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課 遠方的目光
余秋雨：
我們之前一直避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那就是西方文明的傳入。梁啟超把這件事情說成是中國歷史進入第三階段的分水嶺。哪三個階段？記得我以前提過，即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西方文明的傳入，使中國變為世界之中國。
其實從元、明、清一直到近代，中國遇到的重**煩和重大進步，都和西方文明有關，直到今天也還是這樣。
對中華文明來說，在唐代以後，最值得記憶的遠方目光，來自兩個著名的西方人。一是十三世紀的馬可·波羅；二是十七世紀的利瑪竇。
可以想像，他們對中國非常好奇。這種好奇，也引發了我對他們的好奇。我一次次去威尼斯，就是為了尋找馬可·波羅的遺迹。我甚至還趕到了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去訪問利瑪竇的一所母校，遺憾的是，那所學校的校長已經弄不清楚這位重要的校友了。
我很想說說馬可·波羅，因為正是這個人對中國的記述，刺激了不少歐洲冒險家，促成了他們的地理大發現，改變了世界歷史。
說到馬可·波羅，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直到今天，中外學術界還有一些人懷疑這個人是否真的來過中國。他們認為，他的“遊記”只是記錄了哪個阿拉伯商人口中的隨口閑聊，或者只是抄寫了一些當時流傳的旅行資料。他們指出了馬可·波羅敘述中一些不應該有的破綻。當然，這類觀點也遭到了很有力的反駁。有趣的是，兩方面的觀點爭論起來都很動感情，與其他學術爭論很不一樣。在座各位可能也看過這方面的書，哪一位知道懷疑派的論點？
費晟：
我個人非常懷疑馬可·波羅中國之行的真實性，因為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史料中並沒有找到關於他的任何記載，甚至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曾說自己在揚州當過一個不小的官，在中國十分齊備的官場史料中也毫無痕迹。所以有學者提出質疑。
王牧笛：
但史料是有間接記載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楊志玖先生在《永樂大典》中找到一條公文，一二九一年波斯使者從泉州順海路回國，這和馬可·波羅遊記中他隨波斯使者回國是吻合的。當時來華傳教的外國人多如牛毛，中國史料都沒有記載，而不單單是馬可·波羅一人。
呂帆：
可是馬可·波羅忽略了很多不應該忽略的東西，比如長城、茶葉、印刷術，還有婦女裹足這樣特別的習俗。如果連這些外人一看就印象極深的內容都沒有記載，我們很難說他到底是不是來過中國。
王安安：
但他的真實性同樣是很驚人的，沒有親臨過現場肯定寫不出來。比如王著刺殺阿合馬事件，他寫得比當時的文告還詳細，對江蘇鎮江基督禮拜堂的準確記載，也不可能是聽來的。同時，他書中提供的數據的精確度也是驚人的，比如杭州有十二種行業，一萬兩千商戶，又說當時西湖周圍達到了三十英里。
劉璇：
如果親臨了大事件的話，就不應該記錯。但他記載的炮攻襄陽事件和他實際上到那個地方的時間是錯亂的。
叢治辰：
記載完全可能出錯，因為馬可·波羅是口述，而由他人記錄。我的個人觀點就是疑他不如信他。
余秋雨：
對於馬可·波羅到底有沒有來過中國的問題，我倒是認認真真地研究過。研究的結果是：中外的懷疑派首先是把他的身份看錯了。
大家看到有這麼一本有名的《馬可·波羅行紀》，就先入為主，把他看成了古希臘的希羅多德，中國的徐霞客。其實，馬可·波羅並不是一個學者，他壓根兒沒有承擔過考察、記述、寫作的任務。而他在旅行過程中也不存在任何學術計劃。最後由別人記錄了他的談話，是一個偶然事件。他就像我們常見的那些走過很多路的採購員、出差者，一路上且走且看，到什麼地方空閑了遇到什麼人便暢談一番，其中少不了漏記、錯記，更少不了誇張、吹噓的成分。他很可愛，可愛的人說話容易缺少科學性。
我相信他來過中國。因為他所說的很多事件，當時都還沒有文告公佈，尤其像鎮江禮拜堂所發生事情的資料，連中國學者也不可能知道，除非是親歷。我想，大家只要仔細讀讀他的書就可感受到他那愉快、真誠、驚喜的目光。字裏行間，沒有故意作假的印痕。
利瑪竇是在馬可·波羅三百年之後來中國的。這三百年，歐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卻可以使利瑪竇不必再用馬可·波羅的眼光了。如果說馬可·波羅的眼光是一次次陌生的驚嘆，那麼，利瑪竇的目光是一次次重新理解。作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他用嚴謹的方式一步步逼近中國文化，然後進行深刻的對比。利瑪竇在中國住了很長時間，最後是在中國去世的。前年我在聯合國召開的世界文明大會上做專題報告，針對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的不理解，我提出，利瑪竇到中國來之後接觸中國文化的態度、程序、方法，直到今天，也值得不同文明之間互相了解時參考。那麼，我們現在就來談談利瑪竇初來中國時的一些情景吧，誰看過這方面的書？
王安安：
我看過一點兒。利瑪竇剛來中國時為了獲得信任，特地選了身和尚服。隨着他傳教區域範圍的擴大，接觸到了上層社會的官員，才知道，穿和尚服的人地位比較低，地位高的該穿儒士服，所以後來他就換成了儒士服。而且利瑪竇在傳教士中應該是“修正主義分子”，他既堅持自己的傳教使命，又有意無意地迎合了中國的心態。比如，他用中國觀念來解釋西方宗教，還尊奉孔子，這在後來的西方教廷是不容許的。他還繪製世界地圖，圓形的，但把中國放在了中間，迎合了當時天朝上國的一種心態，他很聰明。
呂帆：
利瑪竇來的時候好像已經約略知道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他是帶着很多先進的知識儲備來的，這樣和徐光啟也有一個談得來的話題。所以我覺得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是敲開我們官僚階層的一塊精神敲門磚。
余秋雨：
利瑪竇來中國，肩負的是宗教使命，而結果卻是文化交融，範圍很大，當然也包括宗教。
他對中國文化的貼近，首先在技術層面上。例如把中文學得很好，能看很多中國典籍，交很多中國朋友。接下來，他就深入研究精神趨向了。例如，他來中國的時候，大明王朝還有氣勢，一些同行的歐洲人就認為中國有可能侵略歐洲。利瑪竇沒有匆忙做這種判斷，而是堅持不懈地觀察和分析幾十年。最後他才得出結論，按照中華文化的本性，中國不可能憑着國力遠征歐洲。這種態度，令人感動。
比較重要的是，一六〇〇年，十七世紀的第一個春天，利瑪竇在南京遇到了徐光啟。這是兩個重要文明的代表人物的見面，不是小事。徐光啟儒學出身，又做着官，他們見面以後，兩人在一起翻譯了六冊《幾何原本》，使中國開始懂得了西方數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然後，徐光啟受洗皈依了天主教，虔誠信奉，一直做禮拜。這給我們一種信息：中國的高層官員如果按照利瑪竇的路子接受西方文明，也可能出現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平和方式。徐光啟去世的時候，皇帝罷朝一日，對這個大臣表示深刻的悼念。然而由於他是天主教徒，墓碑是拉丁文的碑文。過了不久，他的墓就搬到了家鄉，上海城外的一個地方。後來家人也搬到那兒去守墓，姓徐的家庭彙集在一起，那個地方就叫徐家匯。
兩百年後，兩種文明終於沒有像徐光啟和利瑪竇那樣結合在一起，而是打仗了，結果西方文明勝利。一些歐洲人從**和廣州北上，看中了一座城市。這座城市背後是長江，能夠貫通中國腹地，前面是太平洋，那就是上海。他們覺得這個地方比**和廣州還好，準備過日子。就在他們東逛西看的時候，突然發現上海有一個地方早就有禮拜堂了，還不斷舉行着天主教的禮拜活動，那就是徐光啟後代住的地方。西方人就在那裏造教堂，造學校，造藏書樓等，於是出現了“徐家匯文明”。徐家匯文明是現代上海文明的中樞。
我在一篇叫《上海人》的文章里把徐光啟說成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上海人。那是因為，他與利瑪竇等人一起，提供了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在非戰爭的情況下友好交往的可能。
這也就是說，從文化和文明的視角來看，有一些血跡淋漓的生死搏鬥，本來是可能避免的。民族主義、鐵血軍事，未必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