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歷史是既往的人類生活。人們渴望了解歷史，了解本身所屬國家、民族、社會的過去，總結成敗經驗，吸取智慧，於是，歷史著作應運而生。歷史著作以真實地記錄歷史過程、歷史人物為目的，一般比較枯燥，趣味性差。為了克服這一毛病，於是，就有了創作歷史文藝的需要。歷史文藝雖以歷史上發生過的某些情節為依據，但可以虛構、想像，作者有不同程度的自由揮灑的空間，自然，作品就遠較歷史著作生動、有趣。人們熟知《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故事。前者至今仍是人們認識那段時期的權威著作，但它大抵只是少數歷史學家的案頭讀物；後者深受老百姓的喜愛，長期流傳不衰，但它並不是三國時期的真實歷史。魯迅曾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近年來，影視界流行“戲說”，有幾位皇帝、后妃及若干臣僚的形象在屏幕上活靈活現，收視率很高，說明老百姓愛看，但是，由於大異於歷史記載，更大異於歷史真相，不滿者似乎也很不少。可見，真實性和趣味性歷來是歷史著作和歷史文藝的兩難問題。要嚴格忠實於歷史，作品就很難生動；要提高生動性、趣味性，就必須虛構，從而在不同程度上損害歷史的真實。蔡東藩先生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總結前人經驗，試圖解決這一矛盾，努力使自己的著作既有真實性，又有趣味性，在中國豐富繁多的演義作品中，是很具特色的一部。

蔡東藩（1877—1945），浙江蕭山人。1890年（光緒十六年）考中秀才。1910年赴北京朝考得中，分發福建，以知縣候補，因不滿官場惡習，於1911年稱病歸里。其後長期以寫作和在小學教書為生。抗日戰爭爆發，他不願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輾轉避難，顛沛流離，逝世於抗戰勝利前夕。

清朝末年，嚴復、夏曾佑等人看中小說的巨大社會教化作用，企圖借小說宣傳變法維新思想；戊戌政變后，梁啟超流亡海外，創辦《新小說》雜誌，提倡“小說界革命”。自此，小說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包括“歷史演義”在內的各種小說風起雲湧。民國時期，此風相沿，小說創作日趨繁榮。蔡東藩是個愛國者。他為武昌起義、共和初建興奮過，歡呼過，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凱竊國。蔡東藩幽憤時事，立志“借說部體裁，演歷史故事”，以歷史小說作為救國工具。自1916年至1926年的十年間，他夜以繼日，筆耕不輟，陸續寫成中國歷代通俗演義11部，1040回，以小說形式再現了上起秦始皇，下訖民國的2166年間的中國歷史，加上另撰的《西太后演義》和他增補改寫的《二十四史通俗演義》，總計約七百餘萬字，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歷史演義作家。出版以後，迅速風行，多次再版。

蔡東藩的作品用章回體，取其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用白話，取其淺顯易懂。這些，他和明清以來的“演義”作家並無區別。蔡東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對歷史真實的嚴格追求。蔡東藩自幼愛好歷史，熟讀傳統的經、史、子集各類書籍，對中國歷史作過深入的研究，甚至養成了“考據癬”。他寫歷史演義，“語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節均有歷史記載作為根據；對於文獻中的歧說和模糊不清之處，他常常博覽群書，多方鉤稽，力求找出客觀真相；一時難以做出結論的，他就諸說並存；對他認定的史籍中的錯誤說法，就直接加以批駁。可以說，他是在用研究歷史的精神和方法在寫“演義”。對於前人所寫同類作品，蔡東藩頗多批評，或認為荒誕不經，或認為乖離史實，子虛烏有。他自稱所編歷史演義，“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逸聞為緯，不尚虛誣”。自然，作為“演義”，他也有虛構，特別是人物對話，史無記載，他不能不動用自己的想像力，但是，他很謹慎，力求符合特定歷史環境和特定歷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編造。因此，他的書，可以當作歷史讀。倘若讀者要大體，而不是精確地了解中國曆朝歷代的大事經緯與主要人物，蔡東藩的書是值得一讀的。1937年1月，毛**為了解決延安幹部學習中國歷史的需要，曾致電李克農，要他購買“中國歷史演義”兩部。這裏所說的“中國歷史演義”，就是蔡東藩所著《中國歷代通俗演義》。毛**卧室床側，就放有蔡氏此書。由此不難看出，毛**對蔡著的喜愛。

中國歷史學家有史德、史識、史才之說。所謂史德，指的是忠於歷史，忠於史實，能在任何狀況下“秉筆直書”；所謂史識，指的是對歷史判斷方面的真知灼見；所謂史才，指的是掌握、剪裁史料以及敘事、表達能力。在這三方面，蔡東藩都頗多可取之處。據記載，當他寫《民國通俗演義》時，曾有軍人以請他吃“紅丸子”（子彈）相威脅，書局因此要他“隱惡揚善”，他斷然拒絕，聲稱：“孔子作《春秋》，為懲罰亂臣賊子。我寫的都有材料根據，要我捏造，我干不來！”自此憤然輟筆，以致書局不得不另請許廑父，將該書的后四十回續完。蔡東藩不屈於強權，寧可不寫，決不偽造歷史，表現出歷史家的可貴操守。他的書，努力尋求歷代興亡“關鍵”，勸善懲惡，褒是斥非，洋溢着鮮明的歷史正義感和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精神。讀蔡著，既可輕鬆愉快地獲得歷史知識，又可得到思想上的教育和啟迪。當然，蔡著中也有一些陳腐觀念，這是那個時代的烙印，在所難免。這一點，相信讀者當能了解並鑒別。

2003年12月15日寫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自序

讀史至五季之世，輒為之太息曰：“甚矣哉中國之亂，未有逾於五季者也！”天地閉，賢人隱，王者不作而亂賊盈天下。其狡且黠者，挾詐力以欺凌人世，一或得志，即肆意妄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鋌而走險，雖夷虜猶尊親也，急則生變，雖骨肉猶仇敵也。元首如奕棋，國家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骼暴原隰，而私鬥尚無已時。天歟人歟？何世變之亟，一至於此？蓋嘗屈指數之，五代共五十有三年，汴、洛之間，君十三，易姓者八，而南北東西之割據一隅，與五代相錯者，前後凡十國，而梁、唐時之岐燕，尚不與焉。遼以外裔踞朔方，猾諸夏，史家以其異族也，而夷之。遼固一夷也，而如五代之無禮義，無廉恥，亦何在非夷？甚且恐不夷若也。宋薛居正撰《五代史》百五十卷，事實備矣，而書法未彰。歐陽永叔刪蕪存簡，得七十四卷，援筆則筆，削則削之義，逐加斷制，體例精嚴，既足聲奸臣逆子之罪，復足樹人心世道之防。後人或病其太略，謂不如薛史之淵博，誤矣!他若王溥之《五代會要》，陶岳之《五代史補》、尹洙之《五代春秋》，袁樞之《五代紀事本末》，以及路振之《九國志》，劉恕之《十國紀年》。吳任臣之《十國春秋》等書，大都以裒輯遺聞為宗旨，而月旦之評，卒讓歐陽。孔聖作《春秋》而亂賊懼，歐陽公其庶幾近之乎？鄙人前編唐、宋“通俗演義”，已付手民印行，而五代史則踵唐之後，開宋之先，亦不得不更為演述，以饜閱者。敘事則證各籍，持義則特仿廬陵，不敢擬古，亦不敢違古，將以借粗俗之蕪詞，顯文忠之遺旨，世有大雅，當勿笑我為效顰也。抑鄙人更有進者，五代之禍烈矣，而推厥禍胎，實始於唐季之藩鎮。病根不除，愈沿愈劇，因有此五代史之結果。今則距五季已閱千年，而軍閥乘權，爭端迭起，縱橫捭闔，各戴一尊，幾使全國人民，塗肝醢腦於武夫之腕下，抑何與五季相似歟？況乎綱常凌替，道德淪亡，內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與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鑒不遠，覆轍具存。告往而果能知來，則泯泯棼棼之中國，其或可轉禍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餘年之擾亂也歟？書既竣，爰慨然而為之序。中華民國十有二年夏正暮春之月，古越蔡東藩自識於臨江書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