驚慌不安的人，你會為此感到欣慰。對創造者和具有愛心的人（這是生存的人所僅有的兩種方式，其他都從屬於擁有

）來說，死亡乃是一種恆常的激勵因素。長期以來，每當我開始寫作時，我都自忖是否能夠寫完，都在想那本書也許會成為絕筆。這種心情一直持續到最後一章。每當我送別孩子們時，我都會猛地感到他們變得更加可貴了，似乎我會再也加不到他們似的（有一個確實再也見不着了

）。死亡的威脅之於我，猶如風之於殘燭；它激發勤奮與柔情；死亡僅僅是我們不在，僅僅是我們的雙重過失，對愛我們的人，對我們在從事的工作。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會對它讓步。

生活呀！自衛吧！但是別過分了！無論怎樣，我走之後，並不等於世界末日來臨。在奧莫峽谷的非洲猿人大腦只有700克容量時，還沒有我；在蘇美爾河畔誕生最早的文字時，也還沒有我；凱沃普斯時代、亞歷山大時代、奧古斯都時代、帖木兒時代及路易十四時代都沒有我，可誰也沒有在意。21世紀也將沒有我，對此我也只不過覺得遺憾而已。我和希望能生活在那個將把真正的征服者送上其他星球的令人興奮地時代。我寧願與未來人類而不願與現今人類為伍，後者淫逸、嗜血、崇拜虛幻、排他性暴力、容忍不公，仍然是我感到羞恥。儘管我對自己平凡的命運——比起許多人來卻又算幸運——感到滿足，我並不奢望超常地苟延人生。正像我的姑婆梅奧澤在她一百零四歲時，對前來祝賀她這位全市最年長者的昂熱市市長反覆嘮叨的那樣：“您知道哦，我可不是有意要活得這麼長的，坦白地說我已經夠了。”到了處處將受約束的老年時代，我會為年輕時代的逝去而感到厭倦。長老們的那種疲憊不堪的長壽，算了吧。情讀讀蕭伯納的《回到馬修撒冷》吧！死亡乃是一種“分解代謝功能”，即便對那些淘汰者來說，也會成為一種需要（如果不是一種意境由自殺頻率足夠證明為解救之道的話

）。

當然，天才的夭亡總有點令人憤慨和難以彌補，比如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毀滅。但如果這類死亡那個只是稻草人的話（並非每個民族都是如此

），那是因為人們把它看作一種過渡，因為人們把生命與倖存以一種可怕的方式連接起來。我本人毫無永世長存的奢望，凡人皆逝、凡事皆倦，“我”亦如此；假如我能選擇，而這種想法本身不算荒唐的話，我更為過上幾次不同的生活之可能所吸引。我不相信死人只是活人改變了狀態，並因各人的功德或罪孽而或好或壞。天堂也好，地獄也罷，不僅荒唐，而且可氣。用不着舉出原始人曾經普遍有過這種願望的事實來爭辯。指出畏懼自然威力的原始人來總是令人憎惡的；況且我還覺得普遍信仰並不是那麼普遍：《聖經》中就從未提起；猶太人的“生命永恆”概念要晚於基督教。

是的，我不以為死亡就是將我打發到另一個完全是心靈的世界的“轉世”。用柏拉圖的話來說，“此世乃彼世之準備也”。和加繆一樣，“我不理解所謂作為選民幸福之準備的‘天使幸福’有何意義”。人類最無度的奢望無疑就是這種對永恆福祉的追求，這種福祉能讓人獲得上帝的自身屬性（不如這樣說更好：正是它為人類提供了存在着上帝的想法從而名正言順

）。如今我們知道，一切生物，從細菌到兔子或人類，都與進化相關。最卑賤的生命也與人類的生命為近親，不朽不可能賦予此類而不賦予彼類。尤其是對於我來說，為什麼我的前世消失（恕我如此說

）之後，反而在後世變作存在了呢？在這個現世里，不論是已經開始了的還是屬於極限、屬於時延的東西，一切都是運動、更替和過渡，為什麼這又會綿延下去呢？它又是怎樣綿延的呢？

如何想像在於空間-時間-能量-物質-生命-意識地六位一體（一切都表明它們是不可分離的

）脫離之後，惟有人的意識會存留下來，沒有任何依據，沒有任何道理，而僅憑自己狂熱的求生願望？你與我的這條性命，儘管有那麼點附加的小聰明，其價值難道就該比我們的還不配得到永恆的原始祖先更重要嗎？在那充滿了無窮的微小進化的生命長河裏，何時又能賦予子孫們一種其祖先——所謂的畜生——所不具備的不朽靈魂呢？當我們發現自己拒絕偶然的厄運有多麼狂熱（從西方搬來個體延續，又從東方搬來以個體融於全體而得到的集體延續

）時，真是會瞠目結舌的。

人類的怯懦在其中構成一種借口，我對此並無異議：人是惟一明白自己總得死去的生物（儘管這一點並不完全肯定，因為誰也沒有遭到獅子攻擊時的水牛的體驗

）。然而死亡令那些被採訪的人支吾其詞（四分之三的人聲稱他們“從沒想到死”，似乎只有別人才會死

），這種拒絕構成了奇異的矛盾。我們周圍的一切都時時刻刻地在提醒着死亡的存在：婚約、人壽保險（我們虛偽地稱之為生命保險而非死亡保險

）、變電箱鐵門上的“危險”標記或玻璃瓶上的“毒品”圖案、指路標牌、樓梯扶手、疫苗、紅十字、行獵、軍事檢閱、西部片、歷史、鬥雞……

整個社會因為成千上萬的保護措施而不僅可以被稱為捍衛生命的大企業，而且可以被看作一出反抗死亡的戲劇，一台能夠在娛樂劇院裏上演的好戲（愛，再造人也

），或者是一台能夠直接表現虛構的（電影

）或真實的（鬥牛

）死亡的“順勢療法”悲劇，兩者均為了替活生生的看客驅邪祛魔。這是一出常演不衰的戲，其中現實（犯罪，火山爆發，瓦

斯爆炸，瘟疫，火車脫軌，地震……

）與偵探小說里的描寫聯繫了起來。十分明顯的是，宗教本身（眾神自我犧牲

）保證了最高貴和最有效的喜劇性：生之大歌劇。

我很喜歡看歌劇，可是當華麗的枝燈熄滅、大幕降落之後，剩下的就只有硬板紙做的佈景了。而斯多葛主義本身很可能就是這麼一種佈景。

為了能夠接受死亡，我寧願上馬路、下地鐵去傾聽那去除了自欺欺人的幻想的老百姓的預言，我有時往往要拿出筆記本來記下。“死嘛，嗨，就像出生之前一樣：回到零。零，我說是零。”柏格森在向人們揭示“非生”時並不比這說得更好。街頭的哲人還這麼說：“要說呢，誰也沒有從那兒回來過。”或者是：“活着時是兩人，可死去時就只有一個了。”（這幾乎又是帕斯卡在說話了

。）還有：“早些晚些，誰都得去報到。死人嘛，至少不痛苦吧。”

為了接受死亡，我更傾向於阿納托爾·法朗士的觀點。當一個狂熱的修道院修士對他大肆宣揚來世時，法朗士反唇相譏：“神甫先生，您把手指浸在聖水裏。而我把筆浸在墨水裏。您以為在這個時刻我和您難道不同樣地感受到自身的安全嗎？”

為了接受死亡，我甚至更寄希望於一種既不畏懼批評也不怕遺忘的作品，這種作品還會再創造出同樣的作品：這就是我的兩個女兒和四個兒子。那些自以為在生活中功成名就的人總比別人較少害怕死亡，但那除了膝下那些由你生育並有理由認為是深愛着你的子女而外，並沒有任何東西能夠真正給人以這種情感，我的父親已經去世，儘管我對他的評價不高，但我卻愛他，不知道他是否明白這一點。每天早上我都要在他面前走過，格扎維埃·布里卡爾為他作了一幅肖像，畫得惟妙惟肖，紅紅的鬍鬚如同燃燒的火焰。他的下巴上甚至還留過小山羊鬍子，後來才給剪掉了。在我十三歲那年，那小山羊鬍子每天扎我的臉頰，我一天能夠享受兩次父親的吻。走到他的畫像前我總要停留一秒鐘，有時眨眨眼睛，傻乎乎地（甚至高聲地

）說道：“你好！”他還在我家裏，他就在我身上，他還是活生生的。我那已故母親的相片同樣掛在旁邊，可孩子們和我從不為她駐足。既然她不喜歡我們，她死了我們反倒感到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