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錢海燕

為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配圖，合作一個新的語錄繪本的想法是幾年前就有了的，但一直不太好意思提起，因為知道他忙，找他的人又多。後來，一次閑聊時偶然談及此事，他卻很爽快地一口答應了，甚至連文字也一併由我來摘選編輯。我很高興，直追問他對這本書有什麼具體要求，余先生笑着回答：“唯一的要求是可不可以稍微批評笑話一下你的畫？可不許惱啊！”——我跟他坦白過，我配圖常常是不看文字埋頭亂畫的，有時還會在畫上題首歪詩，說句怪話兒，就像淘氣的學生在課堂上接老師“話把兒”一樣——小時候為這毛病不知罰了多少站。這次余先生說不罰站，但要口頭批評，我也笑着一口答應了。

用了大半年時間把余先生的新文舊作再次通讀，最後整理出本書的二百餘條，我自己覺得和他以往的格言語錄集有個顯著不同是：書面文字少，口語談話多。即從他以往著作里摘選的東西極少，大多數是他近年的答記者問，在電視或網站的訪談，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演講。一方面，這些內容很分散，市面上尚未見結集彙編的本子，讀者很難集中看到；另一方面，大概是我自己的偏好：我喜歡聽他隨口而來的妙語，信馬由韁的閑談，比看書更親切好玩兒。記得一次說到時下當紅的美女作家，旁人問余先生有什麼意見，他側一側頭，認真地回答：“說她們是作家，我沒有任何意見，作家沒什麼了不起，寫幾篇字還不容易么？但說她們是美女我意見很大，我在上海戲劇學院當院長那麼久，還給中華小姐一年一年做評委，對‘美女’兩個字還是有點兒要求的呢！”說畢眨眨眼，滿桌人拍案大樂，茶壺茶碗都跳了起來。我當時便想，這真是一則新世說，可以配張漫畫一笑成趣了。

余先生桃李滿天下，稱他“老師”的人多，但他自己承認的學生有一個嚴格的條件，即在學校課堂上聽過他講課的。我不算他的學生，但時常聽他三言兩語，一點即止，便有如沐春風、茅塞頓開的感覺，如行千里路，勝讀十年書。前些日子中央電視台青年歌手大獎賽期間，我突然發現和我有同好的人原來還挺多：電視台的朋友跟我說，大賽的知識問答環節請余先生來當評委，作現場點評，結果歌手唱歌時觀眾數量還一般，等余老師拖着他略帶南方口音的普通話出來一評論，收視率立刻直線上升。連我的大學老師也在電話里跟我講，他平日從不看電視，那些天卻天天從書房踅出來聽余先生“說話兒”——“難得的是有益又有趣，輕鬆隨意，而且心平氣和。”這最後一個詞，大概是因為當時網上又有幾個人跳出來跟他搗蛋生事了，話說得極難聽，卻不見余先生有一字回應。我的老師算是更上一代的知識分子了，半生坎坷，但他對余先生的一個考語是“勇敢”。說起余先生十幾年來受誣不辯亦不低頭，他曾微笑搖頭：“自問我不能。”

老師所說的“不能”，指的大概是生之大事，但我對大事向不留心，記住的只是零星細節。記得八九年前的一個夏天，在上海和余先生吃飯，餐廳很安靜，但幾個服務生在旁邊竊竊笑語，商量不定：想來是他們認出了余先生，又不好意思貿然上前。後來終於推了一個小夥子上來斟茶時問：“您是余秋雨先生吧，見到您很榮幸！”——那小夥子衣襟上別著鐫有名字的銅牌，余先生眼神恁好，當即放下筷子笑呵呵回答：您是某某某先生吧，見到您也很榮幸！幾個年輕人馬上放鬆了，拿着余先生的書一哄圍上請他簽名，又說又笑，匆忙間把一小碟醬油傾到了余先生搭在一邊的西裝上。我暗自跌腳，但余先生不等道歉即說：真巧！這衣服正要送乾洗店了。但其實我知道，飯後他趕着去開一個很重要的會呢。當時窗外大雨如傾，正是黃昏時候，路上車輛喇叭亂響，堵成一片。余先生把他的傘推給我，自己揮揮手就轉身走進了雨幕。我一直記得他那個背影，還記得旁邊一個服務的小姑娘沒頭沒尾的話，她說他很……嗯……善良。

我的第一本書便是余先生作序，近十年過去了，這是第一次與余先生合作，我自己寫跋，“狗尾續貂”。恰巧余先生不在國內，稿子都沒有請他過目。過幾日新年，新書出來，正巧是我小外甥女一歲生日，那女孩叫“天月”，名字還是余先生取的。寫到這裏，突然想到天月原來是肖狗的，取這麼一個乳名，真是有趣。

二〇〇七年一月於北京亦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