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故事壓縮在泥土層的尺寸之間

古代燒制瓷器的瓷窯大多沒在僻靜的遠山，以得柴火之近便。

從日本回來后，我一直期待着一次故鄉之行。對於一個好不容易修補起來了的家鄉，我不應該繼續躲避。正好餘姚市**聘請我擔任文化顧問，我就在今年秋天回去了一次。一直好心陪着我的餘姚鄉土文化研究者姚業鑫先生執意要我在進餘姚城之前先去看看河姆渡博物館。博物館館長邵九華先生為了等我，前一夜沒有回家，在館中過夜。兩位學者用餘姚話給我詳細介紹了河姆渡的出土文物，那一些是足夠寫幾篇大文章的，留待以後吧。我在參觀中最驚訝的發現是，這兒，7000年前，人們已經有木構建築，已經在摘食楊梅，已經在種植稻穀，已經在燒制炊具，甚至在陶甑所盛的香噴噴白米飯上已經有可能也蓋着一層霉乾菜！有的學者根據一個陶碗上所刻的馴良的野豬圖形，判斷當時的河姆渡人不僅燒食豬肉，而且極有可能正是由霉乾菜燒成。

難道故鄉的生態模式，早在7000年前就已經大致形成？如此說來，7000年過得何其迅速又何其緩慢。

我在河姆渡遺址上慢慢地徘徊。在這塊小小的空間裏，漫長的時間壓縮在一起，把洋洋洒洒永遠說不完道不盡的歷史故事壓縮在泥土層的尺寸之間。我想，文明的人類總是熱衷於考古，就是想把壓縮在泥土裏的歷史搜尋出來，舒展開來，窺探自己先輩的種種真相。那麼，考古也就是回鄉，也就是探家。探視地面上的家鄉往往會有歲月的唏噓、難言的失落，使無數遊子欲往而退；探視地底下的家鄉就沒有那麼多心理障礙了，整個兒洋溢着歷史的詩情、想像的愉悅。我把這個意思說給了陪着我的兩位專家聽，他們點頭，但轉而又說，探視地底下的家鄉也不輕鬆。

我終於約略明白了他們的意思。就在我們腳下，當一批批7000年前的陶器、木器、骨器大量出土，引起人們對河姆渡的先人熱烈歡呼的時候，考古學者在陶釜和陶罐里發現了煮食人肉的證據，而且，煮食的是嬰兒。多麼不希望是這樣，他們鄭重地請來了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教授。老教授親自鑒定後作出了確證無疑的結論。此外，又挖掘出了很多無頭的骨架，證明這裏盛行過可以稱為“獵首”的殺人祭奠儀式。當然這一切絕不僅僅發現在河姆渡遺址中，但這兒的發現畢竟說明，使故鄉名聲大震的悠久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無法掩飾的蒙昧和野蠻。

河姆渡遺址出土的斧柄等木質構件。

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朝陽”象牙雕刻蝶形器。

可以為祖先諱，可以為故鄉諱，但諱來諱去只是一種虛假的安慰。遠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聲咆哮：兒孫們，讓我真實，讓我自在，千萬別為我裝扮！於是，遠年的榮耀負載出遠年的惡濁，精美的陶器貯存着怵目的殘忍。我站在這塊土地上離祖先如此逼近，似乎伸手便能攙扶他們，但我又立即跳開了，帶着恐懼和陌生。

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指出，蒙昧——野蠻——文明這三個段落，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普遍階梯。文明是對蒙昧和野蠻的擺脫，人類發展的大過程如此，每個歷史階段的小過程也是如此。王陽明他們的產生，也同樣是為了擺脫蒙昧和野蠻吧，擺脫種種變相的食人和獵首。直到今天，我們大概還躲不開與蒙昧和野蠻的周旋，因此文明永遠顯得如此珍貴。蒙昧和野蠻並不是一回事，蒙昧往往有樸實的外表，野蠻常常有勇敢的假相。從歷史眼光來看，野蠻是人們逃開蒙昧的必由階段，相對於蒙昧是一種進步；但是，野蠻又絕不願意就範於文明，它會回過身去與蒙昧結盟，一起來對抗文明。結果，一切文明都會遇到兩種對手的圍攻：外表樸實的對手和外表勇敢的對手，前者是無知到無可理喻，後者是強蠻到無可理喻。更麻煩的是，這些對手很可能與已有的文明成果混成一體，甚至還會悄悄地潛入人們的心底，使我們在尋找它們的時候常常尋找到自己的父輩，自己的故鄉，自己的歷史。

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炭化稻穀，芒刺清晰，顆粒飽滿。

我們的故鄉，不管是空間上的故鄉還是時間上的故鄉，究竟是屬於蒙昧、屬於野蠻，還是屬於文明？我們究竟是從何處出發，走向何處？我想，即便是家鄉的陶瓷器皿也能證明：文明有可能盛載過野蠻，有可能掩埋於蒙昧；文明易碎，文明的碎片有可能被修補，有可能無法修補，然而即便是無法修補的碎片，也會保存着某種光彩，永久地讓人想像。能這樣，也就夠了。

河姆渡遺址里出土的豬形陶缽。

告別河姆渡遺址后，幾乎沒有耽擱，便去餘姚市中心的龍泉山拜謁重新修復的四位先賢的碑亭。一路上我在想，區區如我，畢生能做的，至多也是一枚帶有某種文明光澤的碎片罷了，沒有資格躋身某個遺址等待挖掘，沒有資格裝點某種碑亭承受供奉，只是在與蒙昧和野蠻的搏鬥中碎得於心無愧。無法躲藏於家鄉的湖底，無法奔跑於家鄉的湖面，那就陳之於異鄉的街市吧，即便被人踢來踢去，也能鏗然有聲。偶爾有哪個路人注意到這種聲音了，那就順便讓他看看一小片淡青色的明亮。

“正當九月十月時，放翁艇子無時出。船頭一束書，船后一壺酒，新釣紫鱖魚，旋洗白蓮藕。”

——陸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