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災難時期，針對當時以戲劇為起點的文化極端主義專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戲劇學》的宏大構架。災難方過，及時出版，至今三十餘年仍是這一領域唯一的權威教材，獲“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同時，又以文化人類學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國戲劇史》，以接受美學的高度完成了國內首部《觀眾心理學》，並創建了自成體系的《藝術創造學》，皆獲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推舉為當時中國內地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並出任上海市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曾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

二十多年前毅然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尋訪中華文明被埋沒的重要遺址。所寫作品，既大力推動了文物保護，又開創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體，模仿者眾多。

二十世紀末，冒着生命危險貼地穿越數萬公里考察了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遺迹。作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現場抵達的人文學者，一路上對當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緊迫提醒，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

他所寫的書籍，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排行榜前列。僅在台灣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獎、桂冠文學家獎、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有影響力書獎等一系列重大獎項。

近十年來，他憑藉著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資源，投入對中國文脈、中國美學、中國人格的系統著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雜誌等機構一再為他頒獎，表彰他“把深入研究、親臨考察、有效傳播三方面合於一體”，是“文采、學問、哲思、演講皆臻高位的當代巨匠”。

自二〇〇二年起，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聯合國中國書會講授“中華宏觀文化史”、“世界坐標下的中國文化”等課題，每次都掀起極大反響。二〇〇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秋雨書院”院長、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陳羽）

自序

這本書，是《千年一嘆》的續篇。

初一看，“續”得有點勉強。因為這分明是截然相反的兩組人間風景。你看，一邊是，又一場沙漠風景蒙住了壕塹後面的零亂槍口，槍口邊上是惶恐而又無望的眼神；另一邊是，濕漉漉的精雅街道上漂浮着慵懶的咖啡香味，幾輩子的社會理想似乎都已經在這裏完滿了結。

除了這樣的強烈對比外，還有更刺激的對比。天眼有記：今日沙漠壕塹處，正是人類文明的奠基之地；而今日濕漉漉的街道，當時還是茫茫荒原。

怎麼會這樣？最不符合邏輯的地方，一定埋藏着最深刻的邏輯。

其實我原先並不打算把它們對比在一起的，而是只想以數千年對比數千年，在沙漠壕塹中思考中華文化的生命力。這種對比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殊死歷險，卻使我對中華文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我一路逃奔一路推進，一路講述一路寫作，通過鳳凰衛視的轉播產生了巨大影響。但是我在路上並不知道這種影響，直到二十世紀最後幾天，亞洲一個國家的媒體官員帶着翻譯趕到半路上堵截我，說我已被他們國家選為“世界十大跨世紀”的“十人”之一，我才大吃一驚。我問，其他九人都是世界級的政要大亨，為什麼放進了我？他回答道：“是你一步一步地告訴了世界，人類最輝煌的文明故地大多已被恐怖主義控制，而你自己又恰恰代表着另一種古文明。”

我帶着這種文化自豪感穿過喜馬拉雅山回到國內，沒想到，每個城市的報刊亭上都懸挂着誹謗我的文章。一開始我以為是一股陡起陡滅的狂風惡浪，後來發現，那些一眼就能識破的謠言只要有人製造出來，就立即在中國變成銅鑄鐵澆，十幾年都破除不了。這就給我企圖重新評價中華文化的熱忱，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是啊，在浩瀚的中華文化中，誰想尋找一種機制來阻止謠言和誹謗嗎？沒門；誰想尋找某種程序來懲罰誣陷和毀損嗎？還是沒門。

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因此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回想起來，至少從屈原、司馬遷、嵇康開始，兩千年間所有比較重要的文人幾乎沒有一個例外，全都掙扎在謠言和誹謗中無法脫身。他們只要走了一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說了一些別人沒有說過的話，獲得了別人沒有獲得過的成就和名聲，立即就成為群起圍啄的目標，而且無人救援。於是，整部中華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歷史。

感謝一切造謠者、誹謗者、起鬨者，他們在中華文化中永遠不受譴責的洋洋得意，糾正了我對中華文化過於光明的讀解。於是，我決定尋找另一種對比坐標。

可以找美國，但它太年輕，缺少年代上的可比性，更何況它太霸道，缺少平等對話的可能；也可以找日本，但它太小，缺少體量上的可比性，更何況它與中國的歷史恩怨太深，缺少平等對話所需要的安靜。那麼，只能是歐洲了。

我的這個想法，又一次與鳳凰衛視一拍即合。於是，重新出發。我考察了歐洲九十六座城市，這是連歐洲學者也很難做到的事。與《千年一嘆》所記述的那次行程不同，這次考察除了在西班牙北部受到民族武裝勢力的小小驚嚇，在德國受到“新納粹”的某種騷擾外，基本上都平安無虞。也沒再遇到什麼食宿困難，可以比較從容地讀讀寫寫，這就是這本《行者無疆》的由來。

我說過，《千年一嘆》的不少篇目是在命懸一線之際趕寫出來的，因此捨不得刪削和修改；那麼，相比之下，對《行者無疆》就不必那麼疼惜了。一路上寫了很多，刪改起來也就比較嚴苛。

在歐洲漫遊期間，驚訝不多，思考很多。驚訝不多的原因，是我曾經花費多年的時間鑽研過歐洲從古希臘開始的歷史文化，幾乎已經到了沉溺的地步。我在心裏早就熟知的那些精神老宅，那些神聖長髯，那些黃銅般的哲言，那些被黑色披風所裹卷的詩情。但是，這一切在以前都是風乾了的記憶碎片，現在眼見它們衍伸成一種綜合生態瀰漫在街市間的時候，我不能不深深思考。它們為什麼是這樣？中國為什麼是那樣？

從美第奇家族的府邸到巴黎現代的咖啡館，從一所所幾百年歷史的大學到北歐海盜的轉型地，我一直在比較着中華文明的缺失。它的公民意識、心靈秩序、法制教育、創造思維，一次次使我陷入一種整體羞慚。但是，走得遠了，看得多了，我也發現了歐洲的憂慮。早年過於精緻的社會設計成了一種面對現代挑戰的體制性負擔，以往遠航萬里的雄心壯志成了一種自以為是的心理狹隘，高福利的公平理想成了制約經濟發展的沉重滯力……總之，許多一直令我們仰慕不置的高塔，已經敲起了越來越多的警鐘，有時鐘聲還有點凄厲。

當然，我也要把這種感受表述出來。於是，以中華文化為中介，《千年一嘆》和《行者無疆》也就連貫了起來。

《行者無疆》第一版的正版，已經銷售了一百多萬冊。曾經有人告訴我，很多到歐洲旅行的中國人，身邊都會帶這一本書。有一次在歐洲的一輛載滿各地中國人的大型遊覽車上，一位導遊說，誰沒有帶《行者無疆》的請舉手，結果舉手的只有兩位。這件事讓我亦喜亦憂，喜不必說，所憂者，是要讓大家明白，此書作為導遊讀物很不合格。

這次修訂，刪去了三分之一篇幅，文字也有較大的改動，使之更加乾淨。

二〇〇一年九月成書，二〇一一年五月改定新版，並重寫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