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導讀 芥川龍之介的生平及文學

譯者導讀

芥川龍之介的生平及文學

芥川龍之介於1892年生於東京市京橋區入船町。在芥川龍之介出生的當時，入船町一帶是外國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在這條街上居住的日本人，加上芥川龍之介一家，總共只有三戶人家。那是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地方。芥川龍之介只在這裏生活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但在後來的歲月里，芥川龍之介對自己的出生地念念不忘，充滿了懷念之情。在芥川龍之介的文學作品中，貫穿了一種濃厚的對於異國情調的憧憬，這大概與他對出生地的眷念有很大的關係。

芥川龍之介的生父名叫新原敏三，在外國人聚集的入船町一帶經營乳業，並在郊外的新宿擁有牧場。芥川龍之介出生的那年，父親43歲，母親33歲，同為所謂的“大厄”（大災）之年。按照當時的風俗，在父母大災之年出生的孩子，形式上是要將其丟棄的。將他“撿回來”的“父親”則是生父的朋友松村淺二郎。也就是說，芥川龍之介在剛出生的時候就成了“棄兒”。這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似乎預示着芥川龍之介多舛的命運。就在芥川龍之介七個多月大的時候，他的母親突然發狂。這件事對芥川龍之介的人生及文學思想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衝擊。自己是狂人的孩子，這陰晦而近乎強迫的觀念長久地壓抑着芥川龍之介，他終生都未能擺脫這一巨大的壓迫感。

因為母親突然犯病，芥川龍之介很快就被過繼給了舅父芥川道章，成了芥川家的養子。芥川龍之介（後文統稱為“芥川”）跟隨着養父母生活在本所區的小泉町，一直到1910年芥川十八歲為止。該地位於兩國車站附近，緊靠隅田川，是個有着濃厚江戶遺風的地方。不用說，該地的風物對青少年時期的芥川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芥川作品中獨有的江戶情趣，與他這一段生活經歷是分不開的。芥川家世代皆為武士，深受武家文化的熏陶。芥川的養父母及常年照顧他的姨母都喜歡文學、美術及歌舞伎等。受家庭氛圍影響，少年時代的芥川酷愛讀書看戲，喜歡聽養父母講古代的怪談和佛教中因果報應的故事。這些早年的教養潛移默化，極大地豐富了芥川文學的趣味。

1910年9月，芥川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讀高中，同級生中有後來在文壇上享有盛名的久米正雄、菊池寬、松岡讓、井川恭、成瀨正一等人，他們對芥川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的舊制高中，聚集了來自各地的精英，是一個鍛煉人品和學問的好地方。東京“一高”素有學風自由、思想自由的傳統。從小就愛讀書的芥川在這裏大開眼界，如饑似渴地學習。按照他在自傳體作品《大導寺信輔的半身》和《一個傻子的一生》中所羅列的，在高中期間，芥川讀了巴爾扎克、托爾斯泰、莎士比亞、歌德、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莫泊桑、波德萊爾、易卜生、蕭伯納、魏爾倫、龔古爾兄弟、惠特曼、福樓拜等人的作品。他尤其偏愛西方世紀末的文學。所謂的世紀末流派是十九世紀末期以法國為開端，在歐洲諸國形成的一股充滿頹廢、享樂、唯美的懷疑主義的文學思潮。芥川之所以對這一流派的文學情有獨鍾，不僅是因為他的青春期與明治末年相重疊，使他產生了一種淡淡的末日惶恐，更為重要的是，西方世紀末文學中所獨有的懷疑主義精神與芥川與生俱來的懷疑主義的精神氣質極大地吻合。這一時期經由西方世紀末文學所強化的懷疑主義精神，成為芥川文學思想的靈魂，歷來為論者所矚目。同樣，在芥川文學的深處流淌着一股清新而甘冽的知性清流，這既與他在教養主義盛行時代的廣泛的讀書體驗有關，也有其個人稟賦的因素影響。

1913年9月，芥川從東京“一高”畢業，進入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學習。其時，日本的耽美主義文學達到鼎盛時期，耽美派文學以雜誌《昴星》為陣地，其代表者有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吉井勇等人。芥川對這一派的文學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受到了其影響。

1914年2月，第三次《新思潮》創刊。芥川作為同人參加，其他的成員主要是他高中時代的朋友，如久米正雄、菊池寬等人。第三次《新思潮》前後一共只出了八期。芥川先後在上面發表了幾篇譯作及處女作《老年》，但都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不過，這段經歷對芥川來說十分寶貴，不僅成為其走上專業作家之路的契機，也磨鍊了他的寫作能力。

就在芥川參加《新思潮》的同一時期，發生了一件對他影響較大的事情。那時的芥川愛上了一位名叫吉田彌生的女孩。兩人幾乎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但遭到了芥川家族的反對，最後不了了之。初戀的失敗，讓芥川切身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個養子的不自由，也感受到了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自私自利的秉性。不久之後，芥川於1915年11月在《帝國文學》上發表了他的成名作《羅生門》，其主題成了芥川文學的起點。

1915年12月初，在朋友的介紹下，芥川得以結識文壇巨匠夏目漱石，並成為漱石的弟子。夏目漱石對他的評價很高，這對初出茅廬的芥川來說是一件極為榮耀的事情。他不但處處受到漱石巨大的人格魅力的感染，也實實在在地得到了漱石的幫助。

1916年2月15日，第四次《新思潮》復刊，同人有久米正雄、菊池寬、芥川等五人。第四次《新思潮》一直延續到1917年3月，一共發行了十一期。這些人後來都成了文壇大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第四次《新思潮》成了“新思潮派”的代名詞。其中，成就最大的當屬芥川。芥川的名作《鼻子》就發表在第四次《新思潮》的創刊號上。夏目漱石高度稱讚了《鼻子》，鼓勵芥川繼續創作更多的優秀作品。《鼻子》的成功，為芥川在文壇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鼻子》幽默的外表之下，浸透了芥川對於人性深刻的絕望，其懷疑主義的精神氣質和厭世的情緒呼之欲出。

1916年7月，芥川從東京帝國大學的英文科畢業。大學畢業后不久他就收到了《新小說》9月特別號的約稿。《新小說》不同於同人雜誌，是當時作家登龍門的權威刊物。能在《新小說》上發表作品固然是件光榮的事情，但同時也意味着要接受更多讀者的檢驗，可以說成敗就在此一舉。芥川在這一期《新小說》上推出的是《山藥粥》。夏目漱石從雜誌上讀到這篇小說后，第一時間給芥川寫信，高度讚揚了這篇作品。《山藥粥》一炮走紅，備受各方好評。於是，著名的文藝雜誌如《中央公論》《文章世界》和《新潮》等都紛紛向芥川約稿。因為《山藥粥》的成功，芥川迅速獲得了其作為流行作家的地位。

1916年年末，在“一高”時期的恩師的幫助下，芥川在位於橫須賀的海軍機關學校謀得英語教職。同年的11月下旬，為了方便上班，芥川搬家至鎌倉，開始了新的生活。在鎌倉迎來1917年新年的芥川躊躇滿志，接連在《中央公論》《黑潮》《大阪朝日新聞》《新潮》等雜誌上發表作品，名氣如日中天。在這一年的5月，芥川的第一部作品集《羅生門》出版，緊接着在同年11月，第二部作品集《煙草與魔鬼》出版。在一年之內連續出版兩部作品集，充分顯示了芥川作為一位新晉作家的巨大存在感。

對於芥川來說，在鎌倉生活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為平穩、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1919年1月，芥川又拋出了他的第三部作品集《傀儡師》，收錄了1917年10月以後的作品，其中包括了《奉教人之死》《戲作三昧》《地獄變》這些所謂的“切支丹物語”“江戶物語”和“王朝物語”的代表作，創作全面開花。第三部作品集的問世，使得芥川在文壇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這一時期的作品，不僅題材多樣，而且創作手法嫻熟，日臻精湛，得到了世人如潮的讚譽。

1919年3月，芥川辭去海軍機關學校的教職，同時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社，成為了一名專職作家。

學界一般將芥川的創作生涯分為三個時期：從《鼻子》的問世到成為專職作家為前期，從1918年到1924年的六年為中期，之後直到他去世為止為後期。與前期光彩耀人的光景相比，中期的芥川則顯得沉悶了許多。1919年，芥川相繼發表了《路上》《妖婆》等作品，但都是失敗之作。1919年是他整個創作生涯中最乏味的一年。1920年，芥川推出第四部作品集《影燈籠》。同年1月，他先後發表了《靈鼠神偷次郎吉》和《舞會》兩部作品，算是找回了一些信心。在這一年裏，芥川還創作了《素盞明尊》《南京的基督》《杜子春》等作品。情況雖然比上一年有所好轉，但已難再現昨日盛況。1921年3月，芥川集結出版了第五部作品集《夜來花》，收錄了1920年發表的作品及1921年發表的《秋山圖》和《山鷸》等，共計15篇。

就在《夜來花》出版后的這年3月，芥川作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的海外視察員來到了中國。芥川於3月30日到達上海。但是，他在上海患上了乾性肋膜炎，在醫院住了三周多，直到4月23日才出院。此次中國之行，芥川先遊歷了江南一帶，然後乘船溯江而上，先後到了廬山、武漢、長沙等地，還北上去了北京，最後從朝鮮回國，前後歷時四個月左右。儘管大阪每日新聞社對芥川的中國之行抱了極大的希望，指望他能及時發回旅途中的見聞，但是由於健康等原因，這一計劃未能如期實現，一直到1925年11月他才出版了《中國遊記》，草草收場。

從中國回去后，芥川的身體每況愈下，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和失眠症。芥川拖着病體，忙於撰寫因為中國之行而耽誤的雜誌社的約稿。1922年，芥川分別在幾本著名雜誌社的新年號上發表了《竹林中》《俊寬》《將軍》《眾神的微笑》等作品，依舊顯示了他作為著名作家的市場價值。但是，在進入1922年之後，芥川的身體狀況更差了，作品的質量也出現了下滑的勢頭。1923年，各大文藝雜誌的新年號上已不見芥川的身影，對芥川來說，這是自1917年以來不曾有過的事情。

進入二十世紀20年代以後，日本社會的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就在芥川從鎌倉搬回東京的第二年（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性經濟大蕭條席捲了日本，失業人數不斷增加。與此同時，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日漸盛行。1920年5月，日本社會主義同盟成立。這樣的時代動向自然也深刻地影響到了文壇的走向。1921年10月，雜誌《播種的人》的創刊標誌着無產階級文學開始在日本盛行。1922年7月，日本共產黨成立。左翼作家和批評家們將多數既成作家斥為資產階級作家，否定並攻擊這些文學的價值。儘管芥川在1922年1月發表了小說《將軍》，表達了自己的反戰態度，但還是遭到了來自“普羅”文學派的猛烈攻擊。芥川一向標榜藝術至上主義，但面對呈燎原之勢的“普羅”文學和緊迫的社會局勢，他也不得不開始關注現實社會問題。

1923年5月，芥川出版了第六部作品集《春服》。該作品集收錄了第五部作品集中未收錄的15篇小說，其中絕大多數都屬於由“王朝物語”“切支丹物語”以及“開化物語”組成的所謂的“歷史物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春服》之後芥川再也沒有創作過曾為他帶來巨大聲譽的歷史小說。他對於甚囂塵上的無產階級文學不可能無動於衷。迫於時代要求，芥川積極地尋找新的創作方向。同年5月，芥川創作了“保吉物語”系列的首篇作品《保吉的手記》。同年6月，日本共產黨受到大檢舉，同年9月發生了關東大地震。地震之後，芥川繼續撰寫“保吉物語”的續篇，題材來自當年在海軍機關學校的生活，希望開拓出新的領域來。但遺憾的是，世間對“保吉物語”系列的評價並不高。1924年7月，芥川推出了第七部作品集《黃雀風》，收錄了《春服》之後的十六篇作品。該作品集中的佳作只有《一塊地》和《絲女紀事》兩篇，作品總體質量明顯下降，難掩其創作的頹勢。與之相應的是，社會上也開始出現批判的聲音，認為他的小說藝術已走到了盡頭。在他的朋友中，比他稍晚登上文壇的菊池寬和久米正雄等人已經成功轉型為通俗作家。但是，芥川做不到，因為這不符合他的稟賦和藝術追求。藝術創作的受挫，對他來說就意味着死亡。

1925年正月，芥川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大道寺信輔的半生》。這是他第一部正視自我、帶有自傳色彩的作品。芥川想通過這種寫作方式來為自己打開新的局面。這篇作品成為劃分芥川文學中期和後期的一道分水嶺。這一年，芥川的健康狀況並沒有好轉，但他還是發表了《海邊》《泥提》和《死後》等作品，但都不是上乘之作。1926年1月，芥川相繼在《中央公論》和《新潮》上發表了《湖南的扇子》《年終一日》。那之後，芥川幾乎就停止了創作，在家人的陪同下去湯河源療養。這一年，他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除了腸胃病、痔瘡之外，神經衰弱症也加劇了。就在這種痛苦的狀態下，芥川創作了《點鬼簿》，發表在該年10月的《改造》上。這篇小說充滿了鬼氣，暗示了其直面死亡時的複雜心態。進入12月之後，芥川開始執筆《玄鶴山房》，連載於次年一、二月的《中央公論》上，這是他最後的力作。

進入1927年之後，令芥川煩心的事更多了。芥川的姐夫西川豐涉為騙取巨額保險金而燒毀了自家的房子，並留下大量借款卧軌自殺。從這一年的新年開始，芥川就一直在為此事奔走，不但要照顧姐姐一家的生活，還要替姐夫還債。芥川完全被生活擊倒，神經衰弱症極度惡化。這一年的5月，友人宇野浩二突然發狂，對孩提時代經歷了母親發狂並一直擔心自己也會遺傳這種精神疾病的芥川來說，這個打擊實在太大，成了他自殺的誘因。據芥川的好友小穴隆一在《兩幅畫》一文中透露，這年夏天，芥川就寫了遺書，託付了身後之事。總之，從種種跡象來推斷，芥川在寫《點鬼薄》時就已經在認真思考自殺一事了。當然，除了健康原因之外，創作力的下滑也同樣是讓他走上不歸之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晚年的芥川對基督教非常關心，在自殺之前相繼寫下了堪稱絕筆的《西方的人》和《續西方的人》，但是宗教的力量也沒能拯救他的生命。1927年7月24日凌晨一點左右，芥川吞下過量的安眠藥，在床上讀了一陣《聖經》后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