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課　文化專制下的沉悶

余秋雨：

我們在前面為宋代和元代說了不少好話，這與傳統的歷史觀念很不一樣。接下來我們要做另外一番相反的文章了。

由於時間近，資料多，人們對明、清兩代的事情了解得多一點兒。寫書、演講、拍電視劇，也常常以明、清故事為題材。社會上經常會遇到一些“名門之後”，不管真不真，說起來也都是明、清兩代名臣或名士的“餘蔭”，卻很少扯到唐、宋。結果，一來二去，明、清通過大大小小很多渠道滲透到我們今天的生活，不少年輕人也只從明、清來了解中國歷史。

這種情景，在我看來，是悲哀的。一個古老文明必然會承受時間的篩選，但是篩選可分為“正面篩選”和“負面篩選”兩類。這兩種篩選，與社會階層的高低並沒有關係，請看中國普通的百姓也都知道屈原和李白的重量，而那些明、清時代的宮廷煙雲，反而是一些文化人在翻弄。

中國文化在明、清兩代，也有不少成果，但就整體而言，創造勢頭嚴重減弱。這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一種“同質文化”已經繁榮了太久太久，其間的優秀人物已經湧現得太多太多，免不了元神耗散、精魂衰退。它本來應該完成一次根本性的轉型。但是在明、清兩代，中國文化還沒有出現這種轉型的契機。因此，衰落成為一種必然。

第二個原因是，自朱元璋開始，實行了一種帶有恐怖色彩的文化專制主義，典型事例是“文字獄”。乍一看“文字獄”並不普遍，但它卻構成了一種極為普遍的驚嚇。朱元璋在文化上的自卑轉化成了對文化人的鄙視和防範，“文字獄”正是體現了這種心理。他對每一個案件的具體指控其實並不相信，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故意“找碴”。在這個過程中，他縱容和鼓勵了那些以告密、毀人、上綱上線為職業的文化打手。這場災難延續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再加上無限誇張的“科場案”，充斥着猙獰和血腥。在這種氣壓下，文化創造怎麼談得上呢？

就在這個時候，歐洲終於從中世紀的長夜中醒來了。由於長夜太長，他們對黎明的呼喚反而特別深刻。於是多頭並進，把歐洲全面推向進步。中國則相反，一直沒有長夜的體驗，因此也沒有黎明的興奮、覺醒的震撼、訣別的思索、轉型的勇敢。雖然明代在國力上還是世界領先，很多方面堪稱不錯，但在方向上卻已一步步走向保守、停滯、封閉、自滿、狹隘、僵化。清代前期改變了某些統治方式，卻沒有從根本上轉變這一勢頭，結果只能被歐洲比下去。到十八世紀末，中國古代的“好日子”，大體已經過完。到了十九世紀，中國將會遭受深重的世界性痛苦。

因此，我還要大家討論一下明、清兩代在文化上的衰勢。這很重要，直接影響到現代。

劉璇：

我印象最深的還是秋雨老師所說的“文字獄”，當時因言獲罪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徐述夔寫了“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在他死後遭剖棺戮屍之禍，還被滿門抄斬，故交都被牽連。翰林官庶吉士徐駿的父親徐乾學是顧炎武的外甥，雍正八年，仇家揭發徐駿把“陛下”寫成“狴下”，還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的詩句，於是就以“大不敬”罪被斬立決。面對這些荒唐的慘劇，龔自珍寫了一首詠史詩，其中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這兩句，說的就是當時的文字獄太厲害，很多人寫書不過是為了討生活、謀俸祿。當時的知識分子是很可悲的。

呂帆：

從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在官方意識形態中獲得了崇高的地位。此後較長時間，道教、佛教獲得了很大發展，形成了儒、佛、道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明清時代，佛、道兩家已少有創穫，儒家也漸歸沉寂。特別是八股文的流行和官方對程朱理學的推崇，使得整個學術思想界很壓抑、很沉悶。

叢治辰：

我想談兩件大事，一個是硬的，一個是軟的。朱元璋本身是一個很多疑的人，鑒於元末宰相專權，他就把重大權力全都抓在自己的手裏。在胡惟庸被搞掉后，從此就再沒有設過宰相，而且不準後代子孫再設宰相。隨之發展出一個龐大而殘暴的行政統治系統，這又為後來的文化專制主義提供了政治制度上的保障，這是硬的方面。另一件是軟的，乾隆皇帝在搜羅天下圖書編《四庫全書》時毀禁了一些書，所有明朝人寫的關於滿族的著作大多被毀掉。後來就連關於胡人的資料也大量被毀掉。這個行為雖然不流血，卻摧殘了文化的底線。

王安安：

我想提一下清**對江南知識分子和士大夫階層的幾次重大打擊，這就是秋雨老師前面提到的科場案。第一次是順治十四年，發生了順天、江南、河南、山東、山西“五闈弊案”，最後江南闈十六房主考全部斬立決，數十人被判死或貶徙寧古塔。眾多德高望重的江南知識分子備受打擊。

順治十八年江寧巡撫朱國治誣陷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和溧陽縣“抗糧”不交者一萬三千多人，要求朝廷嚴辦。結果現任官降二級調用，士紳被黜籍者有一萬多人，三千多人被捕。考中的進士、舉人、生員都被罷免，斯文掃地，學校一空。

余秋雨：

我很高興，你們接觸這方面的材料不少。我希望大家對明、清兩代的文化專制主義有更深刻的認識，因為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巨大沼澤地。中國文化在近代和現代的悲哀，都與這個沼澤地有關。

我想告訴大家兩點：第一，明、清兩代的文化專制主義，在中國古代史上是空前的。秦始皇雖然也有過“焚書坑儒”的事，但那畢竟只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不像明、清兩代，構成了對文化人的整體重壓和整體消解。第二，文化專制主義的最壞成果，是全社會對文化人的遭難已經習以為常，文人中揭發、告密、批判者異常活躍，並永遠不會受到懲處。這種氣氛，造成了文化創造勢頭的僵滯和終止，造成了文化人尊嚴的潰散，造成了中國文化自我衛護機制的失落。

這就像現代醫學中所說的“免疫機制的敗壞”，後果十分可怕。中國文化幾千年的最大病症，就在這裏。直到今天，中國經濟發展而文化滯后，主要原因也與此有關。

但是，中國文人還有一種危難中的堅守，中國文化還有一種抵制破壞的生命力。明、清兩代仍然產生了不少文化成果，而且有不少還是前無古人的。

我希望在座的同學們來為明、清兩代的文化成果投個票，看看在那五百年間哪些文化成果最值得我們年輕一代重視。為了節省時間，我昨天晚上把自己認為比較重要的十一個項目列了出來，大家就在這中間投票，好不好？如果我遺漏了，你們也可以補充。

第一個文化成果，是在哲學上程朱理學的發揚，心學的創立。心學的創立者是王陽明；

第二，編撰了《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

第三，小說創作繁榮，出現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特別是《紅樓夢》；

第四，戲劇創作也不錯，出現了《牡丹亭》、《長生殿》、《桃花扇》，崑曲延續了兩百年；

第五，京劇產生；

第六，出現了李贄、徐渭、金聖嘆、八大山人、揚州八怪等具有奇特生命狀態的文化人；

第七，出現了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這些具有啟蒙傾向的思想家；

第八，出現了以考據為治學主幹的乾嘉學派；

第九，出現了旅行家、地理學家徐霞客；

第十，出現了《農政全書》、《天工開物》等實用性的科技著作；

第十一，通過傳教士和其他途徑，西方文明大規模傳入。

（同學們進行投票，由王牧笛、王安安統計）

王牧笛：

秋雨老師，投票結果出來了。

第一是王陽明心學的創建，哲學上的；

第二是小說的繁榮，尤其是曹雪芹的出現；

排在第三位的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的啟蒙思想；

排在第四位的是《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的編撰；

第五是京劇的產生；

排在第六位的是崑曲劇本的創作；

排在第七位的是西方文明的傳入，西學東漸；

第八是那些具有奇特生命狀態的文化人的出現；

排在第九位的是一些實用性的科技著作如《天工開物》等的出現；

第十是形成了以考據為治學主幹的乾嘉學派；

排在第十一位的是徐霞客。

余秋雨：

你們的投票結果使我感到安慰。在一些最關鍵的選擇上，你們與我基本一致。

首先，論中國文化在明、清兩代的最高成果，我也贊成把王陽明和曹雪芹放在最前面。但是，我可能會把他們兩人的次序做一個交換，把曹雪芹放在前面。

這兩個人都是文化創新的大人物，但是，真心以藝術形象深入人心的創新，是由曹雪芹完成的。創新是否被廣泛接受，是辨別它成敗的重要標準。當然，除了接受標準之外，還有一個等級標準。曹雪芹和王陽明都處於文化的最高等級上。因此，我們下一次會專門討論他們。

這裏有一個區別需要說明。你們投票選出的是“小說的繁榮”，順便突出了一下曹雪芹，而我則只把曹雪芹放在最前面。因為《紅樓夢》和其他幾部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完全不在一個等量級上。

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社會思想評論難能可貴，但是今天我們不能不把他們放在更廣闊的對比坐標上來評價。與他們同時，歐洲的近代思想家已經出現。相比之下，他們就成了能“按脈斷病”卻不能“開藥治病”的一群人。

京劇和崑曲的排列，我也希望把崑曲放在前面。這不僅是因為崑曲比京劇更有歷史，而且是因為崑曲在湯顯祖、孔尚任、洪昇等人手中更有文化高度。京劇的唱腔和表演很不錯，但文化內涵薄弱，思想傾向封閉，文學等級較低。

對於以朝廷的權力編纂辭書，我不像社會上一般人評價得那麼高。那只是一種特殊的文化保存方式，在當時，卻幾乎無法為社會所用，更沒有歐洲狄德羅“百科全書派”那樣的精神引領作用。相比之下，我反而更加看重“西學東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