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課 那裏沒有路標
余秋雨：
童年歌聲終於變成了悲壯合唱，文化記憶終於變成了集體自尊。一九二八年，也就是王國維死後的第二年，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國民**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下設歷史語言所，重要任務就是考察殷墟，像李濟、梁思永等具有國際視野的考古學家也都參與到殷墟考古中來。殷墟和甲骨文的研究，就從血淚斑斑的祭奠階段解放出來了。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大規模挖掘十五次。一九三六年，也就是抗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終於挖掘出了甲骨坑YH127號。這可能是古人類文化史上發現的最大的一個皇家檔案庫。
這個檔案庫當然必須裝火車，運到當時的首都南京。運送的那一天似乎發生了一點兒情況，我看到過一篇資料，不知道真實性有多少——
正當甲骨坑YH127號整個用吊車打包，要運到安陽火車站的時候，殷墟邊上的洹河突然升起了一股白氣，白氣升到天上以後變成白雲，白雲變成烏雲，這個烏雲就隨着這個運輸的車，一直到安陽火車站。接着下起傾盆大雨，這個大雨，就落在木箱子上。
如果這個記述是真的，諸位聽下來有什麼感覺？
金子：
我覺得這是我們之前說過的古老文明咒語的一個印證。就像法老的陵墓，任何打擾他安寧的人都可能會遭到厄運。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去保持它的神秘感，因為神秘，所以偉大。
王安安：
我個人並不是非常喜歡這種神秘主義的比附。一個烏雲就是什麼冥冥之中的某種天意，我覺得這樣說不太可信。但是這又提醒我們，應該對歷史和傳統保持一種敬畏。尤其是面對文化傳承之根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一種恭敬的態度。
余秋雨：
當然，不能讓文化變成巫術。但是有一點不必諱避，那就是我們所說的王懿榮之死、劉鶚之死、王國維之死、白氣直至瓢潑大雨一直隨YH127號甲骨坑跟到火車站的這一系列情景，都讓我們從平庸的文化現實生活中超拔出來。只有這種超拔，才能使我們面對真正的偉大。我們平日的文化態度可能過於自以為是了，其實我們真正懂得的有多少呢？
前面我們談到過，在一八九九年，幾乎是在甲骨文被發現的同時，敦煌藏經洞也被發現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們帶到西方去了，被很好地保存。於是這就產生了一種矛盾心理：這些文物，是讓西方考古學家帶走好，還是應該讓它們留在兵荒馬亂的國內？
在今天看來，更大的問題是：這既然是中華文化在瀕臨滅絕的當口神秘出現的早期記憶，我們能讓這種記憶的佐證快速離開本土嗎？離開了，會讓悲哀的大地增添一分悲哀；不離開，很可能就地毀壞，讓遙遠的祖先也對這片土地完全斷念。
這裏邊其實還埋藏着一種深刻的悖論：離開了，有可能使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變成全人類的記憶，這對這個民族究竟是好還是壞？是增加尊嚴，還是更被嘲謔？
中華文化的榮辱存廢又一次遭遇了十字路口，但在那裏並沒有路標。
我希望大家圍繞着這個問題，展開一些討論。
王牧笛：
我覺得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角，一種是民族的視角。文化可能是無疆界的，但是民族卻是有界可循。我會選擇讓這些文物留下來。我相信當時中國學人的學術能力，他們已經做出了一些東西，如果說這些文物能夠留在他們的身邊，憑藉天然的語言優勢和文化敏感，我想他們會做得更好。
諸叢瑜：
我想如果所有這些文物都被運到了國外，它們可能會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飄零在世界各地的符號，難以改變這個民族文化記憶的消散。
王安安：
我的觀點和兩位恰恰相反。我覺得這些文物是屬於全人類的財富，當時兵荒馬亂，容不下一方寧靜的庭院組織大規模的研究，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淪為高官的私藏，最後就不知所歸，這樣的話，不如拉到國外得到很好的保護。
王牧笛：
我覺得從十九世紀末走出來的這批中國傳統文人，他們有這樣高度的文化自覺，同時也對中華傳統文化和西學有足夠的了解，他們作為一個群體來破讀敦煌文化是沒有問題的。主要的困難在於必須將這些文化人組織起來，並且要能夠確保這些歷史遺存得到很好的保護，這就需要國家的介入。其實當時的北洋**和國民**都是有比較高的文化修養的，如果這些文物留在國內，應該能夠得到很好的保護和破讀。
王安安：
文化人有這樣的自覺，但是中國廣大的民眾未必有這樣的自覺。
王秋實：
我一直堅持歷史不可以假設。我們所面臨的境地永遠都是非常複雜的，永遠都不是選A或者是選B這樣簡單的選擇題。我覺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就像剛才牧笛師兄說到的，一種是文化的視角，一種是民族國家的視角，我們希望文化學者可以以文化的視角把這些文物當作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來進行研究，但是當我們面臨國破家亡的境地時，我們也不得不依附於民族、國家的概念，而保有我們自己和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覺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這兩種維度。
余秋雨：
這個問題，今後還會爭論，永遠不會有結論。黑格爾在《美學》中說，最深刻的悲劇發生在兩個各有充分理由的片面之間，兩個片面誰也不能完全說服對方。我們剛才討論的，正是這樣的問題。今後我們北大學生如果遇到了這樣的問題，最好不要陷於一邊，而應該同時體察對方，然後做出更高一層的選擇。
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於許多重大事件都無能為力，卻選擇了自己的行為投向。即使不能全部守護，也要做出最佳解讀——這就是他們低啞而又堅定的心聲。請大家想一想，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外侮內亂併發，而我們這些文化前輩卻不為所動，一個字、一個字地辨識着甲骨文。乍看是多麼不合時宜，但是，一個民族的童年歌聲終於被喚醒，這其實也是一種集體生命力的被喚醒。
文化的責任，文化人的使命，就在這裏。文化的力量，文化人的尊嚴，也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