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序

文化究竟是什麼？

現在，中國到處都在擺弄文化，卻沒有人回答這個最根本的問題。

翻翻詞典湊個定義是容易的，但很多定義，說了等於沒說。

中國突然渴求文化了，在還沒有弄清楚它是什麼的時候就渴求了。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精神契機，過去從來沒有出現過，必須百倍重視。

渴求是因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會清楚它究竟是什麼。因此，天下很多渴求，都是以提問的方式來表達的。

對於文化問題，我決定用最誠懇、最隆重的方式來試着回答。

回答分以下四個部分——

一、學理的回答；

二、生命的回答；

三、大地的回答；

四、古典的回答。

請容我分別加以說明。

學理的回答

這主要是我在海內外的一些演講。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學獲頒榮譽博士稱號后的學術演講。聽講者除了廣大師生外，還有同時獲頒榮譽博士稱號的那些第一流科學家。因為是向科學家論述文化，因此力求講得嚴密、乾淨、周致。

第二篇，我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作為唯一受邀的中國演講者，論述了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本性。演講時，與外國學者有比較尖銳的辯論。

第三篇，我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女士的對話。那一天，聯合國發佈了自成立以來第一份有關文化的世界報告。我向到場的各國學者，對這份世界報告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述。

其他兩篇漫談式的文章，可能比較切合當今中國社會的實際需要。一篇是說個人身上的文化應該表現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說市長們應該如何來建設城市文化。

這些演講和文章加在一起，從學理上比較完整地回答了“何謂文化”的問題。但是，說是學理，卻並不艱深。艱深大多是為了掩蓋鮮活的真相，我沒有權力掩蓋，所以避免了。

生命的回答

這是本書中最讓我動情的部分。一些已經離世的文化巨匠，幾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層奧秘。

謝晉的弱智兒子，天天在門孔上張望着，等待爸爸回來，結果連眉毛都磨光了。最後我們知道，謝家的門孔就是文化的象徵，在封閉的大門上尋找一個亮點，投出一份企盼。謝晉就像他兒子，在門孔上不離不棄。

文化在災難時代應該有什麼作為？蕭伯納的中國學生黃佐臨在抗日戰爭爆發后第三天就告別老師，遠赴國難。終於，他創造了在世界大戰中連續多年的藝術奇迹，展現了中華民族不屈的文化尊嚴。幾十年後，年邁的他又在極左時代創立了世界三大體系中的寫意戲劇觀，又一次震動國際文化界。

成長於五四運動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着將會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滿的回答。前半生做兩件事：“反封建”、“爭人道”；後半輩子做兩件事：“斥棍子”、“講真話”。都那麼樸素，卻概括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脈絡。

我在回憶自己與這些文化前輩的交往過程中，又加上了一位自己並不認識的政治人物，這在我歷來的寫作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來總理。他在四十年前領導的文化重建，對於挽救陷於民粹主義荼毒的中國文化，十分重要，而且也與我本人息息相關。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尋石之路》兩篇文章來敘述。我後來為什麼能在諸多風浪中堅持文化？也順便作了回答。

《欠君三拜》，寫了一位我不認識，卻在我每次受到誣陷時都站出來維護我，而當我準備鄭重感謝時卻溘然離世的大學者。他，就是章培恆先生。我在文章中說，他像一頭遠行的駱駝，把倒下前的最後一口熱氣，也吐給了寒風中的另一頭駱駝，一頭他不認識的駱駝。當然，這是文化的悲壯。

以上幾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後一篇《仰望雲門》則寫了三位依然健在的台灣文化耆宿林懷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們是如何對待文化的。

這七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每次重讀都會一次次半途掩卷，讓心情恢復平靜。本該單獨出一本精緻小書，但仔細一想，還是讓它們擠在這裏共襄解讀文化的盛舉吧。生命不是文化概念，但最深的文化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況，這是一些什麼樣的生命！

大地的回答

文化雖然是一個極大的課題，卻又容易隨風飄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堅實的印記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佈各處的文化遺址。

文化在中華大地上演出過多大的場面？只有遺迹可以見證。但是，這些遺迹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肅穆的廟，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闡釋、被說明，於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護和修復古迹的過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礎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請誰來寫？據說好幾個地方還進行了民眾投票，大家對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國社會素重官場，卻把書寫碑文這樣的大事託付給一個並無官職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種質樸的文化傳承。

有些“歷史重地”分量太重，我推辭再三，卻還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並不好寫。倒不是因為要與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銘詞賦作比較，而是我們作為現代人終於明白了，這是一種“公眾文本”。“公眾文本”必須適合當代普通人閱讀，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弄學，不能逞才，否則就侵害了現代社會“公共空間”的倫理權利。因此我寫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韻，收集當地意見，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筆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側向於白話文。

碑文的書法也是我自己寫的，這倒是古代的傳統了。對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種“雙手合攏”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筆墨。朝拜的對象，正是山川間的巍巍勝跡。這是我平生所寫最大體量的文章和書法，感謝那麼多優秀的工匠，叮叮噹噹地把我們這一代的虔誠刻鑿到了花崗岩和漢白玉上。

在我所書寫的大碑中，選了以下幾份碑文收入本書：立於湖南的《炎帝之碑》，立於陝西的《法門寺碑》，立於安徽的《采石磯碑》，立於江蘇的《鐘山之碑》和《大聖塔碑》，立於上海的《金鐘樓碑》。

我應邀書寫的名勝題額更多，本書選了《秦長城》、《雲岡石窟》、《都江堰》、《崑崙第一城》、《凈月潭》這五幅的說明詞。

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國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討論什麼是文化了。這個景象，讓我神往。

在那麼多大碑、公碑之後，我又悄悄加了一個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導演謝晉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對文化的一種回答。

古典的回答

為了盡善盡美，我還請出了古人。

我選了幾個有關精神文化的經典文本，把它們翻譯成了當代散文。

我對自己的翻譯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把握原文奧義的學術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詩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後用儘可能優美的白話散文予以表述。因此，這種翻譯，不是拉線搭橋，而是鑿通隧道，其難無比。

大家從四篇今譯中可以看到，佛陀、莊子、屈原、蘇軾是怎麼看待精神天地的。他們都不是文化的詮釋者，而是文化的創造者。在我看來，唯有創造，才能說明世界、說明文化。

至此，我覺得，對文化的回答已經相當完整。

我在翻譯的時候，又用行書抄寫了這幾篇經典的原文，那些行書已收入我的幾部書法集。因此，順便在本書的每篇今譯之後附印了一點點我的書寫片斷。前面的碑文書法，也選了一些片斷放在書里，或許會讓整本書顯得更加靈動、豐富一些。

如此這般，均祈教正。

壬辰年初夏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