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回到天津，首先要辦的事，當然是去看徐世昌。林權助的話，曹汝霖早在長途電話中已經轉達，不過語焉不詳。此時當面作了詳細報告以後，還要談到一件事，就是張勳要“揍”他。
“你去見林公使是我的意思。紹軒到了天津，一定會來看我，我跟他說好了。”徐世昌接着又說，“潤田，不知道你最近忙不忙，我想請你到日本去一趟。”
曹汝霖很快地想到了，到日本去的任務，跟去看林權助的目的是一樣的。稍作考慮，決定拒絕。
“忙倒不忙。不過，菊老，現在張紹軒對我誤會很深，我再到日本去一趟，更惹他猜疑。於公於私，都沒有什麼好處。”
“這話倒也是真話。好吧，我另外託人好了。”
原來徐世昌知道復辟一事，在日本政府方面，外務省與軍部有很大的歧見。從這次林權助的態度來看，光是軍部贊成復辟，並無多大用處，必須外務省亦表支持，方能進行，因此要找一個與日本外交界關係密切的人去作試探。曹汝霖敬謝不敏，就只有找陸宗輿了。
陸宗輿字閏生，浙江海寧人，當過駐日公使，在前清，曾任東三省鹽務局總辦。那時的東三省總督就是徐世昌，所以陸宗輿亦算徐的舊部，請來一談，自然一諾不辭。
陸宗輿現在的銜頭是：大總統府財政顧問，所以去日本的表面原因，是為交通銀行接洽借款，事實上攜着一份密件——徐世昌親自所擬復辟條件。
“閏生，你到上海去等船，在徐州停一停，把這個條件跟張紹軒談一談，聽聽他的意見，酌量修改一下。”徐世昌又說，“第二條是不能改的。”
“是！我明白。”
啟程之前，自然先要打電報通知張勳。由於此去是去活動復辟，張勳非常高興，特派參謀長萬繩栻、秘書長鬍嗣瑗，雙雙到車站歡迎。接至張公館，天色已暮，一席盛筵，早就預備在那裏了。
當下，歡然道故，相偕入席。張勳在主位相陪，頻頻勸酒，盡歡而散。陸宗輿已頗有酒意，送入賓館，一宿無話。
第二天一早，張勳請陸宗輿吃徐州的名物“糝”。夜中賓主共計四人，張、陸以外，便是辮帥的左輔右弼，參秘兩長。在這個場合，自不妨談正事了。
“紹帥，有個文件，是菊老親自擬的，請你過目。”
張勳接到手中，隨即喊副官：“把眼鏡拿來！”
戴上老花墨鏡，將文件在桌上鋪平，張勳用手指點着，一個字一個字念道：“復辟條件凡四款：一、擁戴大清國宣統皇帝復辟。二、設輔政王一員，代皇帝執掌政權，以曾官大學士、軍機大臣，資格最高之漢人充之。”
念到這裏，張勳的臉色不好看了，但猶未發作，只看了陸宗輿一眼，繼續往下念：
“三、輔政王由皇帝敕任，任期十年，得連任。”念到此處，沒有聲音了。過了一會兒，才抬眼問道，“菊老有幾位小姐？”
“兩位。”萬繩栻答說。
“大的多大？小的多大？”
“大小姐出閣了；二小姐庶出，還小得很呢！”
“怪不得了！”張勳看着陸宗輿說，“我看菊老將來不但封王，還要兼一個公爵：承恩公。”
陸宗輿愕然不知所對，萬繩栻與胡嗣瑗亦覺得出語離奇。及至張勳把那通文件倒過來，往外一推，看清楚了，方知是挖苦徐世昌。
原來第四個條件是：“皇后聘漢大臣之女充之。”所以張勳要問徐世昌有幾個女兒。聽說他庶出的幼女，年歲與溥儀相當，則不問可知，刊此一條是為自己留後步。照清朝的定製，皇后的父親例封“承恩公”。張勳雖是老粗，也知道這個規矩，特為幽了徐世昌一默。
再下去話就更不好聽了，“照這個條件，復辟不過成全徐某一個人的功名富貴而已！”他說，“對清室有什麼好處？”
“紹帥！紹帥！”陸宗輿不勝惶恐地說，“你完全誤會了——”
“我誤會什麼？混了那麼多年，誰能吃幾碗飯，我還能不知道？”張勳越說越氣，陡地將桌子一拍，“莫非就是他能當輔政王，我張某人就不夠資格？”
陸宗輿還待替徐世昌辯白，只見萬繩栻連連拋過眼色來，只好見機而作，默不出聲。
“到日本去跟什麼外務省打聽，根本就是多餘的事。誰不知道日本是一班元帥、大將掌權。外務省算得了什麼？”
“也不光是外務省，主要是跟原敬首相去商量。”
“好吧！你去商量，看商量得出什麼花樣來。”說完，張勳拂袖而起，管自己退席了。
陸宗輿大感狼狽，“紹帥發這麼大脾氣，連一點商量的餘地都沒有。”他訴着苦，“你們兩位看，我無緣無故挨一頓訓，冤枉不冤枉？”
“菊老也真是，”胡嗣瑗拉長了貴州腔說，“什麼人不好學，要學王莽！”
“閏生兄，”萬繩栻猶思彌補張勳與徐世昌之間的裂痕，“我有個主意，你看行不行？菊老提的條件，不必如此露骨。反正將來大事一成，朝廷柱石是少不了他的，不過打算着一柱擎天，也未免吃力。你不妨先回天津，紹帥鬧脾氣一層，也不必提，只婉轉陳詞，將條件改一改，讓紹帥平一平氣。咱們再從中相機化解，不就沒事了嗎？”
“公雨兄的見教，我很佩服。不過一來一去，怕泄露風聲，反而不妙。我想，我還是到上海去等船，一面寫信給菊老，力圖挽回。”
萬繩栻不便固勸，淡淡地答一聲：“那也好！”
等他人到上海，由於曾在徐州逗留一宿的緣故，新聞記者認為其中大有文章，緊追不放，嚇得陸宗輿躲來躲去，不敢露面。以致原定要在上海看幾個做寓公的遺老，諸如瞿鴻禨、陳夔龍、沈衛、陳三立等人，也就只好託人傳話致意了。
這樣躲了四天，終於踏上日本郵船“朝陽丸”。到得東京，請駐日公使章宗祥向外務省聯絡，要求謁見原敬首相。不道碰了個釘子，原敬拒絕接見，理由是沒有工夫。
這表示在日本政府方面，已經此路不通。陸宗輿跟章宗祥商量結果，認為向皇室方面去動腦筋，是唯一可行之道。
日本皇室對於實際政務的影響力，越來越微弱。元老西園寺公望，一向主張天皇應該像英皇一樣，只是全國團結的一個象徵，決不可干政，所以即令贊成中國復辟，亦不會發生任何作用。這是陸、章二人深切了解的，而仍舊要動此腦筋，另有一種想法。
這種想法，說穿了就是敷衍塞責。因為日本皇室如果真有支持中國復辟的表示，在不太了解日本政治制度的徐世昌，總以為陸宗輿能說動友邦皇室寄以同情，自是不辱使命。只要他有這樣一種感覺，陸宗輿此行，便算有了交代。至於以後日本政府如何表示，那是另一個問題。
於是通過種種關係，將內大臣清浦伯爵請到公使館來吃下午茶。清浦很健談，談中國的書畫、建築，也談起他的許多朋友，但話題一涉及復辟，清浦便顧而言他了。
陸宗輿心裏非常着急，考慮再三，決定單刀直入。“伯爵閣下，”他說，“敝國元老徐世昌先生，特為派我來向貴國朝野請教，關於向大清宣統皇帝奉還大政的問題，不知道閣下有何見教？”
“這是貴國的內政，外人不便干預。”清浦又說，“尤其是我的職務，更不便置評。”
“請閣下以私人身份，發表意見，諒亦無妨。”陸宗輿幾乎是哀求了，“請體諒我遠來求教的誠意，亦當不吝指教。”
“實在抱歉。即使是以私人身份說話，亦會挨罵。”清浦又說，“足下總記得有賀長雄的故事吧？”
日本法學家有賀長雄是袁世凱的顧問，以“日本立憲而強”作論據，主張中國應實行君主立憲，意在迎合袁世凱。因而博得尚未登基的“袁皇帝”以唐人墨跡相賜，有賀長雄具奏謝恩，自稱“外臣”。日本報紙大罵有賀，天津日僑並且召開大會，指有賀在日本尚未承認“洪憲帝國”之前，公然自稱“外臣”，有傷日本人的體面，議決取消他的“大和俱樂部”會員資格，竟似不承認他為同胞了。
這個故事，陸宗輿自然知道。如今清浦重提舊事，意在言外，不以帝製為然，當然也就不會贊成復辟。陸宗輿見機，不敢再提這個問題，免得說下去更討沒趣。
當陸宗輿鎩羽將歸之際，恰是張勳奮翼欲飛之時。
他這趟進京，是萬、胡兩長，跟“小朝廷”的要角密密商定的步驟。主要的是要“進宮請安”，讓溥儀知道有這樣一個赤膽忠心的股肱之臣，免得一旦時機成熟，鐘鼓齊鳴，通知文武百官瞻拜闕下時，“小皇帝”會有突如其來，在心理上無法適應之感。
“今天皇上不用念書了。”陳寶琛說，“有個大臣來給皇上請安。”
“誰呀？”
“前兩江總督兼攝江蘇巡撫張勳。”
張勳是在兩江總督張人駿聽說武昌起義，各省紛紛獨立，嚇得連夜逃走以後，又隔了些日子，方被任命為江督。雖然危城受命，誰也沒有把他的官銜當作一回事，但他本人卻頗為矜持。在“小朝廷”，名器已濫，而張勳畢竟實實在在抓過幾天“兩江總督部堂”的印把子，當然亦是該重視的。
不過大清朝的末代皇帝，那時只得六歲，當然不會知道這個大清朝的末代江督。只是“張勳”這個名字，似乎聽說過，細細思索了一會兒，終於想起來了。
“是那個不剪辮子的定武軍張勳嗎？”
“正是，正是！”新入值毓慶宮，掌管《起居注》的梁鼎芬，處處不忘頌聖，“皇上的記性真好，真是聰明天亶。”
“這張勳是什麼出身？”
張勳出身微賤，原名張保，江西奉新縣人，投身在本縣的翰林許振禕家當小廝。許振禕曾入曾國藩的幕府，光緒十六年簡放為河道總督，將張保帶了去當馬弁。當時並無戰事，河督亦不管剿匪，所以沒有什麼“保案”，張保亦就無法從“軍功”上去圖個出身，自是鬱鬱不樂。
有一天有個許振禕的舊部，名叫張勳，來求老長官一封“八行”，想到廣西提督蘇元春那裏去謀個差使。許振禕倒是很切實地寫了一封薦函，連同八兩銀子川資，交代張保轉交張勳。不道張保起了壞心，等張勳來了，“假傳聖旨”說許振禕跟蘇元春沒有交情，奉送八兩銀子，作為川資，趕緊另尋門路去吧！
張勳信以為真，收起銀子，自奔前程。張保也就開了小差，改名張勳，帶着許振禕的信到了廣西龍州，由哨官當到管帶，就此起家了。
當然，這些經歷如果說給溥儀，會減低他對張勳的重視。所以陳寶琛答說：“張勳出身偏裨，驍勇善戰。現在他手下有六十營的兵，皇上召見時，要問問他徐州到兗州一帶的情形。”
“他的兵在那一帶？”
“是！”
“他現在做民國的什麼官？”
“是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
“徐州是哪一省？”
“江蘇。”
“兗州是山東。”小皇帝問，“怎麼安徽的地方官，駐紮在江蘇跟山東呢？”
這一問將陳寶琛問倒了，虧得梁鼎芬機警。“本省地方官在他省帶兵，原是大清朝的規矩。”他說，“洪楊剿匪，就是如此。”
於是陳寶琛又特為叮囑：“張勳免不了要誇讚皇上，請皇上切記，答以謙遜，示以聖德。”
“謙遜”就是“聖德”，這話在陳寶琛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幾個月前，廣西的陸榮廷，應段祺瑞的邀約進京，就曾覲見過溥儀，以民國的兩廣巡閱使，接受了清朝所賞賜的恩典“紫禁城騎馬”，坐着“兩人肩輿”進宮。陳寶琛也是一再關照，“務請謙遜”。結果是陸榮廷表示“感激涕零”，寫信給世續，請他“代奏叩謝天恩”。
及至有了張勳要進宮請安的消息，上自師傅，下至太監，不約而同地喊出了一個“南陸北張”的口號，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彷彿復辟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覲見的地點，是在雍正以來每日接見臣工的養心殿。穿着清朝袍褂的張勳由內務府大臣耆英“帶領”，到了殿上，按照儀制，一跪下來，先將頭上紅頂花翎的帽子取了下來，放在地上。耆英事先關照過，凡是賞賜過花翎的，帽子應該倒放，也就是將花翎朝上，為的是讓皇帝知道，是朝廷重視的大臣。張勳如言照辦，然後磕頭說道：“臣張勳跪請聖安。”
“伊立！”
張勳聽說過，這是滿洲話“起立”的意思，便即答一聲“是”，站了起來。
其時宮裏的規矩，有一項非常的改革，臣子不再像以前那樣跪着說話，而且視臣工的身份，或立或坐。像張勳的地位，當然應該賜座，溥儀指一指旁邊的一張椅子說：“你坐下來。”
“是！”張勳又磕了一個頭，謝恩，方始落座。
“你的軍隊駐紮在徐州、兗州一帶？”
“是！”
“有多少營？”
“六十二營。”
“曲阜是在兗州嗎？”
“是！”
“曲阜是要緊的地方，你要好好保護！”
“是！曲阜是孔老夫子的家鄉。臣也念過書，當然知道尊敬孔老夫子，上次到曲阜，還特為去看過衍聖公。”張勳略停一下又說，“衍聖公跟張天師提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都說恩德難忘。”
“噢，”溥儀很有興趣地問，“張天師到底會不會拿妖？”
“會、會！怎麼不會？”
溥儀突然警覺，應該講他的軍隊，怎麼會扯到了張天師？便將話題拉了回來。“你的軍隊，也跟你一樣，”他指着張勳的那根花白辮子說，“都留着辮子？”
“是！”張勳答說，“這是大清朝的規矩，不敢忘記。”
溥儀對這一點很感動，想起梁鼎芬口口聲聲忠君愛國，不敢一日或忘大清朝，但還是將辮子剪掉了，相形之下，就顯得張勳倒是心口如一。
因此，溥儀特為誇獎道：“你的忠心耿耿，我知道。”
“皇上請放心！”張勳大聲說道，“有臣在，大清朝沒有亡。皇上天亶聰明，大清朝必能在皇上手裏中興起來。”
這時溥儀想起師傅的教導，當即答說：“我差得很遠。我年輕，知道的事挺少。”
“本朝聖祖仁皇帝，也是沖齡踐祚，六歲登極的哦！”
“我怎麼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溥儀不知道怎麼說下去。
耆英見機，趕緊向張勳做個手勢。張勳便即起立，“臣跪安！”說著，便磕了頭，起身後退數步，才轉身跟着耆英出了養心殿。
接着，便是內務府送上來一張賞賜的單子。“御筆”是少不了的，由“南書房翰林”代筆，照例是“福”字、“壽”字斗方。張勳蒙恩格外，加賞“龍”字和“虎”字，都是一筆到底的草書。此外是如意、玉器、金帶頭、人，以及稱為“尺頭”的緞匹，一共六樣。
“張勳還見了三位太妃。”耆英又說，“還賞了酒宴、克食。張勳感激涕零，向臣說是‘感激天恩，粉身碎骨，不足圖報’。”
“噢，”溥儀問道，“他還說些什麼？”
“他說皇上天亶聰明，前途無量。他從見了皇上，主意更打得定了，一定要把大事辦成。”
大事自是指復辟。溥儀便又問：“什麼時候可以辦成呢？”
“快了，快了。不過不能說准日子。一半人事、一半天命，要等機會。反正皇上萬安，‘南陸北張’，有這兩支朝廷柱石，大事着實可為。”
張勳離京，陸宗輿回國。此行徹底失敗，早有東京來的消息，所以經過上海時，備受遺老責難。還有知道他在徐州跟張勳折衝那一段經過的，批評更為苛刻，說他不僅“外交”未曾成功，“內交”亦未辦好。
上海遺老的傾向，從對陸宗輿的責備中可以看得出來，復辟是贊成的，但希望由徐世昌來主持，而對張勳不免存着疑問。這也難怪，遺老大都是翰苑出身，瞧不起張勳這個大老粗。其次“辮子兵”的軍紀，實在不堪領教。北方不甚清楚，在江南的，見聞較切，都認為“辮帥”一旦得勢，縱兵殃民，是必然之事。此外都還有一種若有似無的隱憂：張勳如果成了大事，六朝、五代的篡弒相尋之禍，恐不可免。
這些有形無形表達出來的意見，對徐世昌是鼓勵，更是警惕。靜中熟慮，認為復辟這件事的做法，宜暗不宜明，宜靜不宜動。隨機應變，因勢利導，進則別創一番事業，退亦可保眼前的富貴，最為上策。
因此，對於復起的府院之爭，採取觀望的態度——府院之爭復起，是由於對德宣戰問題。這原是早就存着歧見的，段祺瑞一直在等待有利時機，展開有利的行動。這年——民國六年二月二日，德國發佈海上封鎖通牒，實行無限制的新潛艇政策。中立國的船艦在公海航行，亦遭受到極其嚴重的威脅。段祺瑞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決定在對德宣佈絕交后，繼以對德宣戰。
黎元洪在事先已看到這一趨勢，特為策動副總統兼江蘇督軍馮國璋進京調停，因為馮國璋在這年元旦，曾通電京內外大員，呼籲總統信任總理，總理秉持大政，參眾兩院力持大體，希望消除總統府、國務院及國會之間錯綜複雜的爭端。黎元洪認為他的立場，應該是可以爭取到段祺瑞的尊重的。
由於這一次府院不和的原因，主要是對德政策。因此，黎元洪在馮國璋到京以後，特地舉行了一次“外交特別會議”。除了段祺瑞、馮國璋以外，被邀的還有徐世昌、王士珍，以及梁啟超、蔭昌。
梁啟超是贊成對德宣戰的，而且馮國璋進京擔任調人，亦是由他所建議，因而被邀與議。蔭昌是旗人，不但是留德的前輩，而且是有名的德國通，德語精通到市井之言亦無不熟悉，因此早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庚子拳匪之亂以前，發生“膠澳事件”時，協助翁同龢、張蔭桓辦理對德交涉，便已嶄露頭角。他做過袁世凱的侍衛長，袁世凱之親德，據說他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量。這樣一位專家，在外交特別會議研究對德政策時，他的發言，當然會受到相當的尊重。結果，做成一個保守的決議，等於維持現狀。段祺瑞在這件事上，又受了一次挫折。
當然，段祺瑞是決不會放棄他的主張的。經過智囊的研究，認為在外交上可以先做對德絕交、繼以宣戰的準備工作。於是擬了一道致駐各協約國公使的電令，轉向駐在國政府磋商中國與德絕交的條件。換句話說，就是向對德作戰的各協約國探詢：中國如果加入協約國方面，出兵打德國，能夠得到什麼好處？尤其是日本，正以參戰需要軍事物資的理由，在進行借款。這道電令非正式表明了中國政府的態度，對於借款談判，是有幫助的。
但是黎元洪拒絕發佈這道電令，理由是此事須得國會同意。段祺瑞大怒，即日提出辭職書，而且不等批准就專車出京回天津了。
這件事，當然是黎元洪做得過分了些，所以經過熱心人士一番奔走，而且由馮國璋到天津勸駕，在保證黎元洪一定合作的條件之下，段祺瑞終於回到了北京，照舊到院辦公。
復行視事的第一件公事，便是曾遭黎元洪拒絕照發的致駐各協約國公使的電報。第二件公事是給國會的咨文，提出對德絕交案，參眾兩院，都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但等政府在三月十四正式宣佈對德斷絕邦交以後，各省表示反對，或者要求政府保持中立的通電，紛至沓來。有一通電報，來自寂寞已久的康有為。
一入民國，康有為的聲光，遠不如他的高足梁啟超。但從袁世凱死後，復辟之說一興，康有為所起的作用，便又非梁啟超所及了。
不過，康有為的主張復辟，並非全然照宣統三年的老樣子。他在遍游歐美以後，思想比保皇黨時代已有所不同，提出所謂“虛君共和”的主張。當然，張勳搞不清“君主立憲”與“虛君共和”的區分，只覺得康有為曾是保皇黨的魁首，現在既然擁戴大清朝的皇帝複位，自應借重康有為，所以派他的秘書，也是“萬木草堂”弟子的潘博，將康有為接到徐州，尊以上賓之禮，口口聲聲稱之為“老師”。
其實，張勳之尊禮康有為，另有目的。在督軍團中，張勳自覺資格比馮國璋相形見絀，從馮國璋當選為副總統以後，更難望他能奉張勳為督軍團的領袖，因此打算着利用康有為去做說客。
康有為欣然同意，由原是馮國璋幕僚長的胡嗣瑗，陪着到了南京。馮國璋東閣延賓、西園載酒，禮數不但周到，而且顯得極其親熱。
“華甫，”到得酒酣，康有為大咧咧地直呼馮國璋的別號，“拙作《為國家籌安定策者》，不知你看過沒有？”
這篇文章是在“洪憲”帝製取消以後所寫的，公然主張復辟。梁啟超那時還在西南，老實不客氣地以《辟復辟論》教訓了老師。而且雲南、貴州、廣西、廣東四省都督，聯名通電反對，說“國體不許變更，乃國民一致之決心，豈有不許袁賊，獨許他人之理”，給康有為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因此，這時候要試探馮國璋，首先便須了解他對這篇文章的反應。
“這樣的大文章，哪裏不能看。”
“尊見如何？”
“自然贊成。”馮國璋不滿張勳的驕橫跋扈，乘機說道，“不過張紹軒不夠資格辦這件大事，南海先生如果肯出山，我一定執鞭以從。”
馮國璋的這種態度，康有為在回到徐州以後，當然不便實說，他只告訴張勳：“華甫是贊成復辟的。沒有問題。”
張勳已另外定了個主意，聽得這一說，正好接話。“既然如此，我想請你老再辛苦一趟。”他說，“到京里再探探段芝老的口氣。”
原來幾次徐州會議，段祺瑞都指派徐樹錚出席，名為支持，實際上卻是“觀變”。徐樹錚本就富於機智，長於肆應，對於復辟問題，雖未表示反對，但亦始終沒有什麼熱心的表示。因此，張勳由莫測高深而深感困惑，希望康有為能為他“破惑”。
康有為欣然同意。照他的意思，從光緒二十四年八月，袁世凱告密，緹騎將至，倉皇出京，從戊戌到這年丁巳，恰是十九年。如今進京，亦猶如蘇武北海牧羊十九年，歷盡艱辛，終得重睹漢家威儀，有許多感慨，可向報界發表。但張勳的參謀長萬繩栻，極力勸說，各界對復辟之議，頗為注意。康有為以保皇黨黨魁，目標太大，會引起許多流言，增加許多阻力，非智者所為。因此，只得躲躲藏藏地悄然進京，而且也不得親自去看段祺瑞，托一個老朋友去跟段祺瑞探口氣。
所託的這個老朋友，就是頗受黎元洪尊敬的湖北耆宿周樹模。他去看段祺瑞時，恰是國會除研究系以外，其他各派各系，都在研究如何在對德宣戰問題上杯葛段內閣時，一提此事，正好觸發了段祺瑞的牢騷。
“民主再搞下去，非搞得通國皆亂不可。照目前的情形，非君主不能止亂。不過，只能用形式，不能用精神。”
這話轉達給康有為，驚喜莫名。“段芝泉深獲我心，你看，他的說法，跟我所主張的虛君共和，有什麼兩樣？”他對潘博說道，“段芝泉是贊成了，我到天津去看徐菊人，問他是何主見。”
徐世昌與康有為是二十多年的老友，在甲午以後，戊戌以前，過從甚密。康有為設強學會，袁世凱捐銀五百，是最主要的一個支持者，而康、袁之間的橋樑，就是徐世昌。不過，他們也二十年未見了，執手欷歔，有着談不完的舊事。不過，徐世昌還是存着戒心的，因為康有為翻雲覆雨的手段，絕不會如一介武夫的張勳那樣容易對付。
終於正式談到政見了，康有為問：“菊老對於虛君共和，有何意見？”
“君主可以跟共和在一起談嗎？”徐世昌故意訝然反問。
“君主是獨裁，與共和自然對立。但君主無獨裁之權，尊其位而無其實，則與共和并行而不悖。”
“原來這就是虛君之虛。”徐世昌問道，“可得聞其詳乎？”
“我的主張，早已共白於天下，‘保中國，不保大清’。今日言虛君共和，仍是此一宗旨。第一，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萬不可復大清朝的國號；其次，君主既為虛君，政權當歸內閣，實行責任內閣制，對國會負責任。”
“如吾公所云，與目前的體制，似乎亦無甚區別。”
“不然！”康有為答說，“目前是總統制，而內閣又自以為是責任內閣制，猶之乎美國總統之下，又有一英國式的內閣，府院即非爭權不可。今明定為虛君，則今上猶如日本大正天皇，坐享尊榮，萬世不絕，是故‘保中國’，亦正所以‘保大清’。”
“這話很透徹。不過，今日大患在國會。必先有代表民意的國會，始足以產生負責任的內閣。以中國的民智而言，此恐非一蹴可就。”
“此自是實情，然而萬里之行，起於跬步；不有一畫，孰開天地？”康有為將“聖人”的口吻又拿了出來，“我去國十有六年，居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兩年，後來久居瑞士、瑞典，凡七游法、八游英、一游葡萄牙，至於意大利、比利時、丹麥，頻游不記數。逐客生涯，無所事事，唯以考察政治，為我專業。以為邦人君子，百爾所思，不如我見聞之切，籌思之深。今日欲保中國兼保大清，舍虛君共和制，別無他途可循，是故名為復辟，實在是再造共和。”
徐世昌極為深沉，心想不讓皇帝掌權，而為有名無實的虛君，這話在力謀“恢復祖業”的宗室及大清“忠臣”就聽不入耳。推行責任內閣制，自為段祺瑞所樂聞，而內閣“對國會負責”則必為段祺瑞所反對。康有為的復辟主張，恐怕很難行得通。
轉念到此，不覺又想，將來內閣總理由國會產生，自然是多數黨黨魁出任。現在的多數黨是國民黨，但已四分五裂；其次是研究會，梁啟超、湯化龍還有被推為內閣總理的可能。至於我東海徐某，只怕此生休想了！
這樣一想，連他也反對康有為的虛君共和制了。不過，此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千萬得罪不得，因而裝出很傾服的神情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保中國兼保大清，苟能如此，實為無上上策。”
這是完全贊成虛君共和制的態度，康有為深表滿意，覺得大事着實有可為，一回到上海，立即着手草擬復辟后的詔書，猶如當年行“新政”那樣，凡百制度，重新更定。一個物阜民康的虛君共和制的“中華帝國”，逐漸在他腦海中建立起來，雖是空中樓閣，居然金碧輝煌，自己都覺得很過癮。
到得五月初，潘博銜命到上海來請康有為到徐州，說“辮帥有大計要跟老師請教”。
“大計”當然是復辟。據說時機快成熟了，國會與內閣，為了對德宣戰問題，搞得水火不容，雙方都不惜決裂。國會想倒閣，而內閣想解散國會，結果搞得兩敗俱傷，群龍無首，便正是“順天應人”，取消共和，恢復帝制的日子到了。
“辮帥說，今天談主張復辟，只有老師夠資格。東海雖然位尊，可惜出處不純。再者，東海主張復辟，自不免有權制思想，不比老師廓然大公、動機純正。所以一定要等老師到了徐州，辮帥才能決定是不是進京。”
這番恭維，使康有為有知遇之感，當即在潘博陪侍之下，專程抵達徐州。張勳親到車站迎接，用彩呢大轎將他迎入衙門，張盛筵款待。酒闌人散，邀入“籤押房”，報告了部署的情形，請康有為“教誨”。
“此是千秋大業，有六事請將軍注意。”康有為逐一列舉，首先申明保中國為主、保大清為次的宗旨；其次提出實行虛君共和制的要則。問張勳是否能領會。
“這番道理很深，要慢慢去體會。反正請你老來，就是要跟你老討教。”
這話有些模稜，但替他想想，也只能如此回答。康有為便點點頭說：“以下要談到用人行政了。既為國家辦此事，自身不宜爭政權。國務總理一職，應當請徐菊人擔任，各省軍政長官，暫勿更動。此宜請將軍注意者三。”
“是，各省一律不動。”
“徐州現有兵三萬，宜調一萬進京；一萬留徐州，以保根本；另外一萬，分佈濟南、德州間，守住津浦路；再調關外馮德麟一師，守京榆路。兵少，無從鎮攝。此宜請將軍注意者四。”
“關於用兵方面，你老請放心好了。”
“段芝泉喜歡攬權，心事難知；徐又錚權奇自喜，不可輕忽，此去宜挾段在京，嚴加監視，萬不可使之在外。此宜請將軍注意者五。”
“是，是！我一定注意。”
“遺老知識短，親貴私心重，凡此兩輩，不明世界大勢，前清之亡，他們要負相當責任。今後用人，務必審慎，此宜請將軍注意者六。”
“是的！你老看得很透徹。”張勳又說，“我想借你老的光彩，一起進京，好隨時請教。”
“不必！”康有為喊着潘博的號說，“若海，請你把我的皮包取來。”
打開皮包，康有為取出一大卷日本綿紙，全是“奉天承運皇帝”的詔令，從宣告複位，改稱“中華帝國”開始，一直到定政體、改官制，以至於征舉賢方，不下二十通之多。
及至康有為回到上海，張勳卻未北上。因為雖預知時局在府、院、會三角關係錯綜複雜的衝擊之下，都有不惜決裂、打破現成局面，為復辟帶來很好的機會，但經康有為的諄諄指點，張勳認為有些問題，需要重新考慮，以留在徐州為宜。因此段祺瑞所召集的軍事會議，凡北洋系及願意與段祺瑞合作的督軍，都是親自出席，唯獨安徽是由管民政的省長倪嗣沖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