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一
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着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也許與那首動人的民歌《走西口》有關吧，《走西口》山西、陝西都唱，大體是指離開家鄉到“口外”去謀生，如果日子過得下去，為什麼要一把眼淚一把哀嘆地背井離鄉呢？也許還受到了趙樹理和其他被稱之為“山藥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們對山西人民貧窮和反抗的描寫，以一種樸素的感性力量讓人難以忘懷。當然，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山西東部那個叫做大寨的著名村莊，它一度被當作中國農村的縮影，那是過分了，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它作為山西的縮影卻是毋庸置疑的。滿臉的皺紋，沉重的钁頭，貧瘠的山頭上開出了整齊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種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艱苦連接着最低的消費，憨厚的大寨人沒有怨言，他們無法想像除了反覆折騰腳下的泥土外還有什麼其他過日子的方式，而對這些乾燥灰黃的泥土又能有什麼過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資格去輕薄地嘲笑這些天底下最老實、最忠厚的農民。但是，當這個山村突然成了全國朝拜的對象，不遠千里而來的參觀學習隊伍浩浩蕩蕩地擠滿山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在形式主義的大熱鬧背後去尋找某種深層的蘊含了。我覺得，大寨的走紅，是因為它的生態方式不經意地碰撞到了當時不少人心中一種微妙的尺度。大家並不喜歡貧困，卻又十分擔心富裕。大家花費幾十年時間參與過的那場社會革命，是以改變貧困為號召的，改變貧困的革命方法是剝奪富裕，為了說明這種剝奪的合理性，又必須在邏輯上把富裕和罪惡劃上等號。結果，既要改變貧困又不敢問津貧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別，以整齊劃一的艱苦勞動維持住整齊劃一的艱苦生活。因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貧困的感受，與以前更貧困的日子相比還能獲得某種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滅了貧困；消滅了貧困又沒有被富裕所腐蝕，不追求富裕卻又想像着一個朦朧的遠景，這就是人們在這個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廣價值的尺度。
當然，一種封閉環境裏的心理感受，一種經過着力誇張的精神激情，畢竟無法掩蓋事實上的貧困。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們看到了一切，眼圈發紅，半是感動半是同情。在當時，大寨的名聲比山西還響，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襯，陪襯出來的是一個同樣的命題：感人的艱苦，驚人的貧困。直到今天，人們可以淡忘大寨，卻很難磨去這一有關山西的命題。
但是，這一命題是不公平的。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使我大吃一驚的事實，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專心致志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裏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天文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佈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貿易的發達、豪富人家奢華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萬裏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勒索。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百姓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一八二二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人員和河北、河南、山東、陝西、甘肅、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區的人民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為有產，無業變為有業。他覺得內地只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一是江浙一帶，那裏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106頁）
龔自珍這裏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他們都會因“海內最富”而不願遷徙，龔自珍覺得天經地義。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見所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例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嘆不已。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台和演出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迹，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佔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里找到了。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姐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靄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靄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抬着的轎子裏，孔祥熙則騎着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裏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靄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着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世所共知的常識，我對山西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唯一可以原諒的是，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誤解容易消除，原因卻深可玩味，我一直認為，這裏包含着我和我的同輩人在社會經濟觀念上的一大缺漏，一大偏頗，亟須從根子上進行彌補和矯正。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記得在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學校演講時總有學生問我下一步最想考察的課題是什麼，我總是提到清代的山西商人。
二
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與接待我的主人、山西電視台台長陸嘉生先生和該台的文藝部主任李保彤先生商量好，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遊覽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頭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鑒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包羅着大量帳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裏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資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着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只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裏程碑的所在。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彷彿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着金錢馱載着風險馱載着驕傲，馱載着九州的風俗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升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佔用着，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對聯還靜靜地懸挂着。我站在這個院子裏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專業化、網絡化的貨幣匯兌機制，南北大地終於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着近似於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適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平心而論，今天的平遙縣城也不算蕭條，但有不少是在**沉靜的古典建築外部添飾一些五顏六色的現代招牌，與古典建築的原先主人相比，顯得有點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儘力恢復平遙西大街的原貌。現在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條街”、“宋代一條街”之類，那大多是根據歷史記載和想像在依稀遺迹間的重起爐灶，看多了總不大是味道；平遙西大街的恢復就不必如此，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歷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紀的自豪。
平遙西大街是當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場所，那他們的生活場所又是怎麼樣的呢？離開平遙后我們來到了祁縣的喬家大院，一踏進大門就立即理解了當年宋靄齡女士在長途旅行后大吃一驚的原因。與我們同行的歌唱家單秀榮女士說：“到這裏我才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富貴。”其實單秀榮女士長期居住在北京，見過很多世面，並不孤陋寡聞。就我而言，全國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見得多了，但一進這個宅院，記憶中的諸多名園便立即顯得過於柔雅小氣。進門一條氣勢宏偉的甬道把整個住宅劃分成好些個獨立的世界，而每個世界都是中國古典建築學中嘆為觀止的一流構建。張藝謀在這裏拍攝了傑出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實上，喬家大院真正的主人並不是過着影片中那種封閉生活，你只要在這個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強烈地領略到一種心胸開闊、敢於馳騁華夏大地的豪邁氣概。萬里馳騁收斂成一個宅院，宅院的無數飛檐又指向著無邊無際的雲天。鐘鳴鼎食的巨室不是像榮國府那樣靠着先祖庇蔭而碌碌無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斷的創業實現着巨大的資金積累和財富滾動。因此，這個宅院沒有像其他遠年宅院那樣傳遞給我們種種避世感、腐朽感或詭秘感，而是處處呈現出一種心態從容的中國一代巨商的人生風采。
喬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現代遊客，人們來參觀建築，更是來領略這種逝去已久的人生風采。喬家的後人海內外多有散落，他們，是否對前輩的風采也有點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覺到，喬家大院周圍和喬氏後裔，與他們的前輩已經是山高水遠。大院打掃得很乾凈，每一進院落的冷僻處都標註着“衛生包干”的名單，一一看去，大多姓喬，後輩們是前輩宅院的忠實清掃者；至於宅院的大牆之外，無數稱之為“喬家”的小店鋪、小攤販鱗次櫛比，在巨商的腳下做着最小的買賣。
喬家，只是當年眾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罷了。其他商家的後人又怎麼樣了呢？他們能約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風采嗎？
其實，這是一個超越家族範疇的共同歷史課題。這些年來，連我這個江南人也經常懸想：創建了“海內最富”奇迹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走進歷史又從歷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號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升昌票號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意態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
三
在一頁頁陳年的帳單報表間，我很難把他們切實抓住。能夠有把握作出判斷的只是，山西商人致富，既不是由於自然條件優越，又不是由於祖輩的世襲遺贈。他們無一不是經歷過一場超越環境、超越家世的嚴酷搏鬥，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一帶，自然條件並不好，也沒有太多的物產。查一查地圖就知道，它們其實離我們的大寨並不遠。經商的洪流從這裏捲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於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
萬曆《汾州府志》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耕織少。”
乾隆《太谷縣誌》卷三說太谷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谷，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咸善謀生，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土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了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記述，我不禁對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來。家鄉那麼貧困那麼擁擠，怎麼辦呢？可以你爭我奪、蠅營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飢挨餓，可以埋首終身、聊以餬口，當然，也可以破門入戶、搶掠造反，——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歷史觀，過去的一切貧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稱頌的道路只有讓所有的農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但是，在山西這幾個縣，竟然有這麼多農民做出了完全不同於以上任何一條道路的選擇，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權慾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願意傾軋鄉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願意將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他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地，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他們幾乎都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古代和現代的人生哲學和歷史觀念，提供了一些不能忽視的材料。
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口外，為數不小的駐防軍隊需要糧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種；耕種者、軍人和蒙古游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着一支民間貿易隊伍；塞北的毛皮、呢絨原料是內地貴胄之家的必需品，為商販們留出了很多機會；商事往返的頻繁又呼喚着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的出現……總而言之，只要敢於走出去悉心尋求、刻苦努力，口外確實能創造出一塊生氣勃勃的生命空間。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於是我們在本文開頭提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村口、路邊：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話兒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馬多來解憂愁。
緊緊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淚水撲瀝瀝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門口。
…………
我懷疑我們以前對這首民歌的理解過於浮淺了。我懷疑我們直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憐憫、同情的目光去俯視這一對對年輕夫妻的哀傷離別。聽聽這些多情的歌詞就可明白，遠行的男子在家鄉並不孤苦伶仃，他們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強烈的愛戀，都有一個足可生死以之的伴侶，他們本可過一種艱辛卻很溫馨的日子了此一生的，但他們還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門，而他們的戀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綿綿的戀情從小屋裏釋放出來，交付給朔北大漠。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還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邊滴下的眼淚，為山西終成“海內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隊伍中，正擠着一個來自祁縣喬家堡村的貧苦青年農民，他叫喬貴發，來到口外一家小當鋪里當了夥計。就是這個青年農民，開創了喬家大院的最初家業。喬貴發和他後代的奮鬥並不僅僅發達了一個家族，他們所開設的“復盛公”商號，奠定了整整一個包頭市的商業基礎，以至出現了這樣一句廣泛流傳的民諺：“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誰能想到，那一個個擦一把眼淚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農民，竟然有可能成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種宏偉的文明的締造者！因此，當我看到山西電視台拍攝的專題片《走西口》以大氣磅礴的交響樂來演奏這首民歌時，不禁熱淚盈眶。
山西人經商當然不僅僅是走西口，到後來，他們東南西北幾乎無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闖蕩全中國，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顛簸在漫漫長途中。當時交通落後、郵遞不便，其間的辛勞和酸楚也實在是說不完、道不盡的。一個成功者背後隱藏着無數的失敗者，在宏大的財富積累後面，山西人付出了極其昂貴的人生代價。黃鑒暉先生曾經根據史料記述過乾隆年間一些山西遠行者的心酸故事——
臨汾縣有一個叫田樹楷的人從小沒有見過父親的面，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就在外面經商，一直到他長大，父親還沒有回來，他依稀聽說，父親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個大決心，到陝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聽。整整找了三年，最後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從未見面的父親；
陽曲縣的商人張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沒能回家。他的大兒子張廷材聽說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尋找他，但張廷材去了多年也沒有了音訊。小兒子張廷楌長大了再去找父親和哥哥，找了一年多誰也沒有找到，自己的盤纏卻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時遇見一個農民似曾相識，仔細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訴他，父親的消息已經打聽到了，在張家口賣菜；
交城縣徐學顏的父親遠行關東做生意二十餘年杳無音訊，徐學顏長途跋涉到關東尋找，一直找到吉林省東北端的一個村莊，才遇到一個鄉親，鄉親告訴他，他父親早已死了七年；
…………
不難想像，這一類真實的故事可以沒完沒了地講下去，而一切走西口、闖全國的山西商人，心頭都埋藏着無數這樣的故事。於是，年輕戀人的歌聲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被那麼多失敗者的故事重壓着，被戀人凄楚的歌聲拖牽着，山西商人卻越走越遠，他們要走出一個好聽一點的故事，他們邁出的步伐，既悲愴又沉靜。
四
義無反顧的出發，並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與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這種素質，特別適合於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為商業人格。我接觸的材料不多，只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這種心態，在我們中國長久未能普及。士、農、工、商，是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定位序列，商人處於末位，雖不無錢財卻地位卑賤，與仕途官場幾乎絕緣。為此，許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發了財則急忙辦學，讓子弟正正經經做個讀書人。在這一點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來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強大的商業勢力，完全可與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對安徽也一直有誤會，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貧困省份，容以後有機會專門說說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風又十分重視科舉，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後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為難、進退維谷。這種情景在山西沒有出現，小孩子讀幾年書就去學生意了，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疏的硃批）。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有太多的精神負擔，把商人做純粹了。
其二，目光遠大。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范，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里，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心理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你看，當康熙皇帝開始實行滿蒙友好政策、停息邊陲戰火之後，山西商人反應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亞的龐大商隊組建起來，光“大盛魁”的商隊就拴有駱駝十萬頭，這是何等的眼光。商隊帶出關的商品必須向華北、華中、華南各地採購，因而他們又把整個中國的物產特色和運輸網絡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諸商業中以鹽業賺錢最多，但鹽業由**實行**，許可證都捏在兩淮鹽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難插足，但他們不着急，只在兩淮鹽商資金緊缺的時候給予慷慨的借貸，條件是稍稍讓給他們一點鹽業經營權。久而久之，兩淮鹽業便越來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見山西商人始終凝視着全國商業大格局，不允許自己在哪個重要塊面上有缺漏，不管這些塊面處地多遠，原先與自己有沒有關係。人們可以稱讚他們“隨機應變”，但對“機”的發現，正由於視野的開闊，目光的敏銳。當然，最能顯現山西商人目光的莫過於一系列票號的建立了，他們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對於商業的重要，於是就把東南西北的金融命脈梳理通暢，穩穩地把自己放在全國民間錢財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這種種作為，都是大手筆，與投機取巧的小打小鬧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我想，擁有如此的氣概和謀略，大概與三晉文明的深厚蘊藏、表裏山河的自然陶冶有關，我們只能抬頭仰望了。
其三，講究信義。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於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只要稍一涉獵山西的商業史料，便立即會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謂“聯號”。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鄉鄰，組合成一個有分有合、互通有無的集團勢力，大模大樣地鋪展開去，不僅氣勢壓人，而且呼應靈活、左右逢源，構成一種商業大氣候。其實山西商人即便對聯號系統之外的商家，也會儘力幫襯。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終於無力償還，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筆勾銷，這樣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間所在多有，不足為奇。例如我經常讀到這樣一些史料：有一家商號欠了另一家商號白銀六萬兩，到後來實在還不出了，借入方的老闆就到借出方的老闆那裏磕了個頭，說明困境，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現洋，還不出，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它象徵性地還了一把斧頭、一個籮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棄義，這很可稱之為“大商人心態”，在南方商家中雖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堅實。不僅如此，他們在具體的商業行為上也特別講究信譽，否則那些專營銀兩匯兌、資金存放的山西票號，怎麼能取得全國各地百姓長達百餘年的信任呢？如所周知，當時我國的金融信託事業並沒有多少社會公證機制和監督機制，即便失信也幾乎不存在懲處機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賴信譽和道義。金融信託事業的競爭，說到底是信譽和道義的競爭，而在這場競爭中，山西商人長久地處於領先地位，他們竟能給遠遠近近的異鄉人一種極其穩定的可靠感，這實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商業同行相互間的道義和商業行為本身的道義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給中國商業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義上的光彩，也為中國思想史上歷時千年的“義利之辯”（例如很多人習慣地認為只要經商必然見利忘義）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嚴於管理。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的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利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我曾恭敬地讀過上世紀許多山西商家的“號規”，不僅嚴密、切實，而且充滿智慧，即便從現代管理科學的眼光去看也很有價值，足可證明在當時山西商人的隊伍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真正的管理專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號總經理雷履泰這樣的人，則完全可以稱之為商業管理大師而雄視一代。歷史地來看，他們制訂和執行的許多規則，正是他們的事業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訣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內部機制上改變了一般的雇傭關係，把財東和總經理的關係納入規範，總經理負有經營管理的全責，財東老闆除發現總經理有積私肥己的行為可以撤換外，平時不能隨便地頤指氣使；職員須訂立從業契約，並劃出明確等級，收入懸殊，定期考察升遷，數字不小的高級職員與財東共享股份，到期分紅，使整個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與共、情同一家；總號對於遍佈全國的分號容易失控，因此進一步制定分號向總號和其他分號的報帳規則、分號職工的書信、匯款、省親規則……凡此種種，使許多山西商號的日常運作越來越正常，一代巨賈也就分得出精力去開拓新的領域，不必為已有產業搞得精疲力竭了。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商業人格？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像樣地做成了大生意，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何謂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來了，回來在一個十分強健的人格水平上。
然而，一切邏輯概括總帶有“提純”后的片面性，實際上，只要再往深處窺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結構中還有脆弱的一面。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罕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歷史理由。嚴密的哲學思維、精微的學術頭腦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們。他們已經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於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說到底，他們只能靠錢財發言，但錢財的發言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產生多少精神效果呢？而沒有外在的精神效果，他們也就無法建立內在的精神王國，即便在商務上再成功也難於抵達人生的大安詳。是時代，是歷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有能成為歷史意志的覺悟者。一群缺少皈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他們的出發地和終結點都在農村，他們能在前後左右找到的參照物只有舊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們的人生規範中不得不融化進大量中國式的封建色彩，當他們成功發跡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制的權威是他們可追摹的唯一範本。於是他們的商業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時還會逐步走到自身優勢的反面，做出與創業時判若兩人的作為。在我看來，這一切，正是山西商人在風光百年後終於困頓、迷亂、內耗、敗落的內在原因。
在這裏，我想談一談幾家票號歷史上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可能會使我們對山西商人人格構成的另一面有較多的感性了解。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上文提到過的日升昌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翔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升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雷履泰氣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翙雖然比雷履泰年輕十七歲，卻也是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是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大成功之後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號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板。這使毛鴻翙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財東老闆說：“總經理在票號里養病不**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財東老闆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過幾天財東老闆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國各地的分號發信，便問他幹什麼，雷履泰說：“老闆，日升昌票號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號卻是我安設在那裏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待給你。”老闆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雷履泰最後只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闆求他重新回票號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老闆沒辦法，只好每天派夥計送酒席一桌，銀子五十兩。毛鴻翙看到這個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翙一敗塗地，然而這裏無所謂是非，只是權術。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歷史的共創者，於是這段歷史也立即破殘。中國許多方面的歷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之間必然會產生的惡性衝突。商界的競爭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運作規範相去遙遙。毛鴻翙當然也要咬着牙齒進行報復，他到了蔚泰厚之後就把日升昌票號中兩個特別精明能幹的夥計挖走並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務快速地推上了台階。雷履泰氣恨難紓，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各個分號，揭露被毛鴻翙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只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事情做到這個份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於雷履泰的謀划，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分文的生意。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爭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勾心鬥角中採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翙，而毛鴻翙的孫子則叫毛履泰！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惜兒孫，我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就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裏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佔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龐大的家業也帶來了家庭內情感關係的複雜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種單純性已不復再現。據喬家後裔回憶，喬家大院的內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嫗在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又絕非傭人。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與夫人產生了什麼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
寫到這裏我已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由這裏發出的嘆息，應該屬於我們父母之邦的更廣闊的天地。
五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於他們自身。就一二家鋪號的興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然而一種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世紀性繁華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歷史原因。
商業機制的時代性轉換固然是一個原因。**銀行的組建、國際商業的滲透、沿海市場的膨脹，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幾個縣城為總指揮部的家族式商業體制受到嚴重挑戰，但這還不是它們整體敗落的主要理由。因為**銀行不能代替民間金融事業，國際商業無法全然取代民族資本，市場重心的挪移更不會動搖已把自己的活動網絡遍佈全國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況龐大的晉商隊伍歷來有隨機應變的本事，它的領袖人物和決策者們長期駐足北京、上海、武漢，一心只想適應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頑不化地與新時代對抗的決心。說實話，中國在變又沒有大變，積數百年經商經驗的山西商人在中國的土地上繼續活躍下去的餘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很難斷言中國已經進入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文明，換言之，如果沒有其他原因使晉商敗落，他們在今天也未必會顯得多麼悖時落伍。
那麼，使山西商人整體破敗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裏呢？
我認為，是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衝撞，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
一切可讓史料作證。
先是太平天國運動。我相信許多歷史學家還會繼續熱烈地歌頌這次規模巨大的農民起義，但似乎也應該允許我們好好談一談它無法掩蓋的消極面吧，至少在經濟問題上？事實是，這次歷時十數年的暴力行動，只要是所到的城鎮，幾乎所有的商業活動都遭到嚴重破壞，店鋪關門，商人逃亡，金融死滯，城鎮人民的生活無法正常進行。史料記載，太平軍到武昌后，“漢地驚慌至極，大小居民、鋪戶四外亂逃”，票號、銀號、當鋪“一律歇閉”，“蕩然無存”，多種商事，“兵燹以後無繼起者”。太平軍到蘇州后，“商賈流離”、“江路不通”、“城內店鋪亦歇，相繼逃散”。太平軍逼近天津時，賬局停歇，街市十三行中所有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皆已失業”。受其影響，北京也是“各行業閉歇，居民生活處於困境”。至於全國各地一般中小城鎮，兵伍所及，“一路蹂躪”，“死傷遍野”，經濟上更是“商賈裹足，厘源梗塞”。十餘年間，有不少地方太平軍和清軍進行過多次拉鋸戰，每次又把災難重複一遍。到最後太平天國自己內訌，石達開率十萬餘人馬離開天京在華東、華中、西南地區獨立作戰，重把沿途的經濟大規模地洗刷了一遍，所謂“蕩然無存”往往已不是誇張之言。面對這種情況，山西商號在全國各地的分號只得紛紛撤回。我看到一份材料，一八六一年一月，日升昌票號總部接成都分號信，報告“賊匪擾亂不堪”，總部立即命令成都分號歸入重慶分號“暫作躲避”，又命令廣州分號隨時觀察重慶形勢；但三個月後，已經必須命令廣州分號也立即撤回了，命令說：“務以速歸早回為是，萬萬不可再為遲延，早回一天，即算有功，至要至要！”一個大商號的慌亂神情溢於言表。面對着在中國大地上流蕩不已的暴力洪流，山西商人只能慌忙地龜縮回家鄉的小縣城裏去了，他們的事業遭受到何等的創傷，不言而喻。
令人驚嘆的是，在太平天國之後，山西商家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竟又重整旗鼓，東山再起。後來一再地經歷英法聯軍入侵、八國聯軍進犯、庚子賠款攤派等七災八難，居然都能艱難撐持、絕處逢生，甚至獲得可觀的發展。這證明，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經濟本能是極其強大的，就像野火之後的勁草，岩石底下的深根，不屈不撓。在我看來，一切社會改革的舉動，都以保護而不是破壞這種本能為好，否則社會改革的終極目的又是什麼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們常常忘記了這一點，離開了世俗尋常的生態秩序，只追求法蘭西革命式的激動人心。在激動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經濟生活形態和社會生存方式是否真正進步，卻很少有人問津。
終於，又遇到了辛亥革命。這場革命最終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自有其歷史意義，但無可諱言的是，無窮無盡的社會動亂、軍閥混戰也從此開始，山西商家怎麼也挺立不住了。
民軍與清軍的軍事對抗所造成的對城市經濟的破壞可以想像，各路盜賊趁亂搶劫、兵匪一家掃蕩街市更是沒完沒了。致使各大城市工商企業破產關閉的情景比太平天國時期還要嚴重。工商企業關門了，原先票號貸給他們的巨額款項也收不回了，而存款的民眾卻在人心惶惶中爭相擠兌，票號頃刻之間垮得氣息奄奄。本來山西商家的業務遍及全國各地，辛亥革命後幾個省份一獨立，業務中斷，欠款不知向誰索要，許多商家的經理、夥計害怕別人討帳竟然紛紛相率逃跑，一批批票號、商號倒閉清理，與它們有聯繫的民眾怨聲如沸又束手無策。
走投無路的山西商人傻想，北洋**總不會眼看着一系列實業的癱瘓而見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請願，希望**能貸款幫助，或由**擔保向外商借貸。**對請願團的回答是：山西商號信用久孚，**從保商恤商考慮，理應幫助維持，可惜國家財政萬分困難，他日必竭力斡旋。
滿紙空話，一無所獲，唯一落實的決定十分出人意外：**看上了請願團的首席代表范元澍，發給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號中物色能幹的夥計到**銀行任職。這一決定如果不是有意諷刺，那也足以說明，這次請願活動是真正的慘敗了。國家財政萬分困難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走西口”的旅程，終於走到了終點。
於是，人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這樣描寫那些一一倒閉的商號：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這便是一代財雄們的下場。
如果這是社會革新的代價，那麼革新了的社會有沒有為民間商業提供更大的活力呢？有沒有創建山西商人創建過的世紀性繁華呢？
對此，我雖然代表不了什麼，卻要再一次向山西抱愧，只為我也曾盲目地相信過某些經不住如此深問的糊塗觀念。
六
我的山西之行結束了，心頭卻一直隱約着一群山西商人的面影，怎麼也排遣不掉。細看錶情，仍然像那張模糊的照片上的，似笑非笑。
離開太原前，當地作家華而實先生請我吃飯，一問之下他竟然也在關注前代山西商人。但他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遞給我他寫給今天山西企業家們看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海內最富》。我一眼就看到了這樣一段：
海內最富！海內最富！
山西在全國經濟結構中曾經佔據過這樣一個顯赫的地位！
很遙遠了嗎？晉商的鼎盛春秋長達數百年，它的衰落也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
——底下還有很多話，慢慢再讀不遲，我抬起頭來，看着華而實先生的臉，他竟然也是似笑非笑。
席間聽說，今天，連大寨的農民也已開始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