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課　結課閉門

余秋雨：

按照原定計劃，中國文化史的四十七堂課已經完成。課程結束時，教師總會做一個總結，我想了很久，決定不做這件事了。與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不一樣，歷史並沒有什麼規律，一段與一段都不一樣，今後的發展更無法預計，因此，硬要去總結是一種粗暴，除非，是為了寫論文。

我記得英國哲學家羅素寫的一個回憶。在“十月革命”之後，西方世界都敵視蘇聯的新政權，羅素卻決定親自去訪問。這讓蘇聯當權者非常高興，派出一批革命學者陪着他坐船遊歷伏爾加河。船上時間很長，他與那些革命學者有了充分交談的機會。羅素髮現，這些革命學者的最大特點，是自以為完全弄清了人類歷史的全部規律。不管說哪個時代，哪個國家，哪個複雜問題，他們都有結論，而且是共同的結論。這讓羅素這位世界著名的大學者非常吃驚，後來又開始厭倦，不想聽了。他一次次力圖擺脫他們的說教，讓船停靠在小島上，聽貧苦流浪漁民的哀傷演唱。

其實我們也很熟悉蘇聯學者的這種毛病。環視身邊，總有那麼多文人、學士，覺得天下一切事物的規律一清二楚，而且都牢牢捏在自己手上。在北大校園走一走，就能看到不少教師和學生都有這種隨時準備給你講解各種結論的氣度，只等有人來問。

因此，我們這門課反其道而行之，不做結論。不是謙虛，而確實不存在這種結論。但是，不做結論好像很難結束一件事情，就像要離開一個老院子了，卻沒有把後門關住。

我想了一個關門的好辦法，那就是跳開歷史的通道，說說同學們畢業后一定會遇到的一些文化現象。什麼文化現象呢？請記住，你們今天很少再有機會接觸我們上課時所說的一切了，經常遭遇的，大多是當代的負面文化。

這就是說，我們要用負面文化來結束課程了。

在一個負面的點上離開，好像不妥吧？妥，我說。你看後門，總是背過身來才關上的。

你們是中國文化的天然繼承者，因此，你們即將遭遇到的負面文化，也必然成為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而且，那些負面文化的根脈，確實也來自過去。不妨說，它們從歷史中來，遇到特彆氣候，重新發育，成了新的歷史。新的歷史中當然也有很多正面文化，這已被說得太多，我們時間不多，也就省略了。

我算了算，你們畢業后一定會遇到的負面文化，大概有五六種。這要一一說起來，就太長了。我想選擇其中一個，像“解剖麻雀”一樣做一個示範。選中的一個，叫“刀筆文化”。

“刀筆文化”也可稱之為攻訐文化、誹謗文化、讒夫文化、誅心文化、匕首文化、整人文化。一聽名目，就知道是幹什麼的了。這種文化，古代一直存在，卻一直沒有形成氣候。

為什麼沒有成氣候？因為中國的文氣、文風，從一開始就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正面共識。

從《周易》、《尚書》、《左傳》、《論語》開始，到諸子百家，各書各家所立文字，雖然體裁不一，觀點各異，卻呈現出一種相通的風範和品質。那就是：正派、大方、高尚、簡約。雖有重言，卻無惡語；雖有批判，卻無陰損。對於論敵，不管爭執多麼激烈，也都互相視作君子。言語所及，多辯大道，而不涉私恨。

這是一個重大的文化奠基，使中國文化幾千年來一直都離不開這種“正脈血統”。

世上當然有大量的惡濁需要清除，但中國文化反對以惡濁來清除惡濁。因為那樣不僅不能清除，反而讓惡濁倍增。屈原的《離騷》和司馬遷的《史記》都寫到了他們極為反感的惡濁，但他們是動用了什麼樣的語言和文風？我想大家都記得，前面的課程中都講過了。

我建議大家有空去讀一讀魏晉時期那位嵇康所寫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明明是一封絕交信，寫的人又是一位不惜赴死的壯士，請看人家用的是什麼樣的文筆和口氣。

現在有些文人總是隨手對着不認識的名人投擲石塊，而真正一遇災難他們又逃得比誰都快。在《與山巨源絕交書》面前，他們不知會不會無地自容？

有人告訴我，他們不會無地自容，只會撿起石塊，向著遙遠的嵇康投去，因為他讓他們不舒服了。

在中國歷史上，那些惡毒文字的出現，首先不是在文壇，而是在朝廷。朝廷上的輸贏，你死我活，因此，告發密奏，當堂嚴斥，句句見血，如同刀戟。這種情況，到了明、清兩代實行“文字獄”的時候，便由一批“刀筆吏”和“文化鷹犬”引入到了文壇。文壇，在萬分驚懼之後，也漸漸適應了惡毒和兇猛。

文壇的惡毒和兇猛，呈現出了與官場不同的特徵。那就是把誇張的虛構的憤怒鋪排得抑揚頓挫，再加添一點兒文史知識和感**彩。因此也就戴上了文化的面具，足以蠱惑和欺騙很多民眾。

一切潛伏在文化中的惡毒和兇猛，很有吸引力，也有某種實用性，因此慢慢鼓盪開來，成為某些文人的表演方式，又漸漸沉澱為他們的本能。我們常見這樣的文人，在日常生活中萎靡、膽怯、平庸，但一拿起筆，卻激烈、暴虐、蠻橫，而且邪思滾滾，劣詞滔滔，可謂才華橫溢。他們的人格，已被刀筆重塑。

官場的惡毒是為了影響皇帝，文壇的惡毒是為了影響民眾。在現代出版業和現代傳媒業還沒有出現的時候，文壇的惡毒沒有途徑影響民眾，因此基本上還缺少“用武之地”。“刀筆”再凶，畢竟不是真刀，必須要靠很多讀者的誤信、起鬨，才能真正傷人。正因為如此，“刀筆文化”的搖籃，是舊上海新冒出來的那些報紙雜誌。然後，又波及少數“開埠”或“半開埠”城市。

正巧，那時，中國社會上各種勢力的明爭暗鬥縱橫交錯，為“刀筆文化”提供了大量話題。中國文化在轉型和斷裂之中很容易會失落前面說到的“正脈血統”，而各種爭鬥中的相關首領又會鼓勵文人們以攻訐、毀謗的方式對付敵對勢力，於是刀筆漸漸成為報刊間的一種讓人害怕的特殊勢力。文人只要狠心一試，又容易獲得名利。一些不錯的作家由於心存苦悶也會涉足其間，結果，他們原有的文化名聲也就加重了刀筆的分量。

那樣的時代，孔子、孟子沒人讀了，《尚書》、《左傳》讀不懂了，《與山巨源絕交書》沒有人知道了。結果，很多初涉文化的年輕人，就把那些刀筆當作了文化的正統，文學的範本，這就產生了歷史性的重大誤會。

在中國現代，有一些讚頌性的詞句，一聽，大多是在表揚刀筆文化。例如：“摧枯拉朽”、“令敵喪膽”、“一針見血”、“刺刀見紅”、“擊中要害”，等等。在“**”災難中，甚至流行着“拿起筆，做刀槍”的口號，那是對刀筆的最直接註釋了。

我們北京大學，是刀筆的重要養成地。甚至可以說，中國現代的種種刀筆，追根溯源，大多與北大有關。我很怕你們中有些人，以後也投入刀筆之陣，因此要在這門課關門之前鄭重勸阻。

刀筆之所以能成為文化，因為它構成了自己的邏輯。這種邏輯，很容易把人“旋”進去，因此要做一些分析。

刀筆文化由以下四項邏輯構成——

第一項邏輯：因進攻而正義。

凡刀筆，都自封正義。但是，這裏出現了一個顛倒的邏輯。正常的說法，是“為正義而進攻”，但是，刀筆的邏輯反了過來：“既然進攻，當然正義。”在根子上，這已經接近強盜邏輯：“我搶劫你們，證明你具有被搶劫的資源，所以應該被搶劫。”

有些進攻者表面上沒有那麼蠻橫，也能講出一點兒理由，但是，即使把那一點兒理由放大千倍，也抵不過進攻所造成的傷害。

我們中國人常常會產生一種誤會，認為那些文字上的進攻和誣陷只是“筆墨官司”，而“筆墨官司”就不是“官司”。連法學界也有不少人認為，動手打一個人是犯法的，而發表文章誹謗一個人則未必。這說明，我們至今還只是把人看成是一種肌膚存在、肉體存在，而不是人格存在、名譽存在。動手打了一個人，當然是壞事，但肌膚的痛感很快就會過去；但是，公開發文誹謗一個人，很可能傷及心靈，影響廣遠，很難康復。

你們年輕，也許會天真地認為，那種刀筆可能也會有一點兒積極作用吧？你們肯定是把刀筆與正義人士對貪官污吏、腐敗衙門的揭露混為一談了。其實，自古以來，刀筆多數就是“衙門周邊人”，或曰書吏，或曰筆佣，或曰文侍，卻又裝成出世閑人。他們為什麼能在衙門近旁如此放膽衝殺，大多是因為先在衙門裏打聽到社會上哪些名人即使被攻擊也得不到任何保護，便立即舉筆為刀，殺聲震天。對於衙門內外的各路“達人”，他們只會小心奉承，緊緊追隨。因此，你們如果要問，刀筆在批判官場弊病、社會黑暗上有沒有可能發揮一點兒正面作用，我的回答是，一點兒也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我比你們年長，見過太多的刀筆行徑，因此可以回答得如此斬釘截鐵。

其實，你們只要從最輕微處着眼，看看文學評論方面的刀筆，就知道了。他們如此辛辣尖刻，有沒有對哪一個被攻擊的作家帶來過一絲一毫的幫助？幾十年過去了，完全沒有發現。那麼，他們有沒有對其他讀者帶來一絲一毫的啟發？幾十年過去了，完全沒有發現。如果有，請舉一例，只需一例。

這正像，有些流氓會從樓房窗口向院子裏的居民拋擲污穢之物，臭氣衝天，人人逃奔，你總不能說，這些污穢之物對於院裏的花草也會起到一點兒“施肥”的正面作用。何況，他們除了污穢之物外，還會拋擲碎磚和石塊。

刀筆文化的第二項邏輯：因虛假而激烈。

刀筆文化所依憑的，絕大多數是謠言。或許有一點兒起因，卻被無限擴大，其實也成了謠言。因此，刀筆文化又可以稱之為“謠諑文化”。

正是過分的激烈，暴露了他們的虛假。

在生活中，一切真實的話語，都不必激烈。譬如，在座的王安安是吉林人，王牧笛是黑龍江人，如果有一個人把你們的籍貫說顛倒了，那麼，另一個知道你們真實籍貫的人會激憤嗎？你們自己會激憤嗎？都不會。凡擁有真實，總是平靜的。

只有一種人，硬要編排你們是從韓國偷渡過來的，是從日本偷渡過來的，才會為這種編排設計觸目驚心的情節，偽造聳人聽聞的原因。這還不算，他還會抨擊你們“冒充中國人”而義憤填膺。他們知道，只有義憤填膺，才會解除社會的疑惑，才會堵塞你們的自辯。

很快，他們的義憤填膺已經變成了痛不欲生。

除了用激烈的方式為虛假掩飾、為虛假壯膽之外，刀筆的激烈還有其他原因，往往說不出口。

譬如很多年前，我還在擔任“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與幾位年長的文科教授一起茶敘，說起當時有幾個現代文學專業的青年教師不知怎麼變得非常暴躁。他們發表文章批評幾位作家的作品，用語之狠辣已與文學無關，似乎在呵斥慣偷和逃犯。這顯然已經屬於人身攻擊，被攻擊的作家本來可訴諸法律，但即使贏在法庭上也一定被加倍糟踐，因此都忍氣吞聲。

幾位年長的文科教授實在看不下去，覺得此風不可長，就要求寫作學會做一些調解。我派了兩位大學裏的朋友去了解情況，結果，叫人既好氣，又好笑。

原來，一個青年教師上課時看到學生沒有專心聽，在看別的書，就走到座位上察看，發現學生看的是某位作家的書。他立即覺得這位作家“搶了自己的戲碼”，於是也就成了他激烈攻擊的對象。

第二個青年教師比較簡單，聽到自己正在熱戀的女友竟然充滿熱情地高度評價了某作家，儘管女友並不認識這位作家，但青年教師還是妒火中燒，捲袖拿筆。

第三位青年教師複雜一點兒。他正在計劃購房，為了房價打折，去拜訪了開發商。開發商的妻子正在學寫小說，卻把一位女作家當作了競爭高下的對手。那位妻子在閑談時表述了種種意向，這位教師為了購房打折，就寫起了以“滅殺”為目的的文章。

這些事情都很低俗，卻共同證明了一點：兇狠的批評與被批評的作品和作家，基本無關。兇狠的原因，在作品之外。

我降低了自己的文化等級來講述這些低俗的事，顯然是一種“人格犧牲”。這麼做的目的，是要你們永遠也不要沾染刀筆之風。一旦沾染，我和其他在場的同學都會用同樣等級的理由來猜度你。這是我預埋了一顆**。

現在我且把等級提高，恢復到我們應有的水準來說幾句話。我與你們相處那麼久，覺得你們都很善良、很理性。因此，如果偽裝激憤地攻擊一個人，是對你們本身的虛假，對不起你們自身高貴的人格。

據我長期觀察，一個人只要有過一次這樣的攻擊，一輩子就蒙上了陰影，成了自己畢生的魔咒。人生什麼地方都可能拐腳，卻不可在人格建構中失足。人格有一種恐怖的貯存功能，一旦失足便銘刻久遠。因此，千萬不要走刀筆的路，哪怕是幾步。

刀筆文化的第三項邏輯：因無險而勇敢。

刀筆文化最希望給別人留下一個印象，那就是勇敢。其實，這種勇敢並不存在，因為這種行為沒有風險。正因為沒有風險，因此他們就極其放鬆地扮演勇敢，好像自己就是當年的史可法、文天祥。有一些幼稚的讀者也相信了，以為他們是在“上刀山，下火海”。

對這種“勇敢”，我們可以代他們略加盤點。

首先，根據我國的國情和法制現狀，那些刀筆一時還不太容易以誹謗、誣陷、侮辱的罪名進入刑案。如果受害方以“侵害名譽權”的理由做民事訴訟，則大多長年累月、煩不勝煩。而且在這漫長的過程中，刀筆又會在報刊上藉以造勢揚名、嬉笑怒罵，而跟隨的嘍啰們必然成群結隊。受害者大多是老實人，不可能在報刊上與他們反覆廝磨，往往無奈地以撤訴和調解作為了結。因此，刀筆在法律上相當安全。

另一方面，民間輿論也會站在刀筆一邊。民間不是沒有正義，某些問題也能在民眾的搜索中揭示真相。但是，刀筆所呈現的，並不是可以搜索的社會問題，而是一種莫名的仇恨，一腔無由的怒火，民眾無從判別。刀筆們傾瀉之初就把自己打扮成“弱勢群體”，讓多數民眾把他們引為自己的同類，於是受傷者更是遭到了滅頂之災，很難掙扎出來。萬一掙扎出來，民眾的關注點早已轉到百里之外，不再有任何興趣去回憶前幾個月發生過的傷害事件。而刀筆們不知又在向第幾個受害者動手了，他們一路過關斬將，毫髮無損，因此越殺越勇，全無忌憚。

我再說一遍：沒有風險的勇敢不是勇敢，只是殘暴和無賴。

刀筆文化的第四項邏輯：因傳媒而稱霸。

我前面說過，刀筆從一開始就是藉著舊上海的傳媒來影響民眾的，時至今日，人們在當代傳媒的波涌浪疊中，越來越失去深入閱讀的耐心，越來越容易接受劍起斧落、血光閃閃的刀筆文化。於是，刀筆和大批非理性的民眾，建立了一個互惠、互通的緊密聯盟。刀筆吸引這些民眾，這些民眾又指引刀筆。可以預見，這些民眾原來身上的狹隘、實用、顯擺、恐高、妒美、鄙雅的文化劣根性，從此會由刀筆文化進行暴力挾持，從而使高層文化逐漸萎縮。這種趨勢，目前在傳媒間已有明顯端倪。

有一個慣常的誤會，以為多數民眾能夠本能地接受和保護高層文化。其實，這個“本能”應該反過來。

在政治上，民主選舉有可能選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人，但文化全然不同。一群街邊大娘有資格選舉一個鄉長，卻沒有資格來褒貶這位鄉長的詩文，如果這位鄉長詩文夠格。擴而大之，人數越多，在判斷高層文化上越是為難。這不是貶低民眾，而是因為高層文化本身就是一種罕見的精神超越。越超越，必然越孤獨。民眾中也可能有人能夠領悟某些高層文化，但這些領悟也未必與作者的含意真正相通。而且，似乎領悟的人也未必有能力認識作品的整體地位並加以維護。因此，寂寞，必然屬於一切偉大作品。後來，只是由於神秘的時間魔力，以及文化本身的自清自選功能，讓某些作品留之於世，吸引文化精英和文化良知的生命歸附。你們一定要明白，文化史和文學史的最精彩部位，歷來都不是人聲鼎沸、車水馬龍的通衢大道，那是一些冷僻山崖和凄涼廢墟的組合，只是因為曾經有一些特別的聲音從裏邊飄出，才被人們守住。但喧嘩一起，便全盤消遁。

大家一定記得，我曾試着與大家做過一個實驗性的文化遊戲：以我們在課程中講到過的那些作家、作品為例，設想一下，如果讓他們所處時代的民眾來“海選”，來“群評”，來“投票”，結果將會如何？

結果非常肯定：沒有一個作家、一部作品會選出來。

按照現代的“民主程序”，擴大投票者吧？結果一樣。展開大規模研討吧？結果大亂。請專家們出來說話吧？結果更壞。傳媒能做的，就是這些事，也就是更亂、更壞的事。

歷史上，我們只記得，誰也沒有去追隨孤苦的屈原，誰也沒有去安慰悲痛的司馬遷。李白受屈的時候，多少民眾齊聲要求殺了他。蘇東坡、李清照、曹雪芹都曾長期流落在民間，有誰在照顧他們、幫助他們、保護他們？我們只能從他們留下的哀嘆詩文中得知，民眾始終沒有站在他們一邊。窺探他們的，反倒是一些刀筆，儘管那時還沒有傳媒，那些刀筆在民眾中難於成勢。

也許有人辯護說，當時的民眾無法通過傳媒了解真相。但是，如果我們設想把時間挪后，傳媒真是公佈了刀筆們對這些文化大師們的揭發、批判、曝光，刀筆們的言語又是那樣通俗、入世、刁鑽、麻辣、狠毒，而這些文化大師又都不善自辯……那麼，請想想，一切將會如何？

不必懷疑，由傳媒所鼓動的民眾喧嘩，由民眾喧嘩所擁戴的刀筆文化，是一切高層文化的死刑判官。

現在有些文化人出於好心，試圖藉助傳媒，“雅俗共賞”地來講述一點兒高層文化。有幾位，在電視上已經講了一二十年。但事實證明，這些講述全被刀筆文化的勢頭壓歪了。於是，講述也只得漸漸偏向閑扯，偏向從眾，偏向瑣碎，觀念多年重複，水準長久不變，又絲毫不敢對刀筆文化和其他囂張的負面文化做任何抗爭，那就只能拉着一批粉絲共赴無聊。傳媒的天然霸主，只能是刀筆文化。

好，說了那麼多，我可以略為歸納一下了。

刀筆，雖從古代傳來，卻是中國文化的現代災難。在二十世紀前期，它們以所謂“戰鬥”剝奪了中國文化的“正脈血統”，在二十世紀後期，則成了一次次政治運動的血腥打手，尤其在“**”災難中更是罪行累累。新時期開始以後，刀筆潛伏過一段時間，卻在世紀之交沉渣泛起。現在海內外都公認中國經濟發展令人矚目而社會風氣和文化建設卻令人擔憂，至少一大半，與刀筆相關。中國多數慵懶的官員對刀筆並不反感，因為它們打碎了文化倫理，讓文化更容易被隨意掌控。結果，刀筆處於一種上面有默許、四周有慫恿、後面有追隨的明星狀態，甚至經常被評為“言論領袖”、“城市良心”之類，實在是當前中國文化的一大禍害。

鑒於此，我不能不用長輩的身份勸一句：所謂文明，就是脫離叢林惡鬥。我們能文，要倍加守護，時時提防獸性對人性的顛覆。

以上，就是我對刀筆文化的解析，也算是對一種負面文化的俘獲性展示。同學們在今後遇到其他負面文化時，可以記起今天的這堂課，略做參考。

好，這下，我們的後門也可以關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