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之辱

南京之辱

面對屬下幾個師團長一個接一個要求乘勝追擊的電報，已經遙遙看到南京城的日第十軍軍長柳川平助也是無比煩惱。“二二六事件”中的叛亂部隊基本都來自第一師團，而當時第一師團師團長就是“皇道派”的主力柳川平助。事件之後，柳川像松井石根一樣被解職，打入了預備役。當此危難之際受命而出，正是一雪前恥、重建功勛的天賜良機，可眼看着就在嘴邊的肥肉吱吱冒油卻不讓吃，讓人實在是爽不起來。

柳川馬上致電日本國內，強烈要求立即對中國宣戰並下達攻克敵國首都的命令。在電文里，柳川指出，不能讓潰敗的敵軍有任何喘息的機會，這是最基本的軍事常識。如果不正式對中國宣戰，日軍在中國的作戰就顯得師出無名、不倫不類。更重要的是，如果逼近了敵國的首都而不去佔領，會使日本國內的民眾對軍方的戰力產生懷疑，同時也會極大地打擊官兵的士氣。

這麼淺顯易懂的道理連老酒都明白，日本政府和軍方當然也不是傻子，他們比一介武夫柳川平助和一介書生老酒考慮得更多。戰而不宣，不但在軍事上不能盡情發揮，那些佔領區的行政系統也無法正常運作，扶植起來的那群漢奸也就直不起腰來。不宣戰的另一個不良後果是，可能使得中國政府懷疑日本的戰爭之心而繼續負隅頑抗，一切似乎都說明日本必須立即對中國宣戰。

但日本確實有難言之隱，內閣最後研究的結果依然是“不能宣戰”。道理也同樣並不複雜：世界上並非只有中日兩國。一旦日本對中國宣戰，勢必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這還可以死皮賴臉地不管，關鍵是日本賴以支持戰爭的大量戰略物資，比如石油、鋼鐵、棉花、有色金屬等都必須依賴進口，這些物資大部分都來自美國。按照國際法條例，一旦日本與中國處於戰爭狀態，美國極有可能首先停掉對日本戰略物資的供應。

原本認為平、津、滬相繼陷落之後中國肯定會乖乖地屈服就範，但這種結果卻遲遲沒有出現。中國就像一個踉踉蹌蹌的拳手，儘管挨了無數的重拳打擊，但是背靠圈繩，雙手抱頭，就是不倒下，也不扔白毛巾。首先憋不住的竟然是日本，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會見了德國駐日本大使狄克遜，表示日本願意和中國進行談判。狄克遜迅速將日本的意見發回國內。前面提到的原因，和中日兩國都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德國人也不希望兩國的戰爭繼續下去且不斷擴大，因此很樂意充當兩國的調停人。

11月2日，廣田弘毅向狄克遜開出了日本與中國談判的條件：內蒙古自治，擴大華北非武裝區到北平、天津以南，擴大上海非武裝區，中國停止抗日、共同防共等。這些條件很快被通知給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

蔣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本提出的這些條件。他還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九國公約》締約國會議很快就要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顯然違反了《九國公約》，蔣介石希望會議能做出有利於中國的決定。

11月3日，包括《九國公約》締約國九國在內，以及後來加入該組織的十九個國家，在布魯塞爾召開了會議。和以前大家都搶着當主席不同，由於都知道會議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棘手的中日戰爭問題，各大國紛紛謙讓，不願充當大會主席。開個會總不能沒有主持人，最後還是東道主比利時外交大臣背起了黑鍋。中國代表顧維鈞在會上強烈譴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暴行，要求各國從道義、物質和經濟上給予中國援助，對日本實施制裁。前文提到的原因，各國除蘇聯堅決支持，意大利堅決反對之外，其餘各國都“顧左右而言他”。會議最後不了了之，沒有達成任何對日本制裁的決議，甚至連中國提出“將日本定為侵略國”的意見都不敢接受。事實證明，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臨死前最後的聲音。日本軍方領導人對這堆廢紙漠然置之，他們在中國加緊戰爭，這場戰爭將決定主宰中國和太平洋命運的到底是日本，還是西方列強。這次會議之後，國際聯盟已名存實亡，再也沒有召開過任何會議。

11月17日，日本戰時大本營宣佈成立，向中國和全世界表明了“把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和信心”。

僅僅三天之後，11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發佈遷都公告，宣佈將首都遷往大後方的重慶。其中軍事機構遷移至長江中游的武漢，在那裏建設起中國中部的防守基地，以此向日本表明：老子不怕你，咱們就耗吧，耗死你小鬼子。

蔣介石在隨後的《告抗戰全體將士書》中指出：“我前線將士自茲一心殺敵，更無顧慮，宜抱破釜沉舟之決心，益堅最後勝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撐持，積日累時，必陷窮寇於覆滅！”

11月22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再次致電參謀本部要求放棄“不擴大”方針，稱“為了使事變迅速解決，乘現在敵人的劣勢必須攻佔南京”。松井表示，“除非南京的態度有所改變，停止抵抗，否則日軍的鐵蹄將繼續西進，開往南京、漢口乃至陪都重慶”。

其實早在之前的11月11日，柳川平助的第十軍已經越過了參謀本部規定的“制令線”。隨後上海派遣軍也越線與第十軍一起向前攻擊前進。鑒於前線進展迅速的既成事實，11月24日，東京大本營廢除了“制令線”。12月1日，松井和柳川翹首以盼的《大陸命第八號命令》終於來到：“華中方面軍司令官須與海軍協同，攻佔敵國首都南京。”

我們在談論一個戰略要點時，最喜歡說的第一個詞就是“兵家必爭之地”，第二個詞就是“易守難攻”。從十朝古都南京的地形來看，這裏卻絕對是“易攻難守”。中國歷代的軍事家無不認為，只要攻佔了南京外圍的幾個戰術要點之後，背靠長江的南京城就將成為沒有任何迴旋餘地的瓮中之鱉——原來的背水一戰，竟也可能置之死地而不生！

對於首都南京的棄守，蔣介石連續召開一系列軍事會議進行研究決策。

李宗仁認為南京不可守。他的理由是，南京位於絕地，敵人可三面合圍，而北面又阻於長江無路可退。何況我軍新敗，兵無戰心，以受挫部隊困守孤城又無有力增援，抵禦士氣正旺的敵軍精銳之師，南京必被攻破。倒不如宣佈南京為不設防城市，以免敵軍的燒殺搶掠。最優之策就是將有生力量撤退至長江兩岸，既可以阻止敵軍沿津浦路北上，也可以防止其沿長江兩岸快速西進，孤零零一個南京城的丟失，對長期持久抗戰當無大礙。

“李白李白”，名不虛傳，白崇禧的意見是，德鄰兄說得非常好！

軍令部第一廳廳長劉斐指出，南京守不住，但作為首都，“有必要進行象徵性的防守”，在“做適當抵抗後主動撤退”，也好給全國民眾一個交代，在兵力使用上劉斐認為，“十二個團最多十八個團就足矣”。

剛剛從前線戰場撤下來的陳誠認為，敵人雖然在戰術上取得了勝利，但在戰略上已經落入我們事先設計好的圈套，開始逐漸走向失敗。南京孤立且無現代化要塞設備不易堅守，我軍應速速脫離戰場撤至皖南，以南京為前衛陣地，貫徹我持久戰之方針。

似乎不守的意見佔了上風，但馬上就有了不同的聲音，訓練總監部部長唐生智慷慨陳詞：“南京為我國首都，全球矚目，又是孫總理陵寢所在，如果不戰而放棄南京，將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必當堅守也！”

蔣介石馬上接住了唐生智的話，那就守一下，就由你來守。

唐生智表示：“抗戰以來，中下級軍士犧牲甚多，鮮見有高級將領犧牲者，卑職願與南京共存亡！”蔣介石當即宣佈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部隊司令長官，指揮15個師約10萬人馬進行南京保衛戰。

此時的蔣介石可謂是感慨萬千。193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南京舉行了結婚十周年紀念。他在日記中寫道：“結婚已經十足年，黨國前途艱難重生。以後第二之十年，究不知變化。”12月7日凌晨4時，蔣介石起床做了一次禱告。5時，攜夫人乘坐“美齡”號專機從明故宮機場起飛，離開了註定會淪陷的首都，遠處南京近郊的槍炮聲已經清晰可聞。專機經停武漢前往廬山。蔣介石後來說，這是一次令他“幾欲心碎”的痛苦旅程。

攻擊南京的日軍由兩路部隊組成。朝香宮鳩彥的上海派遣軍第九師團、第十三師團、第十六師團和第十旅團，柳川平助的第十軍第六師團、第十八師團、第一一四師團和第九旅團。

對於南京這個中國當時的首都來說，劫難已經不可避免。南京外圍修建的幾條防線已經在潰兵和追兵的輪番衝擊下土崩瓦解。經過混亂的外圍戰，南京很快就直接暴露在兩路日軍的兵鋒之下。南京背對長江，日軍可以在北面用軍艦封鎖江面。地面上從蕪湖突進的日軍已經從西面包抄上來切斷了南京與後方的聯繫，東面和南面也已被日軍合圍，南京已經成為一座死城。12月6日，唐生智下達了全城戒嚴令。

12月9日，日軍已進抵南京城下，並用飛機向城中投撒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國守軍的最後通牒，進行勸降。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對松井的勸降不予理睬，命令各部隊“應以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儘力固守，決不許輕棄寸土”。

為了防止部隊私自過江撤退，唐生智採取了背水死戰的辦法。他下令把各部隊控制的船隻統統交給司令部，還命令第三十六師封鎖從南京城退往下關碼頭的唯一通道挹江門，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給後來的悲劇性撤退埋下了隱患。

12月10日，眼見勸降未果的日軍開始向雨花台、通濟門、光華門等陣地發起全面進攻，守軍節節敗退，南京外圍主陣地很快失守，而復廓陣地立足未穩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敵軍突破。當塗附近已有日軍渡江直撲浦口，守軍的唯一退路也岌岌可危。

戰局的急轉直下讓蔣介石心急如焚。為避免南京守軍被日軍圍殲，蔣介石於11日中午開始考慮讓南京守軍撤退。他電令在江北的顧祝同以電話轉告唐生智，顧祝同當即電令唐生智當晚渡江北上，令守軍相機突圍。但由於唐生智是自己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後責任難負，因而要求必須先向守軍將領傳達最高統帥部的意圖後方能撤離。當晚蔣介石親自致電唐生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於當夜與羅卓英、劉興兩位副司令研究后決定，於12月14日夜開始撤退。

12月12日，日軍5個師團對南京復廓陣地及城垣全面發動猛攻。中午前後，日軍攻破中華門，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城中秩序開始出現混亂。唐生智等決定提前改在當夜撤退。12月12日17時，衛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軍師以上將領開會佈置撤退行動。唐生智出示了蔣介石命守軍相繼撤退的電令，並下達了撤退命令及突圍計劃。

下定破釜沉舟決心的唐生智，之前根本就沒有安排撤退船隻，倉促下達的撤退命令，甚至沒有通知到擔任督戰任務的第三十六師。結果第三十六師不允許各部撤退，雙方甚至還發生了交火。自行決定由下關渡江的軍長、師長大都未按命令規定的時間撤退，而是在散會後立即部署部隊突圍，個別單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有的將領只向所屬部隊打個撤退電話，就脫離部隊先行到達下關乘渡船，先到江北。

部分國民黨軍將領的提前逃跑，更加重了撤退的混亂。由於城中各部多沿中山路向下關撤退，而挹江門左右兩門洞已經堵塞，僅中間一門可以通行，各部爭先搶過互不相讓，不少人因擠倒而被踩死。下關情況更為混亂，各部隊均已失去掌握，各自爭先搶渡。由於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載沉沒，大部分官兵無船可乘，紛紛拆取門板等物製造木筏渡江，落江喪生者不計其數。

由於擔負掩護任務的烏龍山要塞守軍私自撤走，12月13日拂曉，日軍未經戰鬥即佔領烏龍山。日海軍艦艇得以迅速通過封鎖線到達下關江面，日第十六師團一部亦乘舟艇進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國軍隊官兵被日海軍及第十六師團的火力殺傷。與此同時，繼日軍第六師團在師團長谷壽夫率領下，最先從中華門攻進南京城之後，其餘日軍各部也相繼突入城內。

騎在白馬上的松井石根率兵闖入南京，宣告“帝國方式閃射着光芒”，並宣稱“亞洲新的復興的曙光即將來臨”，首都南京淪陷敵手。

10多萬中國守軍，除了很少一部分突圍出去，大部分潰散。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朝香宮鳩彥親自簽署了“殺掉全部俘獲人員”的命令，日本軍隊隨即在南京進行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進城的日軍兵力約50000人，而執行軍紀維持秩序的憲兵卻僅有17人。日軍除了對南京居民隨時隨地任意殺戮之外，還對解除了武裝的軍警人員進行若干次大規模的“集體屠殺”，屠殺方法有機槍射殺、集體活埋等，手段極其殘忍。

12月15日，已放下武器的中國軍警人員3000餘人被集體解赴漢中門外用機槍密集掃射，負傷未死者亦與死者屍體同樣遭受焚化。當天晚上，又有中國平民及已解除武裝的中國軍人9000餘人被日軍屠殺。

12月16日，位於南京安全區內華僑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國難民5000餘人被日軍集體押往中山碼頭，用機槍射殺后棄屍長江。

12月17日，中國平民3000餘人被日軍押至煤炭港下游江邊集體射殺。

12月18日夜，日軍將從南京城內逃出被拘囚於幕府山的中國難民共57418人驅趕到下關草鞋峽，用機槍密集掃射，並對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掙扎者以亂刀砍戮。事後將所有屍骸澆以煤油焚化以毀屍滅跡。

1937年12月13日，《東京每日新聞》報道兩名日本軍官的“殺人競賽”。日軍第十六師團兩個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彼此相約“殺人競賽”，商定在佔領南京時誰先殺滿百人者為勝。他們從句容殺到湯山，向井敏明殺了89人，野田毅殺了78人，因皆未滿100人，“競賽”繼續進行。12月10日中午，兩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軍刀都已砍缺了口。野田謂殺了105人，向井謂殺了106人，又因確定不了是誰先達到100人之數，決定這次比賽不分勝負，重新比賽，看誰殺滿150人。這些暴行一直在報紙上圖文並茂連載，兩人也因此被稱為“皇軍英雄”。日本投降后，兩人均在南京被執行槍決。

據1946年2月中國南京軍事法庭查證：日軍集體大屠殺28案共19萬人，零散屠殺858案共15萬人。在長達6個星期的大屠殺中，中國軍民被槍殺和活埋者超過30萬人，古都金陵血流成河。

據統計，國際紅十字會在南京城內外掩埋屍體43121具，南京紅十字會收埋22371具，慈善機構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機構同善堂共埋屍7000餘具，雞鵝巷清真寺王壽仁以“南京回教公會掩埋隊”名義掩埋回族屍體400餘具。僅此5個慈善團體，收埋屍體就達185000餘具。中國平民芮芳緣、張鴻儒組織難民30餘人掩埋屍體7000餘具，湖南木商盛世征僱工收埋上新河地區死難者遺體28730具。

日軍侵佔南京期間，強姦了成千上萬的婦女，估計當時發生的強暴案超過了20000宗。

連冷酷的德國軍事觀察家也說，在這次有組織的大屠殺中，日軍簡直無異於“一群野獸”。

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之南京，位列老酒“十大悲慘場景”之首。

中華民族在經歷這場血淚劫難的同時，許多文化珍品也遭到大肆掠奪。僅僅一個月內，被搶走的各類圖書文獻就達88萬冊，已經超過了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東京上野圖書館85萬冊的藏書量。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接到攻克南京的捷報，在我們為這必然的勝利歡欣鼓舞之時，站在同文同種的5億民眾之立場，我們不能不為他們不可救藥的迷茫而感到悲哀。”

就在南京陰雲密佈、血流成河的同時，1937年12月14日，古都北平一個名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偽政權宣告成立，一幫傀儡的名字分別是王克敏、湯爾和、齊燮元等。

同一天，日本召開了大本營和內閣聯席會議，與會的所有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到底打到哪裏中國才會屈服？主戰派和主和派經過了幾天的爭吵之後，最後統一了對華繼續強硬的立場，此後由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所進行的調停最後破裂。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衛文麿內閣對外宣佈：“在攻陷南京后，帝國政府為了仍然給中國國民政府以最後重新考慮的機會，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國民政府不了解帝國的真意，竟然策動抗戰，內則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則不顧整個東亞和平，因此，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衛聲明”。

1月18日，日本駐中國大使川越茂奉命回國。

1月20日，國民黨政府召回駐日大使許世英，中日斷交。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蔣介石發佈了《為我軍退出南京告國民書》，指出：“中國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精神一日不滅，我國家民族亦一日不亡。抗戰到底為本務，目前形勢無論如何轉變，唯有向前邁進，萬無中途屈服之理！”

日本妄圖通過攻佔南京迫使中國屈服的美夢，再次化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