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的背影

一

我們這些人，對清代總有一種複雜的情感阻隔。記得很小的時候，歷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

“嘉定三屠”時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年邁的老師一哭，孩子們也跟着哭。清代歷史，是小學中唯一用眼淚浸潤的課程。從小種下的怨恨，很難化解得開。

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種歷史情緒有了一種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學的同學全是漢族，沒有滿族，因此很容易在課堂里獲得一種共同語言。好像漢族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主宰，你滿族為什麼要來搶奪呢？搶奪去了能夠弄好倒也罷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後幾乎讓外國人給瓜分了。於是，在閃閃淚光中，我們懂得了什麼是漢奸，什麼是賣國賊，什麼是民族大義，什麼是氣節。我們似乎也知道了中國之所以落後於世界列強，關鍵就在於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們重新點燃漢人對清人的仇恨，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化”的口號，又是多麼有必要，多麼讓人解氣。清朝終於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國人心裏，它仍然是一種冤孽般的存在。

年長以後，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因為無數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着極大的不公正。我們缺少人類普遍意義上的價值啟蒙，因此這些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大多是從封建正統觀念逐漸引伸出來的，帶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統論，劉漢、李唐、趙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傳代系列中所出現的繼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財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覬覦，即便有一千條一萬條道理，也站不住腳，真偽、正邪、忠奸全由此劃分。由姓氏正統論擴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統論。這種觀念要比姓氏正統論複雜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闖將們與封建主義的姓氏正統論勢不兩立，卻也需要大聲宣揚民族正統論，便是例證。民族正統論涉及到幾乎一切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許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個在今後仍然要不斷爭論的麻煩問題。在這兒請允許我稍稍迴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僅僅是這樣一點：滿族是中國的滿族，清朝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統觀全部中國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總體上還算比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與唐太宗李世民一樣使我這個現代漢族中國人感到驕傲。

既然說到了唐太宗，我們又不能不指出，據現代歷史學家考證，他更可能是鮮卑族而不是漢族之後。

如果說先後在巨大的社會災難中迅速開創了“貞觀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兩位中國歷史上最傑出帝王都不是漢族，如果我們願意想一想那位至今還在被全世界歷史學家驚嘆的建立了赫赫戰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麼我們的中華歷史觀一定會比小學裏的歷史課開闊得多，放達得多。

漢族當然非常偉大，漢族當然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凌，當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難時當然要挺身而出進行無畏的抗爭，為了個人的私利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當然要受到永久的唾棄，這些都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不能由此而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把中華歷史的正義、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漢族一邊。與其他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污濁、昏聵和醜惡，它的統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歷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賤而品格高潔，在清兵浩蕩南下、大明江山風雨飄搖時節保持着多大的民族氣節！但是，她萬萬沒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戀人侯朝宗為抗清扶明不惜赴湯蹈火、奔命呼號的時候，恰恰正是苟延殘喘而仍然荒淫無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踐了他們。那個在當時當地看來既是明朝也是漢族的最後代表的弘光政權，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們的忠君淚、報國心，而只要她們作為一個女人最可憐的色相。李香君真想與戀人一起為大明捐軀流血，但叫她噁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來強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濺紙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這樣的朝廷就讓它去了吧，長嘆一聲，氣節、操守、抗爭、奔走，全都成了荒誕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後裔，連他，也對歷史轉捩時期那種盲目的正統觀念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他把這種懷疑，轉化成了筆底的滅寂和蒼涼。

對李香君和侯朝宗來說，明末的一切，看夠了，清代會怎麼樣呢，不想看了。文學作品總要結束，但歷史還在往前走，事實上，清代還是很可看看的。

為此，我要寫寫承德的避暑山莊。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這些留給歷史學家吧，我們，只要輕手輕腳地繞到這個消夏的別墅里去偷看幾眼也就夠了。這種偷看其實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從小埋下的歷史情緒和民族情緒，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

二

承德的避暑山莊是清代皇家園林，又稱熱河行宮、承德離宮，雖然聞名史冊，但久為禁苑，又地處塞外，歷來光顧的人不多，直到這幾年才被旅遊者攪得有點熱鬧。我原先並不知道能在那裏獲得一點什麼，只是今年夏天中央電視台在承組織了一次國內優秀電視編劇和導演的聚會，要我給他們講點課，就被他們接去了。住所正在避暑山莊背後，剛到那天的薄暮時分，我獨個兒走出住所大門，對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嶺發獃。查過地圖，這山嶺便是避暑山莊北部的最後屏障，就像一張羅圈椅的椅背。在這張羅圈椅上，休息過一個疲憊的王朝。奇怪的是，整個中華版圖都已歸屬了這個王朝，為什麼還要把這張休息的羅圈椅放到長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們在這張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時候都在想一些什麼呢？月亮升起來了，眼前的山壁顯得更加巍然愴然。北京的故宮把幾個不同的朝代混雜在一起，誰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這裏，遠遠的，靜靜的，純純的，悄悄的，躲開了中原王氣，藏下了一個不羼雜的清代。它實在對我產生了一種巨大的誘惑，於是匆匆講完幾次課，便一頭埋到了山莊裏邊。

山莊很大，本來覺得北京的熙和圓已經大得令人咋舌了，它竟比熙和園還大整整一倍，據說裝下八九個北海公園是沒有問題的。我想不出國內還有哪個古典園林能望其項背。

山莊外面還有一圈被稱之為“外八廟”的寺廟群，這暫不去說它，光說山莊裏面，除了前半部有層層疊疊的宮殿外，主要是開闊的湖區、平原區和山區。尤其是山區，幾乎佔了整個山莊的八成左右，這讓游慣了別的園林的人很不習慣。園林是用來休閑的，何況是皇家園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適，有的也會堆幾座小山裝點一下，哪有像這兒的，硬是圈進莽莽蒼蒼一大片真正的山嶺來消遣？這個格局，包含着一種需要我們抬頭仰望、低頭思索的審美觀念和人生觀念。

山莊裏有很多楹聯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們親自撰寫，他們當然想不到多少年後會有我們這些陌生人闖入他們的私家園林，來讀這些文字，這些文字是寫給他們後輩繼承人看的。朝廷給別人看的東西很多，有大量刻印廣頒的官樣文章，而寫在這裏的文字，儘管有時也咬文嚼字，但總的說來是說給兒孫們聽的體己話，比較真實可信。我踏着青苔和蔓草，辨識和解讀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連藏在山間樹林中的石碑都不放過，讀完一篇，便舒鬆開筋骨四周看看。一路走去，終於可以有把握地說，山莊的營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強健。

首先是康熙，山莊正宮午門上懸挂着的“避暑山莊”四個字就是他寫的，這四個漢字寫得很好，撇捺間透露出一個勝利者的從容和安詳，可以想見他首次踏進山莊時的步履也是這樣的。他一定會這樣，因為他是走了一條艱難而又成功的長途才走進山莊的，到這裏來喘口氣，應該。

他一生的艱難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輩本來已經給他打下了一個很完整的華夏江山，他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年輕輕一個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遼闊的疆土、如此興盛的運勢前做結什麼呢？他稚氣未脫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兩個龐然大物，一個是朝廷中最有權勢的輔政大臣鰲拜，一個自恃當初做漢奸領清兵入關有功、擁兵自重於南方的吳三桂。平心而論，對於這樣與自己的祖輩、父輩都有密切關係的重要政治勢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免下得了決心去動手，但康熙卻向他們、也向自己挑戰了，十六歲上乾脆利落地除了鰲拜集團，二十歲開始向吳三桂開戰，花八年時間的征戰取得徹底勝利。他等於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從一個繼承者變成了創業者。他成熟了，眼前幾乎已經找不到什麼對手，但他還是經常騎着馬，在中國北方的山林草澤間徘徊，這是他祖輩崛起的所在，他在尋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業的依託點。

他每次都要經過長城，長城多年失修，已經破敗。對着這堵受到歷代帝王切切關心的城牆，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輩是破長城進來的，沒有吳三桂也絕對進得了，那麼長城究竟有什麼用呢？堂堂一個朝廷，難道就靠這些磚塊去保衛？但是如果沒有長城，我們的防線又在哪裏呢？他思考的結果，可以從1691年他的一份上諭中看出個大概。那年五月，古北口總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轄的那一帶長城“傾塌甚多，請行修築”，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諭是：

秦築長城以來，漢、詔、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道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

說得實在是很有道理。我對埋在我們民族心底的“長城情結”一直不敢恭維，讀了康熙這段話，簡直是找到了一個遠年知音。由於康熙這樣說，清代成了中國古代基本上不修長城的一個朝代，對此我也覺得不無痛快。當然，我們今天從保護文物的意義上修理長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長城永遠作為中華文明的最高象徵就好。

康熙希望能築起一座無形的長城。“修德安民”云云說得過於堂皇而蹈空，實際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王公大臣、各級官兵一萬餘人去進行大規模的“圍獵”，實際上是一種聲勢浩天的軍事演習，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們保持住勇猛、強悍的人生風範，又可順便對北方邊境起一個威懾作用。“木蘭圍場”既然設在長城之外的邊遠地帶，離北京就很有一點距離，如此眾多的朝廷要員前去秋獵，當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宮，而熱河行宮，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軟的一手是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種常來常往的友好關係，他們的首領不必長途進京也有與清廷彼此交誼的機會和場所，而且還為他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了。總之，軟硬兩手最後都彙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裏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於此。把複雜的政治目的和軍事意義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園林和寺廟，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禱，軍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樣煙水蔥蘢、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們甚至連可以疑惑的痕迹都找不到。

避暑山莊是康熙的“長城”，與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長城相比，哪個更高明些呢？

康熙幾乎每年立秋之後都要到“木蘭圍場”參加一次為期二十天的秋獵，一生參加了四十八次。每圍獵，情景都極為壯觀。先由康熙選定逐年輪換的狩獵區域（逐年輪換是為了生態保護），然後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帳篷為“內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帳篷為“外城”，城外再設警衛。第二天拂曉，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統一督導下集結圍攏，在上萬官兵齊聲吶喊下，康熙首先一馬當前，引弓射箭，每有所中便引來一片歡呼，然後扈從大臣和各級將士也緊隨康熙射獵。康熙身強力壯，騎術高明，圍獵時智勇雙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讓王公大臣由衷驚服，因而他本人的獵獲就很多。晚上，營地上篝火處處，肉香飄蕩，人笑馬嘶，而康熙還必須回帳篷里批閱每天疾馳送來的奏章文書。康熙一生身先士卒打過許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還是自己打獵的成績，因為這純粹是他個人生命力的驗證。1719年康熙自“木蘭圍場”行獵后返迴避暑山莊時曾興緻勃勃地告諭御前侍衛：

朕自幼至今已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五十三隻，熊十二隻，豹二十五隻，猞二十隻，麋鹿十四隻，狼九十六隻，野豬一百三十三口，哨獲之鹿已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朕於一日**兔三百一十八隻，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

這筆流水帳，他說得很得意，我們讀得也很高興。身體的強健和精神的強健往往是連在一起的，須知中國歷史上多的是有氣無力病懨懨的皇帝，他們即便再“內秀”，也何以面對如此龐大的國家。

由於強健，他有足夠的精力處理挺複雜的西藏事務和蒙古事務，解決治理黃河、淮河和疏通漕支等大問題，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澤後世。由於強健，他還願意勤奮地學習，結果不僅武功一流，“內秀”也十分了得，成為中國歷代皇帝中特別有學問、也特別重視學問的一位，這一點一直很使我震動，而且我可以肯定，當時也把一大群冷眼旁觀的漢族知識分子震動了。

誰能想得到呢，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歷朝皇帝更熱愛和精通漢族傳統文化！大凡經、史、子、集、詩、書、音律，他都下過一番功夫，其中對朱熹哲學鑽研最深。他親自批點《資治通鑒綱目大全》，與一批著旬的理學家進行水平不低的學術探討，並命他們編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義》等著作。他下令訪求遺散在民間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並且大規模地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大清會典》，文化氣魄鋪地蓋天，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離不開這些極其重要的工具書。他派人通過對全國土地的實際測量，編成了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在他倡導的文化氣氛下，湧現了一大批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都可以稱得上第一流大師的人文科學家，在這一點上，幾乎很少有朝代能與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講的還只是我們所說的“國學”，可能更讓現代讀者驚異的是他的“西學”。因為即便到了現代，在我們印象中，國學和西學雖然可以溝通但在同一個人身上深潛兩邊的畢竟不多，尤其對一些官員來說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認真研究了歐幾里德幾何學，經常演算習題，又學習了法國數學家巴蒂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並比較它與歐幾里德幾何學的差別。他的老師是當時來中國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但後來他的演算比傳教士還快，他親自審校譯成漢文和滿文的西方數學著作，而且一有機會就向大臣們講授西方數學。以致學為基礎，康熙又進而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曆法、物理、醫學、化學，與中國原有的這方面知識比較，取長補短。在自然科學問題上，中國官僚和外國傳教士經常發生矛盾，康熙不袒護中國官僚，也不主觀臆斷，而是靠自己發憤學習，真正弄通西方學說，幾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斷。他任命一名外國人擔任欽天監監副，並命令禮部挑選一批學生去欽天監學習自然科學，學好了就選拔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科學著作《驗氣圖說》、《儀象志》、《赤道南北星圖》、《窮理學》、《坤輿圖說》等等被一一翻譯過來，有的已經譯成漢文的西方自然科學著作如《幾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譯成滿文。

這一切，居然與他所醉心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天射獵三百十八隻野兔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濟行為互不排斥！我並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只是，在中國歷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歷史留下重重的印記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確有點像。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麼。沒見他玩過什麼，似乎也沒有好色的嫌疑，歷史學家們只能推斷他躺在煙塌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煙！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清軍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也死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於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髮霉、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完全是一個失去任何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態者，但他又集權於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兒子朱常洛（光宗）、孫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檢（思宗）先後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裏敗定了，他的兒孫們非常可憐。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裏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口站，因此也是當時中國歷史的一所“吉宅”。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是抗清復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系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於“削髮”之爭，即漢人歷來束髮而清人強令削髮，甚至到了“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地步。頭髮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系統聯繫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並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髮終於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拚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后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於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后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比黃宗羲更進一步，武裝抗清失敗后還走遍全國許多地方圖謀復明，最後終老陝西……這些一代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鷲，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詞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作“博學鴻詞科”。這次被保薦、徵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顒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后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后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顒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后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絕食相抗，別人只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召見他。他沒有應召，但心裏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作代表應召，並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徵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顒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裏，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顒一樣，自己出面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顒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態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麼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麼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政治軍事，不過是文化的外表罷了。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康熙任命了大歷史償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明實錄》如實編定，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漢族知識界要反清復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着漢族的歷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這種研究又高於反清復明者的思考水平，那麼，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余留着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學者叫呂留良的，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這個提法，在他死後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趕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兒子和學生幾人，籌劃反清。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幹成什麼事呢？他們打聽到川陝總督岳鍾琪是岳飛的後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岳飛遺志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這事說起來已經有點近乎笑話，岳飛抗金到那時已隔着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鍾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還想着讓他憑着一個“岳”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裏。岳鍾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后虛假地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

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念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而且認為有過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夠的事實和勇氣證明清代統治者並不差，為什麼還要對抗清廷？於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而且特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麼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於他們的聖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連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衊，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只泄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勇於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只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精勵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

雍正的這番話，帶着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體思維能力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儘管他所說的“外國”只是指外族，而且也僅指中國地區之外的幾個少數民族，與我們今天所說的外國不同，但無論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複雜了，反而不利。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后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康熙、雍正年間也有醜惡的文字獄，但來得特別厲害的是乾隆，他不許漢族知識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連一般文字中也不讓出現“虜”、“胡”之類字樣，不小心寫出來了很可能被砍頭。他想用暴力抹去這種對立，然後一心一意做個好皇帝。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他執政的前期，做了很多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麼想頭，到後來也真沒有什麼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不想做反清復明的事了。乾隆，靠着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着康熙、雍正給他奠定豐厚基業，也靠着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歷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彌”，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衝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產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邊界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麼大嗎？需要反覆那麼多次嗎？需要這樣強橫地來對待鄰居們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鐫刻在避暑山莊裏樂滋滋地自我品嘗，這使山莊回蕩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裏洋溢着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江南塞北的風景名勝在這裏聚會，上天的唯一驕子在這裏安駐，再下令編一部綜覽全部典籍的《四庫全書》在這裏存放，幾乎什麼也不缺了。乾隆不斷地寫詩，說避暑山莊裏的意境已遠遠超過唐宋詩詞裏的描繪，而他則一直等着到時間卸任成為“林下人”，在此間度過餘生。在山莊內松雲峽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後刻下了六首御製表述這種自得情懷。

是的，乾隆一朝確實不算窩囊，但須知這已是十八世紀（乾隆正好死於十八世紀最後一年），十九世紀已經迎面而來，世界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乾隆打了那麼多仗，耗資該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貪官和砷，又把國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實上，清朝乃至中國的整體歷史悲劇，就在乾隆這個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莊內，已經釀就。但此時的避暑山莊，還完全沉湎在中華帝國的夢幻之中，而全國的文化良知，也都在這個幻夢邊沿口或陶醉，或喑啞。

1793年9月14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天津、寧波、舟山為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下力炫耀華廈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也許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只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像朝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制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自高自大，無視外部世界，滿腦天朝意識，這與以後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邏輯聯繫。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詞，就連歷史老人也會聽得不太順耳。這座園林，已孱雜進某種凶兆。

四

我在山莊松雲峽細讀乾隆寫了六首詩的那座石碑時，在碑的西側又讀到他兒子嘉慶的一首。嘉慶即位后經過這裏，讀了父親那些得意洋洋的詩后不禁長嘆一聲：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嘉慶為人比較懦弱寬厚，在父親留下的這副擔子前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對內憂外患，最後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莊。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四十來歲，沒有什麼才能，只知艱苦樸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麼佳話。朝中大臣競相摹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氣數了。父親死在避暑山莊，畏怯的道光也就不願意去那裏了，讓它空關了幾十年，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聽能不能不經過避暑山莊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別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像他這麼個可憐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與山莊和打獵沒有緣分的，鴉片戰爭已經爆發，他憂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視着南方。

避暑山莊一直關到1860年9月，突然接到命令，咸豐皇帝要來，趕快打掃。咸豐這次來時帶的銀兩特別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軍正威脅着北京。咸豐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麼個好地方讓他躲避。他在這裏又批准了好幾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后還是不走，直到1861年8月22日死在這兒，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豐一死，避暑山莊熱鬧了好些天，各種政治勢力圍着遺體進行着明明暗暗的較量。一場被歷史學家稱之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莊的幾間屋子裏制定，然後，咸豐的棺木向北京啟運了，剛繼位的小皇帝也出發了，浩浩蕩蕩。避暑山莊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住了，而就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將統治中國數十年。

她就是慈禧，離開了山莊后再也沒有回來。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莊已經幾十年不用，殿亭各官多已傾圮，只是咸豐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在咸豐已逝，眾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這個命令，與康熙不修長城的諭旨前後輝映。康熙的“長城”也終於傾坍了，荒草凄迷，暮鴉迴翔，舊牆斑剝，霉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着。關住了那些宮殿房舍倒也罷了，還關住了那麼些蒼鬱的山，那麼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來，這兒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丟棄了，於是自己也就成了一個喪魂落魄的朝代。慈禧在北京修了一個熙和園，與避暑山莊對抗，塞外溯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抗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於另外一個時代。康熙連同他的園林一起失敗了，敗在一個沒有讀過什麼書，沒有建立過什麼功業的女人手裏。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氣重重、劣跡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發出了毀滅性聲討，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發掘和播揚。避暑山莊，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徵，老老實實躲在遠處，盡量不要叫人發現。

五

清朝的滅亡后，社會震蕩，世事忙亂，人們也沒有心思去品咂一下這次歷史變更的苦澀厚味，匆匆忙忙趕路去了。直到1927年6月1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才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深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眾說紛紜，我們且不管它，只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着清代的一條辮子，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里，遺囑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髮還是留辮之爭曾發生過驚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跡，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歷史的進程，社會巨變乃屬必然，但是他還是死了。我贊成陳寅格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並不死於政治鬥爭、人事糾葛，或僅僅為清廷盡忠，而是死於一種文化：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這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

王國難先生實在又無法把自己為之而死的文化與清廷分割開來。在他的書架里，《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乾隆學派、納蘭性德等等都把兩者連在一起了，於是對他來說衣冠舉止，生態心態，也莫不兩相混同。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過劇烈的心理掙扎已開始與朝廷產生某種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政治事業和軍事事業已經破敗之後，文化認同竟還未消散。為此，宏才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他沒有從心理掙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明末以後是這樣，清末以後也是這樣。但清末又是整個中國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國維先生祭奠的該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腳點。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才去的，熙和園門票六角，死後口袋中尚餘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莊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面對着避暑山莊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輕輕地嘆息一聲，一個風雲數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凄怨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