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課　九十年的塵埃

余秋雨：

講過了宋朝文化，我們又要為元朝拂去塵埃了。這是一個短暫的朝代，歷時八十九年，如果回溯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一起算，也就一百多年。這個朝代，歷來被看成是中原大地被北方鐵蹄踐踏的時代，因此也是一個暗無天日的時代。然而情況真是這樣嗎？

就像黑夜迷路時首先要尋找燈光一樣，我們要想不在歷史中迷失，也只能抬起頭來尋找亮點。那麼，在我們心目當中，元朝的亮點和暗點有哪些呢？

呂帆：

要說亮點，首先是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後輩建立了一個東到朝鮮半島，西到多瑙河沿岸，北到北冰洋以南，南到我們的南海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的締造者，自然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而在馬蹄聲聲、烽火瀰漫的征戰中，成吉思汗和他的後繼者們用了五十多年的時間，就滅了四十多個國家，征服了七百二十個民族。用時下很流行的網絡語言來說，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

周雙雙：

還有就是關於科學技術方面的亮點。比如天文學家郭守敬發明了新曆法，被後人稱為“授時歷”，他還算出了回歸年的時間，也比較科學；還有黃道婆，因為受到虐待她離家出走，到了海南島，被黎族婦女收留，學了先進的紡織技術，晚年回到自己的家鄉教給了鄉親，極大地推動了長江流域的紡織業。

羅璞：

但是元朝的民族壓迫政策是很嚴苛的，把人分為好幾等，最上等的是統治者蒙古人；第二等叫色目人，就是當時西域各色名目的人；漢族被分為兩個次等，一個叫漢人，另一個叫南人，也就是以前南宋政權統治下的漢人，地位都很低。還有，不得不提一下蒙古軍隊的殘暴，凡是抵抗元軍比較激烈的一些城池，攻陷后都被屠城，這在人類史上是殘暴的一筆。

余秋雨：

按照我們傳統的歷史教科書，宋元遞嬗之間有一些“必需情節”，例如陸秀夫背着小皇帝投海。但從更宏觀的世界史觀來看，當時更重要的“特殊情節”是發生在合川釣魚城的保衛戰。這場保衛戰是我家祖先余玠將軍定下的方略，因此請允許我多講幾句。這不完全出於私心，因為這場保衛戰改變了世界文明的格局，屬於大文化的範疇。

成吉思汗是一二二七年在六盤山去世的。按照他的部署，他的部隊先與宋朝聯手滅了金，然後再攻打宋朝。宋朝一敗塗地，卻在現在屬於重慶的合川釣魚城組織了一場頑強的抵抗，時間竟長達三十六年。

為什麼說這場抵抗改變了世界文明的格局？這需要打開更宏觀的歷史視野。當時，整個蒙古軍的大汗蒙哥正是攻打釣魚城的總指揮，因為攻下了釣魚城就能順利地控制長江流域，便於南下和東進。與此同時，蒙哥的弟弟旭烈兀繼承了成吉思汗浩浩蕩蕩的西征的步伐，把俄羅斯、伊朗、巴格達、敘利亞、波蘭、匈牙利都給佔領了，很快又打到奧地利，逼近威尼斯，馬鞭已經遙指埃及。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大汗蒙哥卻在釣魚城下被飛石擊中身亡。聽到這個消息，正在西征途中的旭烈兀立即掉轉馬頭東還，準備回來即位。結果，留下的少量軍隊已經很難繼續遠征，而東還的主力又發現即位的並不是旭烈兀，便滯留不前。蒙古帝國由此產生重大分裂，征服世界的宏圖再也無法實現。這樣一來，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特別是***文明、歐洲文明和埃及文明，免遭根本性的破壞。

把這次世界歷史的大轉折梳理一下，發現決定性關鍵就是釣魚城下蒙哥的死亡。這麼一想，釣魚城三十六年的保衛戰實在是作用巨大，即使放到人類文明史上，也不應該被忽視。

在這個過程中，蒙古軍隊本身的文化也發生了很大的轉型。釣魚城的受阻和自身的分裂，使蒙古軍隊中一位重要政治家的文化觀念受到加倍重視，他就是耶律楚材。

我們不妨記住這個名字，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很深刻的文化現象。在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上，他看上去很不穩定。他本是契丹人，遼國的皇家後裔，卻進入了金朝，後來又被蒙古人所吸納。在遼、金、蒙之間，他不斷轉換身份，但在文化身份上，他卻很堅定，那就是漢文化的痴迷者和弘揚者。他熱愛儒學和佛學，在跟隨成吉思汗的時候就在征途上一路講解，漸漸地改變了成吉思汗的思想；在輔佐忽必烈的時候，他更是制定了一系列維護漢文化的政策。因此，這是一個為歷史作出了文化選擇的大人物。

在這個意義上，我又把耶律楚材看作是頂級文化人。我認為，他的第一身份和最後身份，都是文化身份。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哪裏來的陌生人》，專講他的，大家有空可以找來一讀，在那本《尋覓中華》的書里。

元代在文化思維上的根本性轉型，是一件大事。接下來，我們才有理由來談一談元代的具體文化現象。首先我要問，在你們心目中，元代最主要的文化現象是什麼？

王安安：

元雜劇。這是中國戲劇史上的一個重要劇種，有里程碑的作用。在元雜劇之前，中國戲劇還沒有成熟。

余秋雨：

對，元雜劇。這是我的早期專業，我在二十幾年前就出版過《中國戲劇史》，裏面有很長篇幅論述元雜劇，我今天不能多講了，因為一講就有可能陷進去。但是考慮到中華文化的基元性組成，還需要從最粗淺的大輪廓上說幾句。

中華文化在具體的藝術項目上，產生得都比較完備，奇怪的是獨獨戲劇晚熟。早在兩千多年之前，與我們並駕齊驅的古印度和古希臘都有過輝煌的戲劇呈現，而且都已一一衰亡，但可憐我們中國，屈原沒有看過戲，陶淵明沒有看過戲，連李白、杜甫也沒有看過戲。中國的戲劇姍姍來遲，原因很複雜，我在《中國戲劇史》中專門作過詳細分析。

到了元代，我們卻終於擁有了它，而且擁有得非常富足。原因之一，是作為統治者的蒙古人多數還難於閱讀漢文化的多種典籍，因此舞台演出大為興盛；原因之二，儒家文化並不提倡戲劇扮演，而元代少數民族的統治衝破了這種規範；原因之三，元朝建立后曾一度廢止科舉制度，使一批文人不知何去何從，便進入民間娛樂場所從事創作，這使關漢卿、王實甫、紀君祥、馬致遠等優秀劇作家大批湧現。這一下，中國文化在戲劇上的一筆欠債，加倍地償還了。

戲劇的事，我只能說到這裏了。接下來我還想問一句：除元雜劇之外，你們還知道元代的其他藝術創造嗎？

王牧笛：

那幅有名的《富春山居圖》，應該也是元代的吧？

余秋雨：

對，元代。但在講這幅畫之前，還應該介紹一下繪畫史的背景。記得我們最早在談顧愷之的時候曾經約略說過幾句，中國繪畫在唐宋時期發展鼎盛，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都取得很高成就。但到元代，山水畫出現了重大動向：由寫實而偏向寫意，由“無我”而偏向“有我”，成了文人意態的自由抒發。因此，這種山水畫，也就成了更高層次的文人畫而入主畫壇。黃公望，就是這一趨向的中樞人物。他的代表作，正是你所說的《富春山居圖》。這幅畫描繪的是浙江富春江一帶的景色，為了感受畫中意境，我曾經特地到那一帶遊歷。前年一位台灣企業家還在那裏建造了一個名為“富春山居”的休閑度假村，整個意象便取自那幅畫。

說到《富春山居圖》，我不能不提一下它在後世遊盪的奇怪命運。這種奇怪，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傳承的神秘性、偶然性和悲劇性。

在黃公望身後，這幅畫先被畫家沈周收藏，多少年後又落到了董其昌的手裏。再經過多少年以後，又落到了江蘇宜興一個姓吳的人家。姓吳的收藏家太喜歡這幅畫了，以至他臨死的時候要求用這幅畫來殉葬，其實也就是在靈堂焚毀。正當家人把《富春山居圖》投進火盆的時候，他的侄子來了，一把搶出了《富春山居圖》。他覺得老人家已在彌留之際，什麼也看不清了，那就換另外一卷畫去殉葬吧。可惜搶出來的畫卷，中間一條已經被燒，於是這卷畫就一分為二變成了一長一短的兩幅畫。一百多年以後，乾隆皇帝得到了一幅《富春山居圖》，是長的那半幅，一看之下非常興奮，題了兩百多個字，說這幅畫如何如何好。過不多久，乾隆又得到一幅幾乎同樣的畫，其實這後到的一幅是真品，但是乾隆搞不清，於是那一真一贗兩幅畫就一起在宮裏藏着了。短的那半幅也經歷了複雜的流浪命運，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了上海的收藏家吳湖帆手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被浙江博物館收購。藏在清宮裏的那半幅，在解放戰爭後期被運去台灣，現藏於台灣的“故宮博物院”。

你看，一幅被火燒過的《富春山居圖》，一半在台灣，一半在浙江。這件事，至少說明了中國人在兵荒馬亂中對文化的虔誠。這些年我和一些朋友都在努力促成一件事，就是讓這兩幅畫能夠在同一個地方一起展出。這件事很快就能做成。

諸位也許有點奇怪，我怎麼會在一幅古畫的收藏過程中花費那麼多口舌。其實，我是看上了這件事情的象徵意義。我們現在自由享用着很多古代文化，並且還要傳給後代，看來是正常和必然的事情，然而事實並不是如此。一切文化要向後代傳遞，必然會遭遇一系列災禍，例如焚毀、割裂、假冒、錯判、誤鑒，等等。而且，越有價值的文化越會這樣，價值和毀滅全在一線之間。因此，永遠需要有一批人，成為文化的搶救者、尋訪者、守護者，忠心耿耿，甚至如痴如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