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不可思議的回憶
一
讀者眼前的這部書，已經在我書架上放了整整三十年。這是我最早出版的一部學術著作，曾經轟動一時。長期以來，很多出版社在不斷力爭再版，我都沒有同意。理由只有一條，它實在太厚了，整整六十八萬字，一定會把信任我的讀者壓得喘不過氣來。一直企盼能抽出一段較長的時間，由我自己大刪一遍。但是，怎麼也抽不出這麼一段時間。
我說它“曾經轟動一時”，倒是一點也沒有誇張。它出版於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二年，就獲得了“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這個獎，在當時非常珍貴，因為時間包括整個二十世紀，而獲獎者名額很少。就在當時，獲獎者中一半人，也已經去世。我在《欠君三拜》一文中回憶了當年與章培恆教授一起到北京領獎的情景。當時活着的幾個獲獎者，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在世上了。
我的這部書，初版名為《戲劇理論史稿》，被很多大學作為教材使用，其中包括台灣、**和新加坡的一些大學。在使用十年之後，一九九二年，又獲得國家***頒的“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這也不容易，因為那次獲一等獎的，全國一共只有兩本書。
除了獲獎，更讓我感動的，是當時文化界對它的歡迎程度。那個時候，中國還找不到複印機，因此不少人就一頁頁抄寫，花幾個月時間訂成厚厚一本。這樣的抄本，我本人至少見過三份。更有戲劇、電影界的同行到處以高價搜購，發生了很多現在想來簡直不可思議的故事。那時，全國剛剛開放，上上下下對世界文化有一種饑渴。
不管怎麼說，這些都已經是遙遠的往事。我想，世事匆匆，老書就讓它自然枯萎吧。後來，連我自己也就真的忘記了這部書。
沒想到，半年前，我的幾個學生告訴我，兩位當今著名的編劇，先後在網絡上說，對他們的專業幫助最大的，居然是這部書。於是，很多網友開始詢問和尋找。也有一些問到我這裏的，但我三十年來一直只藏下了一本，送出去就沒有了。
這就又一次產生了再版的念頭。
二
這部書按照歷史順序，通述了全世界各國重要的戲劇學，規模不小。按照今天的閱讀習慣，它實在太厚了，必須大刪。但是，如果大刪，該刪哪個國家呢？
比較再三，決定刪中國。
這可能會使很多朋友驚訝，但我的理由也很充分，有三條。
第一，要大刪，應該刪去較多的篇幅。相比之下，哪一個國家的篇幅都不如中國多。原書寫到的中國戲劇學，其中代表性的著名人物，就有湯顯祖、沈璟、王驥德、李漁、王國維、梅蘭芳等等，每人都以專門章節詳細論述，篇幅很大。如果把他們一起刪除，這本書就會明顯地“瘦身”、“輕裝”了。
第二，從廣大讀者和歷屆學生的反映看，全書讓他們比較頭痛的，居然是中國部分。理由很奇怪，竟然是“語言不暢”。寫到自己國家的事，反倒“不暢”了，這是怎麼回事？原來，外國那麼多典籍，進入本書已被翻譯，而且是翻譯成了今天通用的白話漢語。但是，在引用中國古人古語的時候，當然還必須保留原文，而原文是文言文。我在論述這些古文時會做一些解釋，但解釋畢竟不是翻譯。讀者中自然也有一些人能夠讀懂文言文，但兩種語文風格擠在一起，一明一晦、一通一奧，文言文顯然吃虧了。跟着吃虧的，還有湯顯祖、沈璟、王驥德這些老人家。因此，還是不妨請他們暫時離開，且讓世界各國的同行們熱鬧下去吧。
第三，這次刪去的中國戲劇學部分，已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有不少表述，讀者不難找到。例如，《中國戲劇史》、《崑曲史述》以及我為《閑情偶寄》寫的序言，等等。而且，以後有空，我也可以把這次刪去的部分另出一書。
那麼，留下的只是對書名的顧慮了：刪掉了中國部分，怎麼還叫《世界戲劇學》呢？
我的回答是：“世界”一詞，有“全稱”和“不全稱”兩義。在中國的大學中，並列着“中國文學”、“世界文學”、“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等兄弟專業，其中的“世界”就不包括中國。我們平常所說的“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這裏的“世界”，也是特指中國之外的遼闊空間。因此，這部匯總了古希臘、古羅馬、印度、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英國、德國、法國、俄國、美國、瑞士、比利時等十餘個國家戲劇學精粹的著作，名之為《世界戲劇學》，並無不妥。
三
重新刪閱這部書，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嚇着了。
我不想藉此表達什麼自傲、自雄、自得，而只想驚嘆一種生命的奇迹。
生命的奇迹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誰也不必過於謙虛，因為生命並不只是屬於自己。
我前面說了，這部書上印着的出版時間，是一九八三年五月。這個時間很值得玩味。浩劫方過，百廢待興，步履維艱，顧慮重重。一家地方出版社拿到這麼一大堆文稿，真不知該怎麼面對。按當時的運作效率，必然會耗費很長時間。而且，每一步的耗費都有充分理由，例如，當時我才三十多歲，以前並沒有發表過學術成果，出版社怎麼敢於為這麼一個毫無把握的年輕人接下如此大的一副重擔？而且，初翻目錄就看到，這部書的內容，絕大多數屬於當時極為警惕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審查的難度可想而知。因此，這部書在問世之前至少要在多個環節間廝磨、輾轉好幾年。
這麼一算，倒推回去，這部問世於一九八三年春天的書稿，送到出版社的時間，再晚也不會晚於一九八〇年。這也就是說，離否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很近。
在剛剛否定“**”的時候就送過去了，那麼，這部書的主體工程，只能完成於災難歲月。
這個災難歲月對我來說更是觸目驚心，因為父親被關押、叔叔被害死，全家衣食無着。
如果進一步，把這部書的內容與災難歲月作一個對比，那就更會發現，裏邊包含着一種今天的年輕人難以想像的大膽。
因為那場災難，從開始到結束，都與“戲劇”密切相關。從歷史劇《海瑞罷官》到八個“革命樣板戲”，很多人的死亡和受難，只是因為說了幾句與“戲劇”相關的話。有時，僅僅一句半句最平常的戲劇評論，就身陷囹圄，或命喪黃泉。而我，居然在彙集全世界的戲劇學，這實在是不要命的事情了。但是，我也就此證明，人類的極端性恐嚇，有可能帶來極端性勇氣。
六十八萬字的書稿，幾乎每一頁都與當時身邊的極左言論背道而馳。我寫的時候，並不是在批駁那些言論，如果這樣，反倒抬舉那些言論了。我自命的任務，是徹底鄙視它們，視它們為無物，判它們為無知。
我寫這部書的時候，當然沒想到出版，因為我無法想像災難的結束。
我只希望，寫完，厚厚幾疊，用油布包起來，用麻繩紮起來，找一個無月的深夜，爬着竹梯塞在屋樑上面。不知今後哪個年月，讓後人偶爾發現。
正因為這樣，當災難出乎意料地過去，我和章培恆教授等人獲得“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的時候，現場瀰漫著一種剛剛從生死火線返回的英雄氣氛。
記得大家都不怎麼講話，只看着那些低聲抽泣的早已離世的獲獎者家屬。大家選舉我代表所有的獲獎者發言，我分明記得，北京的那個冬天，冷得清奇蝕骨。
在嚴寒中，我看着台下那幾個還活着的獲獎者，他們都抖抖索索，毫無壯士氣息。我想，中國總是如此，最後守在城頭寧死不屈的，歷來是幾個面無表情、體格瘦弱的文人。彪悍之士，不知躲到哪裏去了。
多少年後，當災難已被徹底淡忘，彪悍之士終於出現了。他們天天展現着激烈的扮演，響亮的嗓門，受到無知年輕人的追捧。
但是，一些陳舊的書稿提醒年輕人，在歷史的泥路邊，除了扮演和嗓門之外，還有一些隱隱約約的文弱身影。
四
我被四十年前的自己嚇着，更因為一系列技術性的原因。
翻翻這部書，讀者難免會產生疑問：全世界兩千多年來的戲劇學經典，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多少翻譯成了中文，那麼，在那個荒涼的年代，究竟是怎麼收集、怎麼翻譯的？
記得這本書剛剛出版一年，復旦大學的著名英語專家陸谷孫教授就帶領着加拿大的一名華裔戲劇教授來找我。這位加拿大教授盯着我說：“為找您，我飛了半個地球。只想問您，怎麼會做到這麼齊全？”
新加坡首席國家級戲劇家郭寶昆先生對我說：“我到美國和**的幾個圖書館都去查對了，全世界主要的戲劇學著作，您都沒有遺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總是笑笑，不作回答。因為，太難回答。
從事學術研究的朋友都知道，這樣一部著作的成敗關鍵，在於選擇。在全世界，為什麼只選這十三個國家？那就必須接觸更多國家的資料。在這些入選的國家中，為什麼只選了幾位戲劇家，而不是其他幾位？對於每一位戲劇學家，在他們一輩子的無數言論中，為什麼只選了這幾個觀點？……
總之，這部《世界戲劇學》的背景資料和備選資料，應該是寫出來的好幾倍。
這麼大規模的工作，即使在今天，申請為一個資金充裕的國家項目，又有各種語言背景的工作團隊，也未必做得起來。而我一個人，在造反派暴徒、極左派打手、大批判鬥士的環視下，居然像“螞蟻啃骨頭”一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做到了。
首先要感念的，是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的外文書庫，那是我的資料基地。說起來，在“**”災難前，北京人民出版社也曾出過《古典文藝理論譯叢》，質量很好，對我極有幫助，本書也採用了其中不少譯文，可惜內容零敲碎打，諸藝混雜，不成系統。但在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的外文書庫里，戲劇的主題非常明晰，而且由於老一代教育家的幾十年搜集，達到了“專業性齊備”的標準。但這些書，我們的學術前輩幾乎都沒有系統讀過，只是靜靜地存在那裏，等待着閱讀者。“**”災難開始時，圖書館被造反派們查封，我們很快也被發配到外地農場勞動去了。直到一九七一年周恩來總理主持教育恢復工作，我們才有機會回上海參加教材編寫，可以進圖書館了。
值得慶幸的是，當時身邊的極左派打手和大批判鬥士，都不懂外文。圖書館管理員中，原來有幾個懂，都已年老退休，那時也沒有人懂了。其中有一個叫蔡祥明的先生，農村來的，文化程度不高，卻喜歡書，也算是我的朋友。他只要見到我，就把外文書庫的門輕輕打開，再送進來一條小木凳，供我在書架前爬上爬下找書。我進門后，他會快速把外文書庫的門關上，讓我一個人在裏邊，不要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當然也會遇到外語上的障礙，那就不能不感念孫珏老師了。孫珏老師是我讀中學時的英語老師，我在《文化苦旅》裏曾寫到他，被台灣的著名出版家肖孟能先生看到了。肖先生對我說，孫珏老師是他大學裏的同學，英語極好，奇怪怎麼只做個中學老師。我說，他在抗日戰爭時曾進入過一個美軍翻譯機構，而這個機構是蔣介石親自挂名領導的。一九四九年之後，孫老師在填寫履歷表的“證明人”一欄時，在這段履歷上竟填了蔣的名字，那當然就出了問題。能教中學，還算好的。
他的“落難”，給我帶來了方便。我在外文書庫研讀各國戲劇學資料時，凡是碰到需要自己翻譯又吃不準的地方，就去請教他。記得有一次在上海靜安寺的二十一路電車上與他巧遇，我樂不可支，連忙從口袋裏取出半頁紙，上面抄着一段正在翻譯的論文，請他指正。我本想過兩天到他家去聽回答，沒想到他一見英文就興奮，竟在擁擠的電車裏讀了出來。我連忙環顧四周，因為按照當時的社會政治氣氛，這太像兩個“美國特務”在接頭了。
另一位需要特別感念的人，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擔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的丁景唐先生。他德高望重，突然聽手下的編輯說，有這麼一部稿子，便要來翻閱了一遍。他居然一點兒也不在乎書的篇幅太大、我的年齡太輕、宣揚西方太多，簽名同意出版。這在當時，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可思議。
……
感念這個人，感念那個人。不管怎麼說，這項工程總算完成了。
沒有想到，此書出版至今三十年，又出現了一個漫長的“不可思議”。
記得我在兩度領獎的時候，都斷定它很快就會被同類新書追趕、超越、替代。但是，三十年過去，這種情況沒有發生。
不僅沒有出現“同類新書”，而且，連我寫到的那些經典，知道的人也越來越少，包括很多從事電影、電視、戲劇的專業人員。偶然也會在傳媒間看到一些藝術爭論，似乎很激烈，卻是前人早在幾百年前就已經完滿解決了的，而且解決的等級遠遠高於今天的爭論。但大家都不知道，好像世界剛剛誕生，歷史剛剛開始。
這種狀況，比我們的年代，顯得更加漠然無知。
漸漸我明白了，人文領域的創造，其實與條件無關。古往今來，都是如此。不錯，我寫這部書的條件，確實非常惡劣。但是，作為一個當事人，我有資格在四十年之後告訴大家，當時也有一些優勢是現在所不具備的。例如——
第一，心無旁騖的充裕時間；
第二，無視生死的勇敢勁頭；
第三，毫無名利的純凈心態。
這是一種不羼雜質的專註。寫每一句，都不想立即讓別人知道，只在內心作着藝術裁斷和理論選擇。
現在還能回想起不少當時的片斷畫面：
聽說復旦大學圖書館裏可能有某本書，立即背一個包，換三次車，走一段路，然後在宿舍樓下呼喊一個“朋友的朋友”的名字，請他幫忙……
再過一個星期，坐火車到南京，除了找書，還找兩位老人……
從南京老人那裏知道，上海的一個弄堂里，住着一位早年的法國留學生……
早年的法國留學生又神秘地提示，最重要的幾份德文資料，在同濟大學圖書館。而能夠真正讀解這些資料的人，卻在上海外語學院……
五
為《世界戲劇學》寫新版序言，竟然引出那麼多回憶，這是事先沒有想到的。我不知道，世上還有哪一部學術著作也能寫出這樣奇怪的序言？
讀了我的序言，有些讀者也許會對這部書投以不信任的目光。但是我要告訴他們，幾十年的歷史證明，這書是可以信任的。繼續做教材，也還稱當。
我更要告訴讀者的是，這本書雖然標着“戲劇學”的書名，但內容卻廣及整個藝術、整個美學。
原因是，世界各國的智者們在很長時間內，把戲劇當作“最高藝術”來論述。因此，他們的其他藝術觀念也都彙集到了戲劇學。隨之而來，更多與戲劇關係不大的哲學家、宗教家、政論家、法學家也都擠到這裏來高談闊論，精彩勃發。因此，如果把這部《世界戲劇學》的書名，改為《世界經典藝術學》，或《世界感性美學》，也未嘗不可。
以我自己為例，我寫作此書那麼多年，獲得的精神成果就遠遠超齣戲劇專業，使自己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從那個時候起到現在，我被廣泛認知的身份是中華文化的闡釋者，但是在我的精神基座上，卻牢牢地烙刻着亞里士多德、狄德羅、萊辛、歌德、黑格爾、席勒、雨果、尼采。這些大名，都與這部書有關。從這個精神基座出發，通達對我更重要的康德、榮格、羅素、薩特，也不難了。
一個人，如果能夠儘早獲得全人類最高星座的審美默契，然後返視自己立足的土地，投入全新的創造，那就是真正的生命尊嚴。
二〇一三年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