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法國古典主義時期的其他戲劇理論

以上所述沙坡蘭、高乃依、莫里哀、布瓦洛四家，體現了法國古典主義時期戲劇理論的主要面貌。此外當時還有一些人零零落落地發表過一些戲劇主張，也需要順便提一提。

奧吉爾（？—1670），一個從事宗教事業的作家，於一六〇八年為塞蘭德的劇本《推羅和西頓》寫了一篇序。他不是戲劇作家和戲劇評論家，但他在這篇序文中卻態度鮮明地論述了戲劇在借鑒古典作品時不應亦步亦趨的問題，以一個旁觀者的清醒頭腦看到了清規戒律的害處。他以自己所序的劇本為話頭，指出：這個劇本在維護古代規則的人看來是突破了時間限制的，因為劇情沒有濃縮在一天之內，但事實上這裏的劇情不可能在一天之中發生。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古人自己是犯了錯誤的，他們一方面為了增加觀眾的快感要求情節的多樣化，另一方面又強迫把所有的情節局限在短短的一天之內發生，這兩方面顯然抵牾。於是，他們採用了拙劣的手法，只好讓人物突然出現，甚至藉助於降神的手法來解決短期內解決不了的問題。為了硬讓舞台上的事局限於一天，古人往往還用“報信人”來敘述往事，又讓他說說眼前事件的意義，但是以敘述代替舞台上的戲劇行動，仍然與他們自己論述過的戲劇的特徵相矛盾。古人這樣生硬地限制時間有他們的理由，因為戲劇常在宗教儀式中演出，要受到宗教儀式的時間限制，或者是在戲劇比賽中為了遵循裁判員所規定的統一標準；即便如此，他們也並未始終遵守一天的限制，有的還用了兩天，我們又何苦倒去死死地就範呢？更何況，我們與古希臘、古羅馬之間除了時代差別外還有民族差別。雖然真理只有一個，誰也不能違背，但是在有關娛樂的事情上，不必嚴守清規戒律，不同的民族可以有不同的愛好。法國人與希臘人不同，沒有耐心，歡喜新奇和變化，受不了希臘悲劇的沉悶。希臘戲劇家是在彼時彼地為希臘人效力的，法國戲劇家應該有選擇地吸取在此時此地對自己民族適用的東西，為什麼要那樣兢兢業業地去盲目摹仿呢？

此外，奧吉爾還推崇過理性，提倡過意大利的悲喜劇。當時作為一個戲劇愛好者，他的意見未能受到重視和傳揚。

奧比納克修道院長（1604年—1676年），原名赫德林，曾任黎塞留的一個公爵侄子的教師，因此黎塞留就把奧比納克修道院撥給了他。他著作很多，當時的名聲也很大。寫於一六五七年的《完整的戲劇藝術》是他對戲劇理論的貢獻。首先，他是一個古代戲劇法則的維護者。在《完整的戲劇藝術》的第四章，他曾回答了古代法則反對者們提出的幾個問題。提問者認為我們不能根據古代範例，而應根據理性來制定法則，奧比納克指出了這兩者的統一性，認為戲劇法則不是根據古代權威，而確實是根據理性制定的，但古人的藝術很合乎法則；提問者不同意，說古人自己是常常違反法則的，奧比納克回答說，這種事情並不多，無論古人今人，違反法則都不能原諒；提問者更不同意了，說事實證明，法國演出古典劇本時效果不好，奧比納克解釋說，那是因為觀眾對主題不熟悉，或者是因為翻譯得不忠實；提問者又從另一個角度指出：與法則不合的劇本為什麼演出時反而大受歡迎呢？奧比納克回答說，人家歡迎的是其中合乎法則的部分，而不是歡迎全部；提問者根據自己的創作體會指出：如果我們嚴守這些法則，我們勢必要把那些發生在不同地點和時間的真實故事弄得美感大損，奧比納克教訓道：這一點真是太滑稽了，法則並不拒絕任何故事情節，而只是幫助我們把它們處理得與特定的行動、時地相適合，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幫助我們把它們處理得“應當如此”，摒棄所有不合適的東西。奧比納克的這些意見好象正恰與奧吉爾等人的比較通達的意見針鋒相對，明顯地展示了他對古典主義的虔誠皈依。他的回答每每帶有詭辯的色彩，說服力不強。

奧比納克戲劇理論中較好的部分是他對戲劇如何合乎舞台要求的論述。這雖然是戲劇最起碼的要求，在他之前也有多人論及，但對一個如此正宗的古典主義者來說，能從一大堆法則和藻飾中把目光移注於此，也不容易。他指出，劇本不能只供閱讀，而必須付諸演出，不能在觀眾那裏通過的劇本決不是什麼成功之作。對於這一點，他沒有停留在泛泛之論上，而是結合劇本創作實際，研究了適應舞台的問題。他說：不是任何故事情節都能在舞台上受歡迎，因為往往其中最美的部分全靠在劇場裏不可缺少的某種環境。因此在選擇劇作主題題材時必須看它是否能充分發揮以下三項中的任何一項：高尚的激情，悅人的故事，不平常的舞台場面。最好是三者並舉，配合適度。劇本的主題要傳達給觀眾，應該化一般為特殊，化語言為行動。免不了的語言則要簡短，採取比喻、問答和冷嘲之類的特殊方式。要使一個真實的故事變得適合於舞台，不僅要在它發生的時間和環境上作一些集中和改變，而且還必須根據適度、可信、可悅的原則把故事的主要事件本身也作一番改造，使舞台上表演出來的不是已發生的事而是應該如此的事。

這些意見都談得不錯，遺憾的是，奧比納克自己寫出來的劇本卻很糟糕。這當然不能不影響他的理論威信，但理論和創作畢竟不是一回事，未必就要一損俱損。劇本創作遠遠超過他的高乃依和拉辛對他仍不乏敬佩之情，拉辛研讀《完整的戲劇藝術》時所作的批註，人們今天還能看到。那就讓我們緊接着談談拉辛吧。

拉辛（1639—1699），法國古典主義時期的大劇作家，在戲劇史中應該佔據一個很大的篇幅；對於戲劇理論領域，他卻只是因為給自己劇本寫序言才稍有涉足。他是一個財務官員的兒子，自幼成為孤兒，但在外祖母撫養下受到良好教育。他最早的作品是一首祝賀路易十四婚姻的頌詩，受到讚賞，一六六七年以悲劇《安德洛瑪克》成名劇壇，此後又寫了《費德爾》、《布里塔尼居斯》、《愛絲苔爾》、《阿塔莉》等劇本。自從一六七七年被路易十四任命為史官后長期生活在國王近旁，多次隨駕出征，任過國王侍臣和私人秘書，直到晚年才與國王疏遠。他的劇作，歷來被稱為最地道的古典主義代表作。

拉辛一六六八年在給自己的劇作《安德洛瑪克》寫初序時指出，有人要求把古代英雄加以改造，成為完人的楷模，但我們不能改動戲劇法則，亞里斯多德和賀拉斯都沒有要我們把英雄寫成完人，相反要求我們把英雄寫成站在兩個極端之間的人；

拉辛一六七〇年在給自己的劇作《布里塔尼居斯》寫初序時指出，未到劇終就讓觀眾知道人物最後遭遇的劇本，不能算是完整的劇本。劇本應該嚴守簡單的結構和劇情，依憑着發生在一天之內的行動，逐步向前發展而至結局，這個行動應該完全依靠人物的利害關係、感情和情緒來支撐；

拉辛一六七四年在給自己的劇作《貝雷尼斯》寫序言時指出，簡單是古人最欽佩的法則。簡單為的是達到舞台上的真實感，一味想堆砌大量的情節只是天才的貧乏。天才的劇作家要善於在結構簡單的五幕劇中通過感情的力量、美麗的意境、宏偉的手法，使觀眾發生興趣。戲劇的首要法則是給人愉快，使人感動，其他法則僅僅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一出能感動觀眾、使觀眾愉快的戲，不可能完全與法則相背悖；

拉辛一六七七年在給自己的劇作《費德爾》寫序言時指出，劇作家的劇本，和哲學家的學院一樣，是真正的道德學校。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效法古人。

拉辛的這些意見看起來比較零碎一些，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兩個特點：一是很忠實地宣傳着古典主義的理論主張，二是這種宣傳與自己豐富的創作實踐聯繫在一起，顯得切實中肯。從他的論述中也很難發現類似於莫里哀和高乃依的勉強口氣和矛盾心理，一切法則不僅天經地義，而且得心應手。同時，我們也可找見拉辛與沙坡蘭、布瓦洛、奧比納克等人的重大區別，他的意見絕沒有象他們的那些高論那樣令人厭倦。拉辛儘力挖掘出了法則中的合理部分，使其不與藝術表現發生太大的矛盾，因此他的劇作堪稱佳作，他的劇論也顯得比較得體；那些理論家以推行法則為主要職責，古典主義法則的專橫不合理之處也就袒裼裸裎，要他們寫劇本，很少有成功的。

聖埃佛爾蒙（1610—1703）是當時一個寫了不少文藝著述的軍人，他自二十年代末入伍后從軍達二十年，后流寓國外，死於倫敦。由於他經歷豐富，見識廣博，后又離鄉去國，對當時法國文藝理論領域的問題認識得比較清醒。他曾為受壓抑的高乃依辯護，後來又在“古今之爭”中站在革新派一邊。對於詩歌問題他曾發表過“荷馬的詩歌永遠是傑作，但不會總是楷模”，“如果荷馬活在今天，他也會寫出適應他所描繪的時代的絕妙好詩來”（《論古人詩歌》）等著名論斷，在社會上影響很大。對於戲劇，他在《論古代和現代悲劇》（一六七二年）等論文中也申述了與詩歌相類似的意見。他說：應該承認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是一部傑出的著作，但其中並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沒有可供一切民族在一切時代都尊奉的永恆法則。高乃依為戲劇所創造的美好東西，亞里斯多德就想像不到。亞里斯多德之後，一切事物曾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例如，我們要表演合乎自然的東西，也表演非常的東西，但不願表演神聖的東西，即使寫英雄也以人力所能及為限，因為英雄人物的偉大是屬於人類的，而不是屬於天神的。由此可見我們今天信奉的宗教精神就與古代悲劇的精神大不相同；又如在亞里斯多德所論述的悲劇靠恐懼和憐憫使感情得到凈化的問題上，我們顯然也不同了，“凈化”究竟是指什麼？把我們的心靈打碎之後又去重新塑造豈非滑稽？把我們的心靈震撼一通竟然是為了再使它安靜豈非滑稽？這樣的悲劇一演出，一千個觀眾中至多只會有六個哲學家看了之後去自我反省，其他觀眾則被搞得昏頭昏腦。我們今天的恐懼不帶迷信，是擔憂古人、同情別人，不會使自己喪失勇氣；我們今天的憐憫則是從仁慈和人道出發關切劇中我們崇敬的人。總之，我們擺脫了古人的迷信，自由自在地表達自己對善惡的態度，促使它們獲得該有的報應，並使這種感情在劇場中得到渲泄、發生感應，這是我們比古人更為有利的地方。

聖埃佛爾蒙對於戲劇發表過多方面的意見，但就從以上介紹的這些觀點，人們已可看出他確實不失為一位目光向前、很講道理的學者。後代學人常常稱道他在文藝批評和文藝論爭中不為偏見所囿的公正態度，這是不錯的。在一場規模龐大、涉人不少的學術紛爭或藝術角逐中，態度最科學的往往未必是那幾個眾所矚目的中心人物。很可能有這樣的人，他聲音不高，地位不顯，又不置身漩渦中心，但他的侃侃之論卻比那些慷慨言詞更為入耳，只不過沒有造成更大的影響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