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猜測黃帝，就是猜測我們遙遠的自己。

其實，很早就有人在猜測了。

從藏書樓書架上取下寫於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說——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可見早在《淮南子》之前，人們不管說什麼事都喜歡扯上炎帝、黃帝了，好像不這麼扯就沒有辦法使那些事重要起來。這麼扯來扯去，炎帝和黃帝的故事就編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當然也越來越不可信。結果，到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時代，便出現了“愈古則材料愈多”的怪現象。

大家先是為了需要而猜測，很快把猜測當做了傳說，漸漸又把傳說當做了史實，越積越多。其中很多內容聽起來奇奇怪怪、荒誕不經，因此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這種情形直到今天我們還很容易體會。看看身邊，越是模糊的事情總是“故事”越多，越是過去的事情總是“細節”越全，越是虛假的事情總是“證據”越硬，情形可能有點類似。

司馬遷根據自己的鑒別標準對這些內容進行了比較嚴格的篩選，顯示了一個歷史學家的職守。但是，他的《史記》還是從黃帝開始的。他確認，不管怎麼說，黃帝是中國歷史的起點。

這事過了整整兩千年之後，被懷疑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批近代歷史學家，根據歐洲的實證主義史學觀，認為中國歷史應該從傳說中徹底解脫出來。他們把可信的歷史上限劃到東周，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他們認為在這之前的歷史是後人偽造的，甚至斷言司馬遷也參加了偽造。因此，他們得出結論：“東周以上無史”。按照這種主張，中國歷史的起點是公元前九世紀，離現在不到三千年。而黃帝的時代，雖然還無法作準確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總有四五千年了吧。這一來，中國的歷史被這股疑古思潮縮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體現了近代科學思維，顯然具有不小的進步意義。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國民間歷來喜歡把故事當做歷史的淺薄頑癖。但是，這畢竟是近代科學思維的初級形態，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無法處置那些屬於“集體無意識”的文化人類學課題，無法解讀神話傳說中所沉澱的群體密碼，無法闡釋混沌時代所蘊藏的神秘真實。這個問題，我在以後還會專門說一說。

其實十九世紀的西方考古學已經開始證明，很多遠古傳說極有可能掩埋着讓人們大吃一驚的史實。例如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HeinrichSchliemann）從一八七〇年開始對於特洛伊遺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對於邁錫尼遺址的挖掘，以及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斯（ArthurEvans）一九〇〇年對於克諾索斯王宮遺址的挖掘，都證明了《荷馬史詩》和其他遠古傳說並非虛構。

就在伊文斯在希臘克里特島上發掘克諾索斯王宮的同時，中國發現了甲骨文，有力地證明商代存在的真實性。這就把疑古的學者們所定的中國歷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紀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紀。有些疑古學者步步為營，說“那麼，公元前十四世紀之前的歷史是偽造的”。其實，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還可以從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書樓的古代典籍和現代書刊被我反覆地翻來翻去，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產生的更早一點時間，學術文化界還出現過“華夏文明外來說”。先是一些西方學者根據他們對人類文明淵源的強烈好奇，依據某些相似的細節，大膽地拉線搭橋，判斷華夏文明來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東南亞、巴比倫。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巴比倫，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確實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從那裏找到了淵源，有的學者已經斷言那是“人類文明唯一的起點”。那麼，華夏文明為什麼不是呢？

連中國一些很著名的學者也被這種思潮裹卷，而且又從中國古籍中提供一些“證據”。例如蔣觀雲、劉師培、黃節、丁謙等都是。當時的一份《國粹學報》就發表過好幾篇這樣的文章。讓我驚訝的是，大學問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種姓篇》中贊成了外來說。

設想都非常開放，理由都有點勉強，往往是從一些古代中外名詞在讀音上的某些相近來作出大膽的推斷。例如章太炎認為中國的“葛天”，很可能是“加爾特亞”的轉音；黃節認為中國的“盤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轉音；劉師培認為中國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轉音。在這件事情上做得比較過分的是丁謙，他斷言華夏文明早期創造的一切，巴比倫文明都已經有了，包括天文、曆法、數學、井田制、服飾、器用都來自那裏。連文字也是，因為據說八卦圖像與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有點相似。有的學者甚至憑着想像把巴比倫文明傳入華夏大地的路線圖都畫出來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間還發生爭論，就像兩個睡在同一個屋子裏的人用夢話爭吵了起來。例如丁謙認為，把巴比倫文明傳入中國的帶頭人是盤古，而章鴻釗則認為是黃帝。理由之一是，莊子說過黃帝登崑崙之上，而昆崙山正好是巴比倫文明傳入中國的必經中介。

不應該責怪這些學者“數典忘祖”。他們突然受到世界宏觀思維的激勵，試圖突破千年傳統觀念探索華夏文明的異域源頭，這並不影響他們對華夏文明的熱愛。他們中有的人還是傑出的愛國人士。但是毫無疑問，他們的論述暴露了中國傳統學術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嚴重缺乏實證材料，卻又好作斷語。即便有一點“實證”，也是從文本到文本的跳躍式比照，頗多牽強附會。若要排除這種牽強附會，必須有一種“證偽”機制，即按照幾個基本程序證明偽之為偽，然後方知真之為真。這些斷言華夏文明來自巴比倫的學者，在自己的思維中從來就缺少這種逆向的證偽習慣，因此聽到風就是雨了，而且是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學家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實物證據，不斷地證明着這片土地上文明發生的獨立根脈。我還朦朧記得，好像是地質學家翁文灝吧，發表文章闡述遠古大洪水所沉積的黃土與大量舊石器時代文物的關係，證明黃河流域也有過舊石器時代，與西方的舊石器時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書樓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標題，現在記不起來了。

有過了“疑古”、“外來”這兩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們就可以重新檢視史料記載，對黃帝時代作出比較平穩的猜測了。

看管半山藏書樓的老大爺已經連續問了我三次：“這麼艱深的古書，這麼枯燥的雜誌，你那麼年輕，怎麼有耐心幾個月幾個月地看下去？”

前兩次我只是笑笑，等到問第三次時，我做了回答。

我說：“大爺，只要找到一個有意義的大疑問，看古往今來的相關爭論，然後加入自己的判斷和猜測，這就像看一場長長的球賽，看着看着自己也下場了，非常有趣。”

其實，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學術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