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8章 開放海禁

紫禁城，西苑，清馥殿。

一千名皇家近衛軍身穿草綠色迷彩制服，武裝帶，子彈盒，手持上了三棱槍刺的氯酸鉀火帽式前裝紙質彈自生火銃，頭戴鋼盔，抬頭昂胸，在殿前廣場，分左右夾道而立。

有了鎢鋼鉬鋼就可以有了模具鋼，那麼機械衝壓機就應運而生了，用優質鋼材衝壓生產出鋼盔就不在話下，五十米外，可防銃彈直射。深綠色的鋼盔上彩印藍底白色的日月圖案，頭頂正中柳焊着一個三寸長的菱形尖刺，臨敵肉搏時，可以一低頭、一哈腰、一腦袋的插入敵人的胸膛，刺破敵人的心臟……

崇禎皇帝一身白色大元帥服，白纓高帽，大馬靴，手握鑲金鍥玉的長劍，大馬金刀的坐在御座上。

五十名娘子軍，身穿白色女兵軍服，短裙白靴，腰扎皮帶，插着金燦燦的銅質握把的雙管手銃，環侍左右。

熊文燦和鄭芝龍，聯袂而行，身旁司禮監掌印曹化淳，御馬監提督盧九德陪護，急急的從中間向皇帝走來。

“裝葯”，“舉銃”，“上火帽”，“預備”，衛雲，衛廣，崔虎，崔豹，分站兩列近衛軍前後，忽然拔刀斜指天空，“放”——“砰”的一聲，整齊的銃聲，把鄭芝龍嚇了一大跳，急忙和熊文燦一起上前，向大明崇禎皇帝，行參拜大禮。

“裝葯”，“上火帽”，“舉銃”，“放”——“砰”又是一聲響。

“再放”——“砰”……

不到一分鐘，數息之內放了三銃。

“哈、哈、哈”，崇禎長身而起，上前一手拉住熊文燦，一手拉起鄭芝龍：“兩位愛卿遠道來京，路途遙遠，車船勞累，不必拘禮。”拉着二人走入殿堂，宮廷佳肴，月餅糕點，一應擺案俱全。

“這裏是北海，皇家內苑，所以今天你們倆人，今天就是朕的客人。來人，為兩位大人寬衣，除去外套，中秋了，可是秋老虎還在發威啊。”

小太監上前給皇帝和熊，鄭兩人解下外套，官袍。

分座，上酒。而大內總管、司禮監掌印內相曹化淳和御馬監禁軍統領、西廠提督盧九德兩個在外廷朝野權勢轟天的人，在崇禎皇帝面前卻連座位都沒有，一左一右的侍立在案几旁邊，把酒奉茶。

崇禎舉杯道：“今天正值中秋佳節，咱們君臣就在此話聊，定南海是。請滿飲……”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

熊文燦奏曰：“臣自崇禎元年（1628年），就職福建巡撫，招降芝龍，任命為海防游擊。然而原本為鄭芝龍部下、一起受撫的李魁奇又復叛，並帶走部分力量，現今楊六、楊七、李魁奇、鍾斌等人已經相繼被消滅……”

崇禎道：“海盜，其實都是海商，買賣賴陸上市場。只因我大明自永樂末年之後實行禁海，萬裏海疆不受朝廷管理自然就沒有了秩序，民間團體出海行商沒有武裝就會被他人黑吃……所以，鄭芝龍，所謂之詔安只是官方的說法，確切的說，應當稱為歸順，招撫方好，海岸線以外，官府已經放棄治理了……”

各位讀者，明朝海禁是十四世紀時明朝政府對海事進行的一系列限制政策的統稱。這是明朝政策的最大敗筆，比之優待士紳讓土地集中到了文官集團更加削弱了明朝的國力，要知道明朝的國土面積比宋代要大的多，立國環境也比宋朝好的多，可就是因為這個海禁政策讓明朝比起宋朝窮的多，朝廷窮，民眾百姓亦窮，富足的只是少數敢於鋌而走險的海盜式商人，鄭芝龍即是其一。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諸侯割據．互相攻伐。在戰爭中失敗了的封建主，就組織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天朝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搶掠騷擾。對此，洪武年間，朱元璋為防沿海軍閥餘黨與海盜滋擾，下令實施自明朝開始的海禁政策。早期海禁的主要對象是商業（商禁），禁止天朝人赴海外經商，也限制外國商人到天朝進行貿易（進貢除外）。明永樂年間，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是放開的只是朝貢貿易，民間私人仍然不準出海。而後隨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嚴格，雖起到了自我保護的作用，但大大阻礙了中外交流發展。

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許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天朝人對外交往的海禁政策。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天朝對外貿易遂告斷絕。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發佈“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發佈命令，禁止天朝人下海通番。

到了明成祖永樂年間，由於永樂皇帝靠武力奪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而建文帝又下落不明。於是，永樂皇帝組織了一支強大的航海隊伍，由三寶太監鄭和率領，浩浩蕩蕩七下西洋，向印度洋沿岸各國宣示大明帝國的威嚴，使之不敢藏匿建文帝。

鄭和下西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天朝航海史上的創舉，然而鄭和的七下西洋卻並未給當時明朝帶來多大的經濟利益，反而讓這種厚往薄來的貢賜體系增加了明朝的經濟負擔。

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規定了嚴酷的處罰辦法:“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明政府對參與買賣外國商品的居民也不放過，“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在這一錯誤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於洪武十九年（1386）廢昌國縣，洪武二十年將舟山島城區和鎮外鼓吹兩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島）的居民徙遷內陸。本來，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對海防的鞏固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然而，由於海禁政策所實施的直接對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勢力，他不僅不能成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區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區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從事漁業生產，或從事海上貿易。

明太祖“嚴交通外藩之禁”，堵絕了沿海地區人民的正常謀生之路。如“信國公湯和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魚”。他們除起來進行鬥爭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擇。誠如顧炎武所指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荐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此外，濱海地區的居民還採取了另外一種鬥爭的手段，逃亡、潛往海外。“國初......兩廣、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為生者萬計”。所以，海禁一開始就得不到切實的貫徹，反覆發佈的海禁令，也說明了這一點。還有一些人乾脆參加了民間的對外貿易活動。

綜上所述，海禁不開，何言改革開放?只要是大搞故步自封，閉關鎖國，必定是民眾越來越窮，國家也會愈來愈落後。明代是，故步自封，竟然會讓滿清一個野蠻落後的奴隸部落代替。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也是，歐洲列強都可以去東京灣踢上一腳……還有改革開放前的天朝……就不多說了。

崇禎皇帝詔命：“熊文燦職司福建，招撫了鄭之龍等人，依靠地方武裝力量，蕩平海疆，沿海百姓安居樂業，受益匪淺……政績卓著，今擢升為閩浙總督，主理兩省軍政，實行開海之策，掌握產品、市場、出海之許可權。”

歷史上，熊文燦生於1575年，四川省瀘州市敘永縣人（永寧衛），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黃州推官，歷禮部主事、郎中，山東左參政、山西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兵部侍郎、尚書等職。崇禎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由廈門攻銅山，文燦招降芝龍，任命為海防游擊。后因討海賊李魁奇、劉香有功，為楊嗣昌所薦。後文燦提出“五難四不可”，竭盡推託，崇禎仍委以大任。

崇禎五年二月，熊文燦升任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使，總理兩廣軍務兼廣東巡撫。崇禎十年四月再升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使，同時總理直棣、山西、河南、陝西、湖廣、四川等省軍務。負責平定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所謂“十三家”農民起義軍。他在對農民起義軍的討伐中，仍採用曾在福建大獲成功的招撫策略，崇禎十年十月先後招撫了張獻忠、劉國能部，相繼又招降了羅汝才、左革里等部，除李自成外的十二家農民起義軍全被招降。

崇禎十二年二月，張獻忠帶頭反水，再舉義旗，羅汝才等部在各地紛紛響應，一時間朝野震動，崇禎帝聞變大怒，詔削熊文燦官職，責令其戴罪視事。七月張獻忠在羅英山大敗明軍總兵左良玉，崇禎帝即命楊嗣昌救援督戰，同時逮熊文燦下獄，次年（1640年）以撫議誤國罪斬首於北京西市，卒年六十七歲。

縱觀熊文燦一生，自萬曆三十五年起，經天啟至崇禎十三年，歷經三朝，計三十三年，屢得升遷。從推官到觀察使、布政使、巡撫、侍郎、尚書等職，可謂官運亨通。始以招撫鄭芝龍發跡，終以招撫張獻忠毀身，真是成亦蕭何敗亦蕭何也。

那麼這一世呢，朕是開掛的崇禎皇帝，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軍，朕自有其他妙招，只讓你熊文燦主理海洋事務，發揮餘熱吧。

038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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