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閃問秋雨
現在社會上總是有關於中醫的激烈討論，反對的一派認為中醫就是偽科學，另外一派則認為中醫不能取締。這種對中醫的討論您有什麼看法？
余秋雨：
世界歷史上人口最多的族群，是由中醫佑護下來的，佑護的時間比科學的時間長得多。科學不會這麼狹隘，把自己一時解釋不了的“存在狀態”判定為偽科學。
當天文學還沒有發現很多行星的時候，它們就已經存在了。未被天文學關照的行星，並不是一種非科學的存在。
龍的形象在西方傳統文化中是一個比較邪惡的形象，國內有學者主張，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誤讀，龍不應該繼續作為中國文化的圖騰，應該換一個圖騰。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余秋雨：
我們不能因為別人的脆弱目光而脆弱起來。一個強大的族群的早期圖騰總是兇猛的。不少國家以狼、熊、獅、鷲作為民族象徵，絲毫沒有要改的意思。中國商代青銅器上饕餮圖紋比龍更為獰厲，但我們為此而自豪。為了不讓外國人刺眼，把老祖宗的徽號都要改？老祖宗正是預見到會有這樣的後代，才早早地把圖騰強化。
社會上一直有人提出要抵制洋節來振興或者弘揚我們的傳統文化，您對這個問題是怎麼樣看的？
余秋雨：
元旦也不過了？勞動節、婦女節、兒童節都不過了？隨之而來，我知道，西裝不能穿了，電影、電視都不能看了，電話、手機也不能用了，因為按照邏輯只能這樣。我想提醒一句：過節是人們自己的選擇，一個人“抵制”是自由，要別人一起“抵制”是強制，要很多人一起“抵制”是專制。我們怎麼可以為了民族主義而走向專制主義？
秋雨老師，您如何看秦始皇陵墓的挖掘？您認為應該繼續進行呢，還是讓它安安靜靜地埋藏在地下，我們永遠不要去打擾它？
余秋雨：
暫時不要挖掘，因為我總覺得條件還不具備，而人類也不能把什麼事都在自己一代都做完。留下一些猜測，留下一些對自己的懷疑，留下一些對古人的敬畏，留下一些對後代的期望，這才讓歷史神秘貫通。但是，我也不主張“永遠不去打擾”，因為這樣就會對後代做出強制命令，而後代的一切我們都無法預計。
包括王朔在內的一批人聲稱，眾多紅學家對《紅樓夢》的解讀實在是無聊之舉，您認為呢？
余秋雨：
我也有同感，因為那畢竟是小說，而不少紅學家卻把它當做真實歷史在研究，在意會，在考證。
藝術虛構是一種偉大的權利。如果把這種權利全部轉讓給學術，一個民族就太可悲了。
歷史劇往往有兩個傾向能吸引觀眾注意力，第一個方面就是從某種戲說，從鬧着好玩的角度來吸引觀眾；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貼近歷史，講的主要是權謀以及成功之道。您是怎麼看待這兩個傾向的？
余秋雨：
這兩個傾向古已有之，但藝術不是歷史教科書，它的本質更接近於遊戲，因此我更寄情於“戲說”，儘管現在“戲說”的等級還有待於提高。
莎士比亞前期寫了不少更貼近歷史的歷史劇，但時至今日，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的劇團會去演這些戲？帶着厚厚的說明書弄清了歷史背景再進劇場，這還算是看戲嗎？
把歷史交還給歷史，讓虛構來主宰藝術。
在中華文明的傳承過程中，有必要樹立文化偶像嗎？樹立多少？什麼度是合適的？
余秋雨：
文明和文化，表面上是由一些語句傳承的，其實語句就像物品，要靠着載體才能向後代運動。這種載體，就是人格。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人格是一種生命現象，凡是生命現象，就有基因，有遺傳。因此，中華文化，是靠中國人的集體人格傳承下來的。這個問題在學術上很複雜，以後我會專門論述一次。但我說到這裏，已經可以回答你的問題了。承載文化的集體人格，必然會有代表，那就是你所說的文化偶像。
文化偶像是在時間過程和空間選擇中自然產生的，因此不必刻意“樹立”。既然這樣，也就不存在數量和度量的問題了。
秋雨老師怎麼看現代公務員熱？
余秋雨：
這與謀生的安全性有關，很正常。但就我個人而言，卻主張擇業的個性，哪怕是冒險。所謂自由，最後要看個人的支配時間的多寡。把安全與自由相比，在擇業上，我偏向後者。
最近幾年很多官員因為重大事故被問責下崗，對這件事情您有什麼看法？
余秋雨：
應該。中國的官本位主義太強大了，應該讓更多的人目睹做官的巨大風險。我只希望，在文化、宣傳部門也要有“重大事故”的論定。例如，很多傳媒像得了傳染病似的一起造假，這裏傳媒的負責人和上級領導應該被問責下崗；又如，花費巨大的**資金打造了一台宣揚“政績”的演出，而最後沒有一個觀眾自願買票進入劇場，這也應該看成是“重大事故”：再如，一座城市的文化渣滓通過官方渠道嚴重傷害了一個文化創造者，相關官員冷眼旁觀不聞不問，這樣的官員也必須受到責任處罰……
我甚至認為，在大學裏，教授們大肆抄襲他人論文，某些學科的教育質量已經長期跌到高校的底線，或有些專業的畢業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等，也都應該視為重大事故而被問責下崗。
下崗就是下崗，不要變成“同級別調動”，使“問責”變成了官場巡遊。這樣的官員，我看到的太多了。
好像文化領域一直有三四個人在不斷地攻擊您，每次都是拋出一個危言聳聽的新聞，然後全國報紙轉載，而您總是不予反駁。後來風潮過去，那些報紙也沒有態度，只等待着下一個危言聳聽。對此，您能說幾句嗎？
余秋雨：
一共五個人，後來退出一個，剩下四個。以前都是我的狂熱崇拜者，但崇拜過了頭，一個盜印我的書，一個抄襲我的書，都受到我的斥責，他們就轉身成了攻擊我的人。由於我國法律在實際執行中不把誹謗罪、誣陷罪、侮辱罪列入刑事案件，更由於我國的媒體熱愛名人的負面新聞而不必承擔任何罪責，他們這四個人十幾年來如入無人之境。
他們最想與我“辯論”，我當然不給他們機會。我以無言的方式，把他們鎖定在他們的等級里。對此，王元化先生給我寫來一封短訊，說：“十幾年來，他們除了罵你，沒寫過其他任何像樣的文字，而你，除了沒有回罵，卻寫下了一切。這就夠了。”
感謝王元化先生。
他們這麼幾個人，為什麼會受到那麼多人的響應？理由只有一條：沉積在中國文人心底的整人之惡，在**中爆發過一次，後來被壓抑了，終於在我身上找到了一個傾泄的口道。為此，我深感榮幸。
對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您有什麼話要說？對於當下中國眾多文化人的八十年代情結您又是怎麼看的？
余秋雨：
那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年代。由於“**”災難剛剛結束，大家記憶猶新，因此是非清楚，大道彰然，即使爭論也明明白白。不像後來，記憶漸淡，那些小人又重新活躍起來咬人、毀人。
八十年代由於小人的集體冬眠，在文化上進入了一個大思考、大決裂、大創建時期，一片意氣風發。直到今天，我們還會穿過身邊密密麻麻的小人陣仗而夢回那個年代，一次次熱淚盈眶。
成年人似乎面臨著來自小孩子的挑戰，電視上小學生可以挑戰成年人，也有越來越多的成年人在使用愈加頻繁的電腦影響下提筆忘字，念不對語音，說不好成語，寫不對筆順。更多的成年人在歷史年號、典故知識的記憶上也比不上自己的孩子。您認為，成年人應如何面對基礎文化知識的重新修補？
余秋雨：
成年人的記憶力當然沒有小孩子好，忘記一些文化積累是正常的，不必懊惱，也不必羞愧。成年人勝過小孩子的最大優勢，就是人生體驗，其中包括對古往今來多種文學作品的體驗。這比語音、成語之類重要得多，我們正是在這些地方，可以當之無愧地成為孩子們的老師。
你的問題讓我產生一種擔憂。這些年來，文化界有些人似乎越來越熱衷於一些技術性的文化細節，而完全不在乎對大道、文脈、時運、詩魂、意境、心靈、感覺的體驗了，這真是文化的一種可怕墮落。記住，文化之神永遠大於文化之形，文化之道永遠大於文化之術。對此，萬萬不可顛倒。
有越來越多的節目將目標放在小孩子身上，很多選秀節目將小孩子變得很成人化，很“不小孩”，而家長的縱容與製作人的刻意引導進一步擴大了這種“小孩早熟”的現象，您怎麼看？
余秋雨：
不希望小孩反常早熟，也不希望有太多的小孩進入選秀節目。成人沒有理由如此侵擾幼者，喧鬧的社會沒有權利過早地玷污純凈的童年。
純凈的童年對人的一生來說都是無價之寶。拔苗助長是一種最殘酷的傷害。每次看到五六歲的孩子在電視裏模仿成人情感的節目，我都想伸手撥電話向公安局報案，因為有人在明目張胆地破壞《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
秋雨老師，我們發現現在許多電視劇，都是老片重拍，比如說《西遊記》和《紅樓夢》，都在計劃重拍，您覺得反覆地重拍是不是表示我們現在創作者的原創力枯竭呢？
余秋雨：
除了極少數例外，我不喜歡老片重拍。在觀眾的審美心理學上，老片有一種“先期號召力”，但是，觀眾在觀看時的對比和厭倦，必然超過這種先期號召力。更尖銳的問題是：那些老片產生在思想尚未解放的時代，在精神上很難引起當代觀眾共鳴。如果要共鳴，那就要對老片進行大規模的改編。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幹脆拍個新片？
我估計，老片新拍，一是為了便於吸引投資，二是為了便於審查通過。但是，既然身處一個主張創新的時代，老片新拍不值得提倡。
國內外的媒體更加關注於章子怡、劉翔這些文體明星，而忽略了其他的社會精英分子，比如說科學家。這些您是怎麼看的？
余秋雨：
很正常。如果科學家也變得像影視、體育明星那樣受媒體關注，世界就犯病了。請注意，受媒體關注是一種犧牲。只有章子怡、劉翔他們的犧牲，才有科學家們的安靜。
韓寒與陳丹青在做客某電視台節目的時候，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了評判，認為現代文學史上公認的一些大師比如冰心、茅盾等人根本不是什麼大師，而是在時代背景下被過譽。為此遭到網友的暴怒型攻擊，認為韓寒侮辱大師，不尊重文學。其後韓寒也寫了多篇博文論述此事，言“你的大師不是我的大師”。您對此怎麼看？
余秋雨：
“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門課太政治化，又太誇張，應該容忍後人作一點不同的判斷。不同的判斷也不必成為“定論”而獲得“公認”，因為“定論”和“公認”之類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的時代顯得非常不合時宜。
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曾開設過一門現代文學史課，打破通行的格局，只憑我自己的藝術感覺選擇作家，結果認為較好的作家只有魯迅、沈從文、曹禺三人。八十年代鼓勵對一切問題進行重新思索，因此我的這種大膽之舉也沒有受到非議，北大的王瑤教授看了我的講稿后還寫來熱情的長信大加稱讚呢。
這些年我多次去美國講課，凡是在紐約開講，高齡的夏志清教授都會來聽。在幾次聚餐時，他對我說，他不喜歡老舍的小說。我說，我不喜歡他老人家推薦過的錢鍾書的小說，智慧過剩；我也不太喜歡張愛玲小說中那股太故意的陰沉氣息。我們兩人總是說得高聲大笑。
記得有一次王元化先生對我說，1921年成立的文學研究會，裏邊的人都很好，但筆下卻缺少才氣，比較平庸，他問我有沒有同感。我很有同感，但其中牽涉到的作家就多了，除了茅盾，還有鄭振鐸、葉聖陶、許地山、王統照、郭紹虞等。這不是對前輩不恭，而是維護自己進行文化判斷的權利。
很多年前招收博士生，有一位考生明確表示對莎士比亞的不滿，我非常欣喜，予以錄取，儘管我還是喜歡莎士比亞的。但我也很清楚，梅特林克、易卜生他們正是因為反對莎士比亞劇中那種毒藥、暗殺、決鬥，而是主張表現“平常人的平常事”，才走出了歐洲文學的新局面。
說了這麼多，我是想藉此鼓勵你們，不要成為被教科書控制一輩子而放棄了自身文化感覺的人。更不要因為別人表達了與教科書不一樣的想法，就“暴怒”。你們千萬不要成為思維僵滯、情緒激烈的族群。
1919年的時候，麥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號召當時德國的青年以政治為業。聯繫我自己在**部門實習的經歷，曾經有一個領導跟我說，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但是我現在看周圍的同學很多都是熱衷於進投資銀行，進諮詢公司，喜歡投身於政治、從基層做起的北大、清華的同學還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還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
余秋雨：
我不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從來不是，儘管有時看起來像是。中國由於幾千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沉澱成兩種心理：本能地覬覦官場，又本能地仇視官場。這兩種心理看似對立其實出於同根，都不利於人文理性的建立。麥克斯·韋伯是一個社會學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歐洲，說那樣的話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後的德國歷史證明，那種主張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
前段時間有一個清華學生，因為工作不太順利就去賣炒粉，也有北大同學去賣肉也被炒得沸沸揚揚。您覺得他們在當前激烈的競爭條件下，自己去選擇這樣的職業真的是一件丟臉的事情嗎？
余秋雨：
當然不丟臉。如果他們真行，也許能把相關的食品業整合起來。真正丟臉的，是那種拿了名校學歷卻無所作為，又想讓別人尊敬的人。
人生最大的陷阱，是自欺欺人。要想走出這個陷阱，需要支付巨大的勇敢，因為社會早已習慣於接受自欺欺人。有一些自欺欺人，還包含着父母的心血、老師的設計，因此一步走錯便傷筋動骨。今天中國的所謂名校，有可能躲藏着最多自欺欺人的成分。
秋雨老師曾提到我們對歷史的態度，包括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歷史，包括上個世紀早期的時候，像傅斯年、顧頡剛他們“古史辨”就提出對古史有一個重新的考量，那麼我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在什麼樣的程度上認為歷史可以構成我們生活的根基？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史而不是疑史？
余秋雨：
歷史很難信任，因為歷來的高層史官把它宮廷化了，底層藝人把它故事化了，大多民眾把它情緒化了。出此三“化”，能有幾人？
相關資料，看看可以，主要是尋找自己心中的歷史。自己的感覺，自己的判斷，自己的經驗，能讓我們信任一種獨特而又可靠的邏輯。由此我可以借用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的語言結構來表述一種主張：心外無史。
至於那些歷史學家的“古史辨”，戳穿了很多歷史的虛假性，這是有價值的，但他們自己也掉到真實性的泥坑中去了。那些史料考證，可以洗刷一些明顯的虛假，但這些史料考證就是可靠的嗎？
我們發現，在網上炮擊名人的現象好像越來越多，比如章子怡不愛國，劉德華沒有愛心，但是我們感覺這些名人，實際上他們的行為並不至於遭到這麼強烈的譴責，您覺得這種現象正常嗎？
余秋雨：
無端地攻擊他人，永遠是一種罪惡。古人說：“天下固有百惡，惡中之惡，為毀人也。”以為攻擊名人可以脫罪，其實是一種暴民心理。“**”早就由紅衛兵、造反派試練過了，他們當時殘害的對象，叫做“三名三高”，簡單說來，就是名人。
攻擊名人的道德缺失，是一些真正道德缺失的人藉著名人在完成一種自我精神補償。他們見財、見色、見權都會產生一種犯罪衝動，但社會上樹立的卻是一系列道德模範，他們無處宣洩這種犯罪衝動，只能通過對名人的幻想或誣陷來勉強寄託。因此，中國的名人必須為這些人承擔這樣的心理投射義務。
如果要想控制這種現象，只能企盼法律。哪一天，中國的法制建設能讓誣陷罪、誹謗罪、侮辱罪真正獲得審判，情況就會有所改觀。
我們一直在談論歷史，有一句話叫做“盛世修史”，那現在中國涌動的對歷史的近乎狂熱式的推崇，是不是表明了我們現代涌動的某種民族主義的思潮，或者是我們對於中國的崛起有一點點浮躁的某些現狀呢？
余秋雨：
真正的盛世不太“修史”。狂熱地尋找歷史話語，多半是為了獲得精神安慰。而且，這種精神安慰是幻想式的，片面裁取的，迎合無知心理的，嘩眾取寵式的。因此，這樣的“歷史熱”，如同民間節慶祭祖的炮竹煙火，轉眼即逝。
有良知的智者，應該在人們忘記歷史時獨自走向廢墟，或者，在人人大談歷史時悄悄離開，去思考民族的痼疾。
北京奧運期間實行機動車單雙號行駛，廣受老百姓的好評，甚至大多數人認為應該一直沿用下去，為此韓寒在博客中創作了一篇小說，大膽設想單雙號限行數年後各種因果關係下引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您認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求得平衡點？
余秋雨：
韓寒的小說沒看，但“多數人的暴政”是一個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數人”極易盲從，“多數人”無法實證，“多數人”難以反駁，但“多數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這是我在“**”災難中反覆看到的事實，幾乎顛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識。一切反對民主卻又要偽裝民主的人，都會利用暴民，害怕暴民。我敢斷言，人類滅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廣泛失控。
是選擇理性的民主，還是多數人的暴政？這兩者之間無法取得平衡，只可取前者，否定後者。如果試圖平衡，結果必然失去民主。
我們在給孩子們介紹中國文明的那些歷史和經典著作的時候，是應該把它們改寫成非常淺顯、非常明白的小故事講給他們呢，還是保持它原來的形態，讓孩子們去背誦《三字經》《論語》呢？這似乎需要進行取捨，秋雨老師怎麼看？
余秋雨：
兩種途徑都要。最難的是對經典作出精彩的“現代闡釋”，這不僅僅是對孩子的問題。歐洲從文藝復興到啟蒙主義時期，出現了一大批“現代闡釋”大師，使維納斯、拉奧孔等古代藝術作品，以及古希臘的哲學著作獲得普及的現代生命。其實，後來他們對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貝多芬、畢加索的闡釋也很成功。
闡釋，是現代良知與古代情況的對話，也是現代對古代的一種選擇。這個工程，不亞於一項重大的學術研究。中國近代一直沒有出現類似於歐洲的闡釋者群體，有一些學力深厚的學者開始做了，如王國維、陳寅恪，但他們沒有把闡釋之橋通向普通民眾，因此還只是學術性闡釋而不是社會性闡釋。
前段時間上海的歷史教科書進行了比較大的調整，淡化了戰爭史，尤其是革命戰爭史，而代之以重視物質文化歷史的記述，而且描述方式也有一定的變動，您對這個事情是怎麼看待的？如果讓您編一部中學歷史教科書，或者說您心目中比較理想的歷史教科書，會是怎樣的？
余秋雨：
上海對歷史教科書的這種調整，方向是正確的，可惜最終又屈服於歷史界和教育界的壓力，縮回去了。這又一次說明，上海人不乏明智，但缺乏勇氣。
在我看來，不僅歷史教科書要調整，總體歷史觀念也要調整。我們流行的歷史觀念，來自於朝廷史官，因此可稱之為“宮廷政治史觀”。後來產生的革命戰爭史，也是從這種“宮廷政治史觀”派生出來的，只是方向不一樣罷了。就像下一盤棋，黑白倒置了，棋還是這盤棋。
我們應該從“宮廷政治史觀”轉向“全民生態史觀”。人類文明的實質性推進，中國文化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上的具體成果，才是真正需要研究和教學的課題。相反，一次次走馬燈似的改朝換代、農民起義，對文明和文化來說，確實未必重要。
上海的學者們，既然你們做對了，為什麼還要倒退回去呢？
我們生活在一個安逸的年代，屬於政治、經濟、科技的盛世。我所擔憂的是，我們許多文化精神卻在流逝、在消退，我們是否需要再有一個戰亂的時代，才能迎來再一次的文化繁榮？
余秋雨：
以為戰亂能推進文化精神，是一種致命的誤會。這種誤會，大多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和各種影視作品種下的惡果。
戰亂，永遠是文明的最大摧殘者。人類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毀於戰亂。如果說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災難會帶來抗震救災的大愛精神，但我們不能為了培植這種大愛精神而期待地震。
戰亂確實有可能激發英勇氣概，但更多的卻是非人道的殘忍。而要消除這種殘忍在人們心靈里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費遠比戰亂更長的時間。墨子說，一心只想發動戰爭的只能是統治集團，他們會用千言萬語論述戰爭的必要性，而對普通民眾而言，則沒有任何理由接受戰爭。因此，他提出，為了普天下的“兼愛”，必須堅持“非攻”。
古今中外有很多的名家、名士進行創作時都帶有某些怪癖，比如說李白，每當他寫詩之前都要喝酒，海明威創作的時候一定要站在寫字枱前面，古龍在寫作之前必須把手洗得很乾凈，乾淨得甚至都脫皮等。這些怪癖包括我們講過的魏晉名士們也有很多奇怪的行為方式，您覺得在中國現在這個環境下還能容得下這些有怪癖的才子嗎？
余秋雨：
不少傑出的藝術創造者確實有一種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有時甚至表現為神經質。這不僅應該被寬容，而且應該被欣賞，就像欣賞窗外一棵長相奇特的樹，奇特到不像正常的樹；或者欣賞天邊一朵怪異的雲，怪異到讓我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長期以來，我們國家的群體生態造成了在生活習慣上互相窺視、互相衡量、互相偷笑的惡癖，只容得下平庸人物的尋常生態，給很多傑出人物帶來了大大小小的不幸，還說人家是“怪癖”。
我認為，即使不是藝術家，不是名人，也可以有多種奇特的生活方式。這不可恥，可恥的是偷窺他們，又容不下他們的人。大而言之，一個把平庸的一致當做生態標準的民族，是可怕的。
至於你所說的李白喜歡喝酒，海明威站着寫作等，根本說不上奇特，而是很正常。藝術家太正常是讓人遺憾的，但我相信他們一定還有不少隱潛的怪異，沒讓大家知道。
前一段發生過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某個城市街邊的銀行旁，一個歹徒突然衝到人群里對一個女孩捅了一刀，搶了她的包就跑了。那個女孩倒在地上一直在流血，但是在這個人來人往的街頭，卻沒有一個人理會那個女孩，直到最後那個女孩流血過多致死。我覺得這實在是一件很讓人傷心的事情，不知道您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余秋雨：
這件事，是一個城市的恥辱，也是一個時代的恥辱。很多路人也許會解釋，他們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和人物關係，不便介入。但是，鮮血就是命令，生命就是命令。孟子說，看到一個小孩要掉到井裏去了，任何人都會近乎本能地把他拉住，而不會問那是誰家的孩子。孟子認為，拉不拉小孩，是人和禽獸的區別。
在我看來，中國人在公共空間發生的災難，至少有一半是因為旁觀者的冷漠才造成的。這個毛病不改，總有一天大家會在更大的災難中束手無策。
汶川地震發生后，很多社會名流、影視明星都紛紛捐款，隨後網友們在網上將沒有捐款或捐款較少的名人、明星列入一個個黑名單，進行抨擊。您對這一現象如何評價？
余秋雨：
這種傾向使我非常擔憂，因為——
第一，大愛的奉獻，是不能用數字來計算和比較的，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大愛就會陷於尷尬，並大打折扣。這種行為，極有可能成為不捐助者對於捐助者的審判，結果從根本上敗壞崇高的捐款活動；
第二，捐款途徑多種多樣，僅從網上查詢，很容易搞錯。我在災區看到不少開着大卡車前來捐獻的企業家，他們的捐助數量就很難查得出來。我本人捐了五十萬元人民幣為災區小學建三個學生圖書館，由於我必須親自挑選書籍和設備，就把款項交給一個工作小組來執行，這也無法在紅十字會的賬目上查到。
總之，我不希望把全民參與的一個偉大的救助活動搞臟。我們社會上總有一些人習慣於雞蛋裏邊挑骨頭，把好事折騰成壞事，大家要警惕。
現在的城市越來越像工地，不斷在拆，不斷地建，我們似乎難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別提心中的安穩了。請問余老師，您怎麼看目前包裹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大拆大建？
余秋雨：
我們原來的生態實在太落後、太簡陋了，可以用“臟、亂、差”三字來概括。因此，“現代化進程”是必須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過幾年就安靜了。
在這個問題上，不少文化人給大家製造了一個誤會。他們總是宣稱，我們是從和睦的古典社會一步跨入喧鬧的現代社會的，因此誘使大家進入了一個“是古典，還是現代”的偽命題之中。
其實，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告訴大家，“古典”早已過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時代就過去了。而且那時的“古典”也不精彩。後來，兵荒馬亂、連年災害、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多數中國人陷於最低劣的生態之中，現在的“大拆大建”，是針對這種生態而來的。
即使被現在一批文人描繪得精彩絕倫的上海“石庫門”房子，也是一種低劣生態，我長期生活其間，深有體會。狹小而陰暗的房間和樓梯，處處都可以互窺和偷聽；沒有衛生間，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馬桶”的呼聲，整個城區臭氣熏天；沒有煤氣，家家戶戶都在生煤球爐，因此臭氣又裹卷在嗆鼻的煤煙中，使人張不開眼……
中國民眾有權利過得好一點，千萬不要為了寫文章而偽造和美化過往的生態。我們的前輩一直沒有找到像樣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們的幼稚強加給他們。
周正龍虎照終於被裁定為是假冒偽劣產品，而圍繞這個事件，上上下下一起圓謊。對這件事情，您怎麼看？
余秋雨：
為假冒偽劣圓謊，大家都只在乎好聽而不在乎真實，這是我國近二十幾年來最嚴重的文化痼疾。我曾驚訝：為什麼有關我的全部謠言都能在媒體上一一得逞，而大家都對真實不感興趣？時間一長終於明白，假冒偽劣已經成了上上下下的一種心理惰性，這便是讓我們痛心疾首的一種“文化”。
在這種文化的瀰漫下，我們沒有對真偽界線的敏感，沒有對虛假扮演的警惕，一旦發現疑點也缺少實證機制和駁偽機制，我們甚至找不到脫偽返真的基本程序。我認為，假虎照事件的被揭穿，是一個偶然事件，中國文化戰勝假冒偽劣的功能至今尚未獲得。
我們未必喜歡假，卻已經習慣於假。終於，習慣也成了喜歡。“假作真時真亦假”，那麼，就讓真實去承擔“虛假”的惡名吧。
對這個現實，我非常悲觀，並堅信在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曙光。
我們國家很多城市都已經進入到一種高速發展的時期了，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大量的古迹被以很快的速度消滅掉了，另外一方面，一些投資巨大的、規模堂皇的仿古建築又被建設起來了。您對這個現象是怎麼看的呢？您認為在城市發展當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呢？
余秋雨：
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個意思：一、古迹必須保護，但也不能把古迹的範圍無限擴大，對於保護的項目、內容、數量、範圍、方式都需要經過嚴格的專業論證；二、對於仿古建築，不能加上“假古董”惡名一概反對，這是現代建築學家擷取傳統風格進行再創造的美學權利，但要力求提高等級，體現整體氣韻。
城市建設是專業化要求很高的事情，已經建立了很多國際公認的技術標準和審美標準。對此，城市領導者不應該越過專業意見而武斷決定，也不要對於傳媒間那些非專業人士的議論過於在意。很多民眾和那些喜歡發表意見的文人對於當代建築的走向非常陌生，多數意見偏向於街坊戲謔式的保守、坐井觀天式的幼稚，他們應該獲得高層次的專業引領。
2008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家似乎都在盤點三十年來的得失，對於這三十年來文化方面的發展變化，您有一些什麼樣的看法？
余秋雨：
這三十年，在經濟上發展很好，在文化上問題很大。八十年代還不錯，九十年代之後問題越來越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假、大、空”的排場文化盛行，並互相攀比，對民眾和領導產生普通誤導，以為這就是文化繁榮；
第二，文化體制改革速度緩慢，完全不能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提並論，在主流文化領導部門和作協、文聯等機構，基本上看不出體制改革的任何大動作，只有近兩年才在出版體制改革方面有所動靜；
第三，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復古主義甚囂塵上，並越來越走向極端，嚴重抑制了已經急不可待的文化創新；
第四，大量紙質傳媒中的文化版面在精神品質上嚴重滑坡，在很大程度上已淪為冒充民意、偽裝正義來攻擊文化創造者的陣地，由於這些傳媒的官方背景，致使目前在全國範圍內文化磨損機制已遠遠超過文化創造機制；
第五，文化立法嚴重滯后，對於打擊文化領域的盜版、誹謗、誣陷依然乏力，結果，二十年來文化名家出現的比例小而又小，即使出現了也處於隨時可能被撲滅的狀態。
前段時間曾經有人聲稱他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不知道秋雨老師是否贊同這種觀點？
余秋雨：
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圖。在中國，富裕雖然令人羨慕卻缺少話語支持，貧困雖然令人同情卻缺少實質幫助。因此，“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說法，很有針對性。
但是，如果把這兩句話進行理論琢磨，就立即顯得簡陋了。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辦事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辦之事；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講話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言之痛。那麼，官員的宿命就只能是：隨說隨辦，無論貧富。
請問秋雨老師，對於京城的一些新的地標項目，比如說鳥巢、水立方以及中央電視台新樓，您的觀感如何？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當下，一定會感慨北京城城將不城，因為長安街一路走過，可能就是萬國博覽會，您如何看待這個老城裏出現的光怪陸離的各類現代建築呢？
余秋雨：
我在建築上的觀點與你不一樣。作為一個大國的首都，有資格走在世界現代建築的最前沿。梁思成先生如果活在當下，也會贊成。
對一座偉大的城市來說，最好能留下一些昔日的記憶，但更重要的是展現面向未來的活力。
一位教授在論述自由這個話題的時候，他首先解釋了理性，他把人類的理性分為兩種，第一種叫科學思維，第二種我們姑且叫它意志，或者叫私性，然後他就談到宗教信仰，有一些知識分子公開地宣稱自己是什麼什麼教徒，實際上這構成了對人類理性的壓迫的一種可能，或者是對人的自由的干涉的危險，我不知道您覺得是不是這樣的？
余秋雨：
我不贊成他的看法。一個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公開承認自己的信仰，不會構成對他人自由的壓迫和干涉。時至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數越來越多，每個人的話語權越來越小，真正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集中在政治界、企業界、娛樂界、體育界，幾乎挨不到知識分子的事。有少數知識分子由於專業原因出了一點名，也根本沒有獲得一個健全公民社會中“公眾人物”應有的基本權利，也就是說，他們從來不具備獨立的、不可替代的社會影響力。因此，我勸社會各界，不要再以誇張的手法在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偽造這種幻想式的“公眾人物”。中國知識分子如果自己也這麼幻想，那就比堂吉訶德還可笑了。
中國人不僅有一種彩民心態，還有一種評獎的心態，特別關注評獎，尤其關注諾貝爾獎，屢次有學者指出這個獎更多地關注了實驗性的科學，技術性的科學，沒有關注基礎性的科學，比如像數學沒有放進來，還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斯德哥爾摩式的傲慢與偏見，那麼您如何看待國人現在如此熱捧諾貝爾獎呢？
余秋雨：
中國人關注諾貝爾獎的熱忱，並不大。你所說的學者議論，人數很少。任何獎都有自己的局限，議論議論它也是可以的。至於國內評獎，倒是有點過熱。但那是**有關部門在做最無奈的表面文章。你稍加觀察就會發現，那些大有作為的行業和部門從來不熱衷於評獎，評獎最起勁的，往往是一些比較尷尬的角落。
近日頒佈了2007年作家財富榜，郭敬明名列榜首。您作為兩次都上榜的暢銷書作家，如何回應“中國作家不是富，而是太想富”的說法？
余秋雨：
據我多年觀察，並沒有見到過“太想富”的中國作家，卻看到了大量“太想富”，而且已經真正富起來了的盜版者。還有一批嫉妒作家稿費收入而天天口出惡語的評論者，他們的嫉妒證明他們也是“太想富”的一群。
真正的作家如果“太想富”，成天綠着眼睛東張西望，一定寫不出像樣的作品。所以，我認為真正的作家反而是當代中國想富想得較少的一群人。
我的書暢銷，但稿酬收入一直不多。除了盜版集團外，那些正式出版社也大多對稿酬的問題漠然以對，幾度查問都沒有回應，讓你覺得再問下去很沒有格調。有的出版社，則一次次以請客吃飯、贈送畫冊等等搪塞過去。我自從二十年前辭職后，只保留單位最低的基本工資，我妻子在八年前就被迫失去了工作。我們又有兩個家庭需要照顧。幸好，我們兩人生活非常簡單又從來沒有雇過保姆，因此靠着那點稿酬，日子還過得不錯。
當然，我知道二十年來一直在盜我版的那些書商過着廣宅深院的豪華日子。為了防止我追究，他們還每隔幾個月僱人在網絡、傳媒上大造一番謠，使我即使追究也失去了正義。那怎麼辦呢？沒辦法，聽任他們過好日子吧。
有學者的名片上把“博士生導師”寫成頭銜，被某國際學者戲稱為：就像一個掃廁所的工人自我介紹時說，我是負責刷馬桶的！您怎麼看待這件事？
余秋雨：
這確實有點可笑，但已經成為習慣。中國的名片頭銜中有很多好笑的內容，例如“副局級巡視員（本單位沒有正局級）”，後面這個括號就很有趣。又如，很多演員的名片上都印着“國家一級演員”的頭銜，我一直弄不明白“國家”兩字放在這裏是什麼意思。是指自己屬於官方？還是指自己經過國家級的評選？這顯然不可能，“國家”沒有這麼一個評選機構。更奇怪的是，我怎麼從來沒有看見誰在名片上印“國家二級演員”？我在北京還得到過一張名片，上面印着“世界文藝家協會主席”，這倒比較輕鬆，因為是“世界”，沒有哪個國家能審定他。
聽說還有“國家一級作家”的稱號，那就更滑稽了，不知是誰評的。我想，如果哪個出版社敢於出一套“國家一級作家叢書”，哪個劇場敢於組織幾輪“國家一級演員專場”，那肯定要讓國家大大貼一筆錢了。哦，原來“國家”的含義在這裏。
您在5·12地震之後寫作《含淚勸告請願災民》的初衷是什麼，您又如何面對誤讀與質疑？
余秋雨：
5·12地震后，我與國內一些“文化人”產生了嚴重的觀念分歧。他們認為：一、這次地震是上帝對中國人的譴責；二、發生的原因主要是人禍，而不是天災；三、倒塌那麼多房屋，主要是建築質量，因此災民必須把地震現場當做控訴官員的現場；四、死亡人數、救援、捐款，都帶有很大虛假性。
我認為：一、這明明是天災，不是人禍；二、十三億中國人沒有做錯什麼，沒有理由受到誰的懲罰；三、這麼高的地震級別，倒塌房子已經不是“建築質量”所能解釋的了；四、在這次抗震救災中，中國的**、軍隊、官員，表現得都不錯。
這種嚴重分歧，我從一開始就已經用多篇文章與他們反覆辯論。後來，看到有一些遇難學生的家長在請願要求懲罰建築承包商和相關官員，我的辯論對手們興奮異常的時候，我就對那些家長作出了勸告。我知道那些辯論對手一定會在網站趁機鬧事，誣陷我“反對請願”，但我出於良知，不能不發言。我發表的真實意見是：
第一，呼籲**部門虛心聽取這些家長的意見，儘可能保留廢墟證據，以便以後做法律鑒定。但我又告訴災民：由於這次震級實在太高，倒塌房屋實在太多，搶救過程中翻動實在太大，要對倒塌房屋的建築質量做出法律鑒定很不容易，不能急；
第二，堰塞湖隨時可能決堤，幾十萬人都在緊急轉移，災區防疫又是火燒眉毛的大事，我請求家長們出於安全考慮不要繼續擠在那裏請願了，應該把法律的事交給律師來解決；
第三，同時我又責斥那些挑唆者：你們要反對**，完全可以換一個地方，換一個時間，為什麼要唆使這些可憐的父母充當你們的政治棋子？你們還有人道底線嗎？
果然，我對家長們的勸慰立即遭到這幾個人的圍攻，很多網民不知事情真相，也以為我在反對家長請願，跟着他們一起聲討我。但我心裏非常清楚，我做得一點兒也沒有錯。我本來不太關心政治，經過這件事情終於明白，那些以文人面目出現的政客實在太邪惡了。他們居然詛咒十三億中國人遭受天譴，試圖抹殺一切抗震救災的壯舉，刻意挑唆受難兒童的家長成為他們的政治工具，都不顧這些家長的死活；不僅如此，他們又在海內外報紙上大規模就此事造謠，後來又偽造了我“假捐款”事件……至此我豁然醒悟，我與他們，不是什麼理念分歧，而是本性上的敵對。這種敵對關係，從“**”時我爸爸被關押，我叔叔被殺害時就建立了。我在今天能重新發現他們，使自己的人生意義更完全。因此，我會繼續與他們周旋下去，絕不放過。我很可能失敗，因為很少有人支持我，包括官方，包括全國傳媒，但我不怕。天地間總有正義。
近來內地遊客在華爾街騎銅牛，還大喊：“領導騎牛，比牛更牛！”“我們是中國人！”等口號，此事在國內造成很大的影響。很多人認為此舉嚴重地損害了中國人的國際形象，另一些人覺得此事無關緊要，有的外國人也騎。您對此有何看法？
余秋雨：
小事情。普通中國人在華爾街的這類舉止，雖然有點過度興奮，卻也沒有怎麼離譜，不存在“損害中國人的國際形象”的問題。紐約街上，怪事多多，大家都很隨意，我還多次看到時代廣場上有一些脫衣牛仔在招搖，過路人最多也只是瞟一眼，笑一下，沒有什麼人去查問他們的國籍，更不會覺得他們損害了什麼群體的國際形象。在這類問題上，我們的心態要放鬆，再放鬆。
前幾年全國高校最熱的話題之一，莫過於迎接教育部的教學評估。為了教學評估，各個學校使盡渾身解數，做假教案，重改考試試卷備檔，甚至為了搞迎接教評活動的晚會、歡迎領導來校而停課，耽誤正常的教學，真是花了血本。同學們人人自危，上課遲到面臨被開除的危險，盛傳“如果你在教學評估過程中毀了北大，北大就將毀了你”。誠然，教學評估有意義，客觀上改造了學校的“生態環境”，提高了教學條件。但是，評估不可能年年搞，不搞評估的這些年，樓道就可以一直髒兮兮么？迎評促“進”的進步，是真的“進步”么？
余秋雨：
中國各行業的所謂“上級檢查”、“領導評估”，常常成為一種災難，多數是自欺欺人的過場鬧劇。試問，這種“評估”，曾經“評估”出一位大學者，或“評估”出一個抄襲者嗎？曾經“評估”出一項真正有價值的創新項目，或“評估”出一個註定要失敗的研究工程嗎？都沒有。有的只是一大堆秘書所製作的報表，一大堆空空洞洞的“肯定”和“希望”。季羨林先生有一次在飯桌上對我說：“這種評估，如果認真一點，即使只對全國重點高校，花一百年時間也輪不過一圈。”
有一位省委書記深知這種評估、檢查對下級單位有百害而無一利，我在電視裏看到他在一個大會上宣佈：“全省一百二十個檢查團、評估團，今天下午全部撤銷，立即返回省城做正事！”我一聽，在電視機前遠遠就為他鼓掌。
將中國的第一顆探月飛行器命名為“嫦娥”，似乎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彰顯和宣傳。但是，仔細想來，將中國古典文化和藝術中最具浪漫情調的意象之一，中國的阿弗洛狄特“嫦娥”與一顆沒有美感的金屬機器聯繫在一起，發人深思。現代科技其實對傳統文化藝術正順理成章地侵蝕。不僅是一種思維方式的侵蝕，甚至是文化想像的替換。“嫦娥”之類，在我們下一代人、再下一代人的心目中，就可以是某種高技術產品的意象了，泛着冷冷的金屬光……這並非危言聳聽……
余秋雨：
你的想法太保守了，不像你的年齡。一個古典形象的最大魅力在於超越時空，而超越時空的最佳狀態是融入新的時空，而不是讓新時空中的一切對自己“肅靜”、“迴避”。嫦娥既然有勇氣飛向月亮，為什麼沒有勇氣飛向現代？
另外，這裏也存在着一種歷史的幽默。我第一次看到倫敦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穿着滿台牛仔服演莎士比亞，一下子適應不了，但在看了半小時之後就為莎士比亞高興了，發現他真的有能力穿越時空，而且，我彷彿也看到他在劇場上空爽朗大笑。
你們那麼年輕，千萬下要成為因循守舊、咬文嚼字式的老古板。人類史上一切有價值的靈魂都是可以互相對話的，他們都會像飛天一樣自由翱翔，這不是誰“侵蝕”了誰，也不是誰“戰勝”了誰。這是一種互相“侵蝕”和互相“戰勝”，結果指向人類的完整，藝術的永恆。
不得不說中國電影，尤其是大製作，偏愛武俠和古裝戲。很多人將之歸為對“童話”的回歸，武俠是“成人的童話”，而我更願意指出這些片子的一種特質——異時空。電影不斷地講述古代，難道是當代生活的貧乏不足以生長想像么？作為造夢工程的電影，只能在講述與現實無關的“異時空”時，才能製造出讓人獲得審美愉悅和觀賞快感的“童話”么？對比荷里活，當代生活照樣可以插上想像的翅膀，獲得自由舒展。電影造夢，為什麼不能直接給當下的生活鬆綁？中國人電影中的“現實生活”意象，為什麼總要和“現實主義”聯繫在一起？現實生活不等於現實主義。
余秋雨：
很抱歉，我必須指出，你提問題的語言方式太拗，聽起來很費勁。
以古代武俠編織現代童話，是中國藝術需要經歷的一個美麗階段。因為只有這樣的階段，才能使我們在藝術上真正超拔歷史主義、現實主義的局限。用你的概念，只有琢磨了“異時空”，才能知道我們身邊的時空。
但是我相信，這個階段不會沉湎很久，觀眾也沒有長期陪伴的耐心。藝術家們在翻越一個山口后不會老是賴在這個山口不走了。他們很快就會遊盪別處，觀眾們等着跟隨他們走新路吧。
這一段時間的古代武俠童話題材，也暴露了我們電影藝術家的一個大毛病：實在不會“質樸敘事”。這是缺少文學原創力的證據，一時補不起來。那麼多大同小異的炫麗場面，那麼多的感覺和哲理，展覽得眼花繚亂又蒼白無力。如果他們要跳上更高的台階，必須花大力氣修鍊“質樸敘事”的功夫。最驚人的想像力，也以“質樸敘事”為基座，例如《指環王》、《哈利·波特》。
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的瑰寶，古琴一直是很高層、很小眾的藝術形式，它伴隨着一個階層——文人士大夫階層，並且隨着中國社會變革，士大夫階層退出歷史舞台而跟着逐漸步入墳墓。但最近幾年古琴回熱，看起來形勢大好，琴也成為大型音樂會的寵兒，但是，古琴的聲音不斷通過一層又一層的擴音設備迴響在人們耳邊的同時，又使得古琴音樂精華——極其微妙處（比如細微的吟猱之音）丟失，從文化的層次上說，更抽離了它深刻的文化屬性。古琴音樂從來不為悅耳，流行音樂則一定是和“好聽”分不開的。高雅藝術走向大眾，還是高雅藝術的變質和死亡？
余秋雨：
又太保守。古琴在古代的地位，顯然被誇張了。數量少得可憐的文人士大夫的高雅生態，顯然也被理想化了。
在中國古代，絕大多數文人都試圖通過科舉考試做官，整日忙忙顛顛，詩、書、琴、畫對他們來說只是“風雅餘事”，達到專業水平的不多。詩、書好一些，琴、畫的水準大多也只是入門而已，其中尤其是琴，真正能彈的只能是專業琴師，一般文人也不過是擺弄一下罷了。
因此，要說古代文人彈古琴沒有表演性，其實那完全是一種萎弱的不自信狀態。等到明末江南有一些官僚文人有能力養琴師了，當時也是不惜四處通知、長期張羅，竭力打造着一個個表演場面。阮大誠家裏就是如此，已經是非常熱鬧了。我們不能用臆想中的古代，來批判現代創作。
現代音樂創作中能發現中國傳統音樂的特殊美色，應該鼓勵。但如果要把古琴曲與民間的原生態音樂相比，我更鐘情後者。這一點，我與音樂界的朋友譚盾先生有近似的看法。
藝術形式的創新和維持，往往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命題。中國古典詩詞講求格律，本來是為其“音樂”美，但是，如今，語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遵守格律，則不一定和堅持詩歌的“音樂”美統一了。本來合二為一的目標，如今已經不再一致。而且，今人學習古詩詞，用今天的語言，也很難再直接、生動、純粹地感受到它們原初的美，就像是兵馬俑一類的出土文物，我們看到的，已經褪去了油彩，所以很多人誤以為失去顏色的灰色調，就是那個時代的意象。再者，即使今人完全按照詩韻來作詩，那麼我們也彷彿是一個盲人在手杖上繪出五色斑斕的圖案來，有和無，有什麼實質意義呢？
余秋雨：
你的表達方式也是太“繞”，聽起來不太明白，但我大致領會了你的意思。你認為古詩有當時的音律美，但不必在現代依樣畫葫蘆了。我贊成你的想法。
你們不知道，我能寫一手很純厚的古典詩詞。我從小就背誦大量古詩，感謝中學語文老師刁攀桂、穆尼使我有了這方面的鑒別能力，更感謝大學時代的陳汝衡、盛鍾健、范民聲老師嚴格地教會了我寫作古典詩詞的技巧。後來，陳、盛、范三位古文專家都對我寫出的古典詩詞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但我現在完全不寫了，因為那些詞語方式，與我的真實心情產生了陽隔。前幾年，馬鞍山市要在李白去世處立一塊碑，市民投票讓我書寫碑文。我提出，如果用辭賦體或文言文來寫，對我來說是舉手之勞，但我要用現代散文來寫，才能真實表達我對李白、對長江、對中外遊客要說的話。他們同意了，我很高興。
請注意，只要寫好了，現代散文也會有一種語言節奏，可以句句入心，句句在口。這種語言節奏，未必比古代音律差。
秋雨老師，記得開始做這個節目的時候，您說過，如果把文化知識和看文化的眼光來比較，您更希望我們接受您看文化的眼光。在這一年的時間裏，您的這種眼光確實深深地影響着我們，我們也能感覺到自己的成長。我想問您的是，這一年的相處下來，您對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和建議嗎？
余秋雨：
我很高興這一年與你們的相處。我已說過多次，本來我對中國的經濟很樂觀，但對中國的文化不樂觀；自從結識你們，我在文化上也稍稍樂觀一點了。當然，還只是“稍稍”。
對你們的希望和建議，這一年我零零星星已有不少表述，概括起來是三句話——
第一，把善良當做生命的根。這聽起來是老生常談，但我別有所指。你們從過去和現在都會聽到很多動人的口號、漂亮的主張，包括那些國際通行的理念，這些都會理所當然地吸引年輕人的心，然而必須注意提出者的“善良指數”。他們如果以詆毀他人、造謠中傷、歪曲事實、幸災樂禍為基本手段，那就千萬不要追隨。這是我在“**”中取得的經驗，那些“打、砸、搶”的造反派提出的口號，也是“為了勞動人民的最高利益”。現在下少投機者連“**”造反派都不如，完全是在扮演某種角色，你們一定要防範和警惕。不管遇到什麼情況，都要把善良作為生命之根，並以此來衡量世間百態。
第二，把創造當做文化的魂。這是針對當前風行的文化保守主義和復古主義而言的。沒有面向未來的創造，中華文化便沒有前途，我們的生命也沒有意義。這些年，文化的誤導、政治的需要、大學的風氣、民間的無知，造成了對古老話語和故事的盲目崇拜，這是中華文化面臨轉型和邁進時遇到的一個大泥潭。希望你們能夠看清這一點，快速地移身到創造者的立場上來。為此，你們要增強對傳統文化的解讀能力和評判能力，增強對一切創新信號、異態信號、陌生信號、後代信號的敏感能力和吸取能力，千萬不要成為裝模作樣的“偽古董”。更重要的是，你們雖然出身北大，我更希望你們不要滿足於成為文化的講述者和評論者，而應該力爭創造一點什麼，從事文學創作、推動創意產業都可以。
第三，把自己當做獨立的人。這就是說，不要盲從已有結論，不要盲從既定規範，不要盲從官方思維，不要盲從傳媒誤導，不要盲從眾口喧嘩，不要盲從多數意見。你們要知道，你們在大學裏的所學、所讀、所聽，絕大多數都是前人和別人的想法，整個兒是一個“異己的沼澤地”，明明已經被吞沒了還覺得“水草豐美”。只有獨立的人格，才有自由的思想。而一個人要喚醒並加固獨立的人格，實在是一件很艱難的事。但是，這件事一定要做，否則，只能使平庸的文壇更加平庸，使雜亂的精神更加雜亂。在當前，年輕人更需要從網民的情緒潮汐中自我解救，獨立寒秋，冷眼江湖，廁身人海，中流砥柱，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抓住那一點點獨立。平心而論，生於今日而求獨立，遠比老子、孔子、屈原、李白他們的獨立更困難，也更可貴。
這三句話，是我歷盡半輩子風霜的自處之道，自衛之道，敝帚自珍，且轉贈你們參考。人與人之間，生存環境可以千差萬別，但生命哲學卻處處相通。我與你們深談了整整一年，彼此的生命也有了關聯，因此臨別直言，如同家人。
最後順便說一句：你們今後無論在學習上還是在工作上遇到什麼麻煩，而又估計我能幫得上忙的，儘管來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