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課　君子的修身與治國

余秋雨：

今天我想問大家：你覺得孔子對歷史的最大影響是什麼？

王牧笛：

在我看來，孔子是後世讀書人的典範，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為人師表，垂範後世。當然，他的女性觀在如今應該被拋棄了。

費晟：

孔子提倡一種以家庭倫理為基點和核心的中國式的思維方式，在我看來，這是與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別之一，它和西方那種終極關懷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路徑。兩千年來所有的中國人安身立命之處都是以家庭為原點。

余秋雨：

你說得不錯。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倫理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擴大到整個社會結構。

本來，研究社會結構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會關心，也缺少思考的資源。沒想到孔子創造了一個可親可愛的思維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體驗的家庭生活方式當作一個象徵體，推而廣之，使宏觀政治問題變成了家庭問題的放大，使一般民眾也具備了思考的基點。後來孟子也用了這個思維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藉由普通民眾能夠感受到的境遇，來設想一個社會和一個國家。在一般中國人看來，家庭的血緣倫理是自然的，難以動搖的，由此擴大，政治也漸漸變成了一種“自然倫理”。我覺得這是一項高明的理論策略。

中國人的家庭倫理觀念，與農耕文明有關。農耕文明不同於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對游牧文明來說，馬背是家，帳篷是家，只要遠方有水草，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則永遠在嚮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遠不知道，因此也可能永遠不能回來。中國的農耕文明是“精耕細作”的文明，從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複雜。它延續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講究倫理結構，有了這種結構才能完成生產的程序和財物的分配，才能協調彼此的關係。孔子找到了這個結構，並把它擴充來治理天下。他的邏輯結構是從修身開始來齊家，然後是治國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個起點，一個平台。例如中國民間信奉的第一法規是孝，把對父母不孝的人罵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脫離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這個關係推延到了君臣關係當中，也就是從“親親”直通“尊尊”，形成了整體的治國觀念。

這個觀念又進一步要求人們在社會倫理中“扮演”家庭倫理，構建一種簡單、嚴謹、快樂的“禮樂”儀式。

這樣的社會靠什麼支撐起來？靠君子。如果沒有君子，就缺少人格的基點，缺少實踐者、引領者和監督者。因此，孔子把君子人格的養成，看成社會理想的核心，他一直以極大的熱忱在呼籲君子之道。在他之後，儒家學者大多會在君子之道上下很大功夫。荀子對君子的重要性更是做過最簡明的概括，他說，“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君子者，天地之參，萬物之總”。

裘小玉：

君子之道的內容很豐富，例如確定了君子的人際交往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到現在仍有價值。

余秋雨：

對。但遺憾的是，當他的學說被歷代朝廷推崇的時候，君子之道被淡化了。因為皇帝們很難做君子，他們更多地信賴法家，甚至暗地裏信賴叢林原則。

我寫過一篇專門論小人的文章，在海峽兩岸都曾經產生過不小的影響。不是因為我寫得好，而是因為在中國人的社會中，作為君子對立面的小人，勢力太大了。君子，儘管被呼籲了兩千多年，卻還是“稀有動物”。

叢治辰：

寫小人的那篇文章我還記得，秋雨老師沒有給小人做抽象定義，而只是用大量感性實例來調動讀者的經驗系統和判斷系統。例如，文章裏面講到一個小人，為太子娶親接新娘，看到新娘的形象實在太好了，就半路轉了個身，把她獻給正當政的國君。太子妃變成了太子的娘，實在叫人感嘆不已。

余秋雨：

君子和小人的區別，比好人和壞人的區別更深刻。很多敵對營壘里的人，很可能是君子；很多與我們完全站在一起的人，很可能是小人。因此，這種劃分能夠使社會歷史從表層的是是非非中解救出來，增加一層人格坐標。

從兩千多年前開始就醒目地劃出君子和小人的區別，這是中華文化的一大優點。但是，由於這種區別只停留在一種不確定的感覺上，很多讀書人都自稱是君子，即使不是也很難否定。讀書人一旦通過科舉考試做了官，大多會陷入官場權謀，甚至變成小人政客；沒通過科舉考試，就可能變成魯迅筆下的孔乙己，窮困潦倒還自稱“君子固窮”，構成對“君子”這個名號的諷刺。

劉璇：

讀書讀得順的去當官，開始搞權謀，讀得不順就變成孔乙己。這樣一想，真是叫人有點兒悲觀。那如果讀書人里都很難出君子，又該怎麼辦呢？

余秋南：

我也有點兒悲觀。而且無數事實證明，最多的小人集中在文人之中。

我只希望，那些埋沒在小人堆里的君子能夠互相認識。儘管周圍都是密密層層的肩膀，但在肩膀和肩膀的縫隙中，卻看到了一種與自己近似的眼神。

為此，我們還需要重溫一下孔子對君子和小人的劃分。

孔子在這個問題上的劃分很多，我在這裏只能隨口說幾個方面，例如在外部標誌上，在人際關係上，在道義使命上，君子和小人的區別。

在外部標誌上，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這是無法掩飾的直覺形態。就像我們進一個屋子，還沒有搞清楚裏邊究竟藏了什麼，但一眼就可以看出是敞亮的，還是局促的。君子為什麼能夠坦蕩蕩呢？孔子解釋道，因為君子是仁者，所以不憂；君子是智者，所以不惑；君子是勇者，所以不懼。

在人際關係的對比上，孔子講了不少。例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可見他特別重視在人際關係中看人品。如果有一個大學者，著述甚豐，但細想起來，從來沒有怎麼幫助過別人，反而幾度壞了別人的事，那麼，這個大學者在本質上很可能是一個小人。在這些對比中，“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界限、“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的區別，最為深刻。這兩重對比，保障了君子們在和睦中的獨立性，否定了小人們在趨同中的攀比。因此，也證明了那種沒有不同意見的千篇一律，只能滋生小人而不是君子。

在道義使命上的對比，孔子覺得最為根本。他提出了一些簡明原則，例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懷德，小人懷土”，等等，認為君子不同於小人的基本點，在於能夠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義和仁德。

從反覆的對比中讓大多數中國人感悟到君子和小人的差別，這是一筆延續兩千多年的精神遺產。我希望同學們在儒家關於君子和小人的對比上投下更多的時間來體會。作為一個有文化的中國人，一輩子修身的目標就是做一個君子。我們，都應以君子之道共勉。

王牧笛：

剛剛余老師講的是君子之道，我知道孔子還特彆強調一個東西，就是“中庸之道”，它又該怎麼理解呢？

余秋雨：

感謝你提得那麼及時，成了我講課的自然過渡。如果說君子之道屬於人格論，那麼中庸之道便屬於方**。中庸之道，是反對極端主義和單邊主義的一種制衡哲學。

人類，太容易走極端了。能不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找一條最恰當、最合適的路？儒家的好處，就是相信這條路的存在。即使一時找不到，它也存在。這種信念，變成了一種信仰，因此方**也就變成了目的論。

實際上每個年輕人都有可能沾染極端主義思維。極端主義的初級形態就是追求危言聳聽的“痛快”，極端主義的高級形態就是爭取成為站在懸崖峭壁上的“英雄”。為什麼是站在懸崖峭壁上的呢？因為這些人越要吸引觀瞻，就要把對立面看得越大、越強，結果把自己腳下可踩踏的地方越逼越小。我見過“**”時期的造反派頭頭以及某些族群分裂主義首領，幾乎都是這樣。他們為什麼能成為首領？因為提出的口號特別刺激。特別刺激的口號一定是狹隘、苛刻、誇張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義者”，或者說“基本教義派”。他們容不得任何修正、寬容和妥協，並把修正、寬容、妥協看成是叛變。這種思維，把滿世界都看成是仇敵，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無以立足的孤獨者了。不少人喜歡仰望這種形象，於是他們也就扮演起這種形象，到後來，讓別人和自己都沒法活。

中庸之道否定了這種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這些人，也解救了他們的所謂“仇敵”。天下的活動空間很大，人類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這種極端？極端主義認為，“離佛一尺即是魔”。這種理論看似保護了佛的純潔性，其實是孤立佛、限制佛，讓佛失去了話語空間和行為自由，並對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進行呵斥和打鬥，那麼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認為“離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無比廣闊，一切人都能走向光明。

正因為這樣，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廣的道德。他在《論語》中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進一步認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說，那些永遠在玩弄極端概念、陳述刺激話語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這話，希望大家記住。我為什麼歷來不與極端主義辯論？因為心中早有孔子的這個判斷。

學習中庸之道，我建議大家多讀儒家經典《禮記》中的《中庸》篇，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所記述的，很有價值。我在這裏忍不住要為大家讀一段：“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我一直認為，中庸之道，是二十一世紀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學，可惜很難讓外國人領會。我還認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靈魂所在，也是中華文化的靈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