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失去了他

追悼會是在一年前開的。再往前推一年，他坐在我的辦公室里，抽着煙，話不多，一再抬起頭來，勸我保重身體。坐了一個多小時，他起身，下樓，推上那輛被他稱之為“老坦克”的自行車，說還要看幾個人，然後到華山醫院看病。“老坦克”停在華山醫院門口，他卻再也沒有出來。直到深夜，這輛“老坦克”還在路燈下孤零零地站着，誰也不知道，它馱載過上海戲劇的一個時代，而這個時代已經結束。

儘管上海這座城市曾經蠻橫地放逐了他，推拒了他的青春，他也不想端着一個蒼老的晚年來懲罰它。他爽爽利利地為這座城市幹了十年，然後又爽爽利利地悄然離去。

在胡偉民身上，上海文化的優勢發揮得相當透徹。這種優勢是一種大跨度的雙相文化平衡：一方面是廣闊的國際視野和巨大的創新精神，一方面是濃厚的世俗情趣和通達的傳統意識。這是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會產生尖銳矛盾的兩個方面，但胡偉民卻那麼自然地把它們協調在一起，並把這種協調與自己的人格結構緊緊對應起來，構成一種整體感覺上的和諧。

胡偉民無疑是具備足夠的經典意識和高峰意識的，他絕不允許目前世界上有哪一種重要的戲劇思想對自己是純然陌生的。他了解這些東西既不是為了炫耀也不是為了講課，而是為了用自己的身心去體認，因為他堅信一個現代的中國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去理解和體會任何世界水平的文化成果。我認識的中國導演也不算少了，但就吸收國際經典方面的懇切和虔誠而論，很少見到有胡偉民這樣的。為了促使自己在這方面獲得快速強化，胡偉民有不少莫逆的學者朋友。他從與陸谷孫教授的結交中了解了英語世界的文化，又從童道明先生那裏深入觸摸了他所喜愛的俄羅斯戲劇文化……幾乎所有他所結識的學者都被他的求知慾望所感動。我本人在輩份上只是他的學生，但我諒訝地發現，我每出版一本理論書籍（未必都與戲劇有關），他總在短期內認真讀完，並能對具體論點作出準確的評點。與胡偉民談話是一種享受，極好的藝術感覺，充分的理論領悟能力，充沛的創造精神，常常與閃亮的眼神、爽朗的笑聲和繚繞的煙霧拌和在一起，共臻化境。我寫到這裏時不禁又一次愴然心顫，我的冷清的書房裏不再有他了，午夜的電話鈴聲也不再響起，他不再“蠻橫”地強迫我在兩天內讀完他選定的劇本並出任他的顧問，他不再二話不說把我拖到劇組給演員講課……一個理論工作者失去這樣一位藝術實踐家，很可能是終身性的失去。對此，我不再刻意尋找。但是，就上海這樣一座國際城市而言，實在不應該失去胡偉民這樣的追慕國際文化經典的巨大熱忱。上海文化的光明面歷來包藏着國際文化經典的充分養料，一切斷斷續續的小打小鬧，不可能鑄就上海文化的強力構架。是的，我們會有很長時間，看不到胡偉民重鑄得那般有力的莎士比亞、奧尼爾和薩特了。國際名劇當然還會上演，但像他那樣把個體人格與名劇精神交相融匯、並一部部組接成壯觀精神畫廊的情景，一時還難於復現。上海真的失去了他。

另一方面，胡偉民又是充分市民化、世俗化、民族化的。他從來沒有哪一天因自己背靠着雄厚的國際經典而滋生斜眼看人的貴族意識。記得在第五次全國文代會上，有幾位藝術家在發言中抨擊流行藝術過了頭，竟然從根本上糟踐起民間藝術來，我們幾個與胡偉民一起，反嘲得多麼痛愉。一些民間曲藝藝人剛才還低着頭自慚形穢地接受那些人的數落呢，被我們這幾個“學院派”一助威，感動得表情豐富。胡偉民從來沒有輕視過廣大世俗觀眾，因此也絕不輕視各種世俗藝術，甚至敢於從本質上把戲劇看成是世俗藝術。這樣，他不僅可以把世界名劇排得樂於被世俗觀眾接受，而且願意一再直接去為各種地方戲曲劇團排戲，每每取得成功。於是，胡偉民真正忙碌起來了，經常走南闖北，馬不停蹄，所接觸的劇種越來越多，國內不少地方戲曲劇種也紛紛前來邀請，上海在全國戲劇界的地位一度因胡偉民而獲得升騰。這樣一位導演與地方戲曲劇種遇合，中間難免會產生某種不協調感，胡偉民有時也會為此而苦惱，但很快，無論是他還是劇團都被一種強大的藝術旋渦裹卷了，而最後作為兩相遇合的成果出現的那台戲，往往是那個劇種發展歷史上能讓人長留記憶的一頁。有時我想，就文化特質的差異而言，北京對於全國的影響是典範型的，上海對於全國的影響是滲透型的。上海未必經常會出石破天驚式的巨著佳作，但應該有胡偉民這樣滲透型的藝術媒介體，活躍地向全國各地遞送新生命的磁波。上海文化的魅力大多是這樣發散的。

藝術文化人才出現往往帶有偶然性和奇迹性，因此他們的失去也往往留下難於彌補的空缺。這與科技領域梯隊遞進結構是很大不同的。既然藝術文化最終暈化為一種感覺系統，這種感覺系統又與特定個人的生命構架緊緊相邊，那麼，要追慕效仿是極其困難的。因此，我不禁要略帶悲觀地說一句：胡偉民未必偉大，但在胡偉民之後想要復現胡偉民的光采，又談何容易！

那麼，我不妨再重複一句：上海真的失去了他。

我不知，需要多少對日，上海戲劇能重新洋溢起那種近似於胡偉民的整體創造激情和青春活力，能重新呼喚出那種近似於胡偉民的自由心態和大家手筆。憑着上海的歷史和文化氛圍，總會有的吧。

偉民，我不知道這一年來你是不是真的已經“安息”，而我這一年來卻因你離去而感到難以言狀的寂寞。也看過不少台戲了，也參加過不少次劇本討論會，有的被討論的劇本還是你生前一再想排的，當然，也與不少戲劇家作過長長短短的交談，但每次都會引起我的長長的嘆息。我以前確實不知道，僅僅是一個人的離去，竟然會使另一個人對一門藝術的整體對晤狀態發生如此重大的改變。請願諒，至少在一個時期內，我不太願意多談戲了。

（1990年6月在上海戲劇界紀念著名導演胡偉民逝世一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