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後來，掌權的極左派上層因內訌而受挫，一場由**中“開明派”領導人發起的文化搶救行動，把我也“搶救”了。我泥跡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復教學、編寫教材、編撰詞典的繁忙中，並開始知道文化是什麼。再後來，當極左派又把這場文化搶救運動稱之為“右傾翻案風”要進行反擊的時候，我就潛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開始了對中華經典的系統研讀。由此一發不可收，直到後來獨自去尋覓祖先留在書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訪與祖先同齡的異國老者們的遠方故宅，走得很遠很遠。

終於，我觸摸到了中華大家庭的很多秘密，遠比想像的精彩。

這當然不能由自己獨享，我決定把自己閱讀和旅行的感受寫成文章，告訴同胞，因為他們都為中華文化承擔過悲歡榮辱。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很難，因為世界上華人讀者的數量太大、支脈太多。為此我不得不暫時遠離早就形成的學術癖好，用最感性的“宏偉敘事”來與廣大讀者對話，建構一種雙向交流的大文學。

我的這個試驗，受到了海內外華人讀者的歡迎。

受歡迎的熱烈程度讓我驚訝，我詢問白先勇先生是怎麼回事。他說，你碰到了中華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種文化DNA，融化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大家讀你的書，也就是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