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

一、被埋沒的轉折點

今天是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國歷史的轉折點。

其實，四十年前的這一天，也具有不小的轉折意義，可惜被埋沒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上午，周恩來總理陪着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來到上海。

這位年邁的皇帝很有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堅決抗擊入侵的意大利法西斯軍隊，氣得希特拉曾立誓要割下他頭顱上茂密的鬍子做一個鞋刷子，用來天天擦拭自己的長筒戰靴。

在希特拉和他的長筒戰靴灰飛煙滅二十六年之後，這位皇帝到中國來了，鬍子依然茂密，只是已經花白。

他來的目的之一，是想見一見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想想也對，當今世界上皇帝剩下不多，彼此都會有一份遠遠的挂念。塞拉西皇帝是十月五日到中國的，十月七日在北京與周恩來會談，得知溥儀已在四年前因病去世，笑着點了點頭。在十月八日拜會了毛澤東，他便接受周恩來的安排，到上海來參觀。

周恩來一路上心事重重。其實他只比塞拉西皇帝小六歲，也是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了。這些天，中國正面臨著一次歷史大轉折，而他正承擔著這次轉折的成敗，因此顯得那麼疲憊和消瘦。

就在二十幾天前，發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林彪自行飛出國境並失事。這件事情的真相還可以繼續研究，但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後來被簡稱為“文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此宣告徹底失敗。

這是因為，“文革”雖然是一場民粹主義大劫難，卻有一個政治起點：由林彪替代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現在，這個政治支柱已經斷裂。而且，從當時快速發現的一些材料看，林彪本人也反對“文革”。那就更成了一種徹底的反諷。

以後幾年，“文革派”還會用各種方法掩蓋失敗的事實，但畢竟無濟於事了。因此，遠在美國的作家張愛玲在“九一三事件”后立即寫出了一篇文章，題為“文革的終結”。這位女作家並不太懂政治，只是憑着常識和邏輯，做出了“終結”的論斷，簡單而明了。

此刻，周恩來成了第二號人物，前面五年的民粹主義大劫難留下了一個龐大無比的“爛攤子”，必須由他來領頭收拾。

這已經夠麻煩的，而更麻煩的是，他深知毛澤東不允許有人否定“文革”。因此，面對“爛攤子”卻不能說是“爛攤子”，要收拾也只能輕手輕腳，這實在是難上加難了。

據當時的一位副總理紀登奎回憶，周恩來在緊急處理“九一三事件”之後，曾撇開眾人，一個人在人民大會堂一個房間的窗口，號啕大哭一場。

深夜京城，一位老人的哭聲讓人心動，卻又非常艱深。

這位政治老人心中，並不全是悲哀。他知道，極度的危難和極度的機會，突然都湊在一起了。就在三個月前，他秘密會見了基辛格並發表了震動世界的新聞公報，美國總統即將來訪，中美關係即將正常；就在這幾天，中國就要重返聯合國。

總之，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國生死攸關。

這些天，周恩來對外賓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門要開了”。但他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要想走出封閉，必先走出災難，哪怕是第一步。

那天到上海已經是中午，晚上有一個歡迎塞拉西的宴會。第二天有兩檔安排，一是到上海大廈頂樓俯瞰城市全景，二是觀看文藝演出，周恩來都要陪同，第三天一早就要離開。因此，周恩來決定，就在第一天下午，召開一個幹部會議。

當時上海的幹部中有很多是“文革派”，已經從“九一三事件”和中美交往中敏感覺察到歷史的轉向，因此來開會時都惶恐不安。

沒想到，會議開始后，周恩來只是平靜地佈置了一項“業務”工作。他說：“重返聯合國之後，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都會與我國建交，我國的外交空間將會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局面。因此，各大學必須立即複課，以最快速度培養大量年輕的外語人才和國際問題研究人才，全面翻譯和掌握世界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宗教、風俗資料。”

這些話，聽起來很正常，但在當時卻有很大的突破性。

因為，毛澤東在“文革”中只說過“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故意不提文科，表現出明顯的取捨。在當時的毛澤東看來，文科的主要課堂是“上山下鄉”，是社會實踐。就在半年前，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炮製的所謂《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又徹底否定了“文革”前的教育，毛澤東又同意了這種否定。現在，周恩來以外交需要為由，對否定提出了否定。

他所說的“各國的歷史、文化、宗教、風俗”，都屬於文科。

在中國，一切外交理由都無可辯駁。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周恩來收拾“爛攤子”的一個極佳突破口，足以“牽一髮而動全身”。

你看：既然要全面複課，那麼，所有的教師就必須從農村返回學校；既然教師能返回，那麼，其他知識分子也能返回；既然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文化、宗教、語言能夠成為正面教材，那麼，那些“文革派”的批判專家怎麼還忙得過來？

緊接着，周恩來又根據科學家楊振寧的建議，囑咐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清理教育科研中的極左思潮，提出要“拔除障礙，拔掉釘子”。在文科領域，他恢復了一系列“文革”之前已經着手、毛澤東也曾經作過正面指示的工程，又任命顧頡剛教授主持標點“二十四史”，任命譚其驤教授主持編著《中國歷史地圖集》。

這樣級別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動學術權威”，現在重新出來擔任領導，便成了一種全國性的政策示範。於是，一系列大規模的文化工程也逐一展開，每項工程都集中了大量的知識分子。

周恩來病重后，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力整頓，使教育、文化的重建工程有了更大進展。

這一個趨勢，使很多“文革派”認清了是非，轉變了立場，參與了重建。但是，也有少數極端分子暗暗在心裏認為這是“右傾翻案”。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下午的幹部會上，有人問周恩來：“全面複課，中文系的教材怎麼辦？”

這個問題的針對性在於，按照當時的主流思潮，中文系的教材只能用毛澤東詩文和“革命樣板戲”劇本。

周恩來當然知道這種主流思潮，他想了想，回答道：“中文系教材，可以先用魯迅作品，再慢慢擴大。今年是魯迅誕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都是大日子。魯迅的晚年是在上海度過的，上海的高校應該帶頭研究魯迅，為他寫傳記。”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也是周恩來為中文系教育尋找的一個很好的突破口。為什麼這樣說？因為：

一、魯迅是真正的文學家，而不是政治人物。他的作品，有資格進入任何地方的中文課程；

二、藉由魯迅，可以進入小說、散文、詩歌、雜文，也可以進入現代文學、古典文學、外國文學；

三、毛澤東也肯定過魯迅，這使那些極端主義批判者較難找到攻擊的理由。

有了這三條，魯迅就成了中文系複課的一個巧妙入口。極左的主流思潮，也可由這位老作家幫着抵擋一陣子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周恩來在上海乾部會上的講話，我是一九八一年讀到兩個與會者的回憶材料才知道詳情的。在這之前，只是約略聽說，而且把時間也搞錯了，挪后了四個月。

知道這個轉折點很重要。由此我就明白了，自一九七二年初到一九七五年底全國各高校出現的複課、編教材、辦學報等熱潮，是由誰啟動的；由此我也知道了，一九七六年掀起的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針對着什麼。

如果沒有幾年的文化重建，何謂“風”？何謂“翻案”？而且又為何“反擊”得如此急不可待？

一個被埋沒的歷史階段，終於浮現出來了。

知道了這個轉折，也就解開了一個歷史之謎：幾年之後，災難過去，全國急迫地恢復高考，為什麼各個大學都已經奇迹般地具備了基本的師資和教材？為什麼能夠如此快速地迎接那麼多新生順利地開課？原因只在於，早在一九七一年，周恩來就啟動了教育、文化的結構重建。

如果沒有這個轉折，沒有長達五六年的準備和訓練，那麼，後來突然湧進大學裏來的那麼多學生，看到的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混亂景象？

儘管，當一九七七年全國每一所大學都出現激動人心的場面時，周恩來已在一年半之前去世，沒能看到。

二、被埋沒的歷史階段

根據上面說的這個轉折點，我把全國多數高校在文革十年中的經歷，大致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6年～1968年，造反武鬥；

第二階段：1968年～1971年，上山下鄉；

第三階段：1971年～1975年，文化重建；

第四階段：1976年1月以後，批鄧反右。

在這四個階段中，前兩個階段五年，后兩個階段也是五年，一九七一年正好是中點。中點前是漲潮，中點后是退潮，最後加一個小小的回潮，形成了一個“正反迴旋結構”。

以正常的眼光來看，這四個階段中，唯一具備正面文明價值的，是周恩來主導的第三階段，即文化重建階段。而且，這一階段成果卓著。

但是，這一階段，常常被籠統地歸入“文革十年”而一起否定，實在是歷史的盲區。

經常有海外友人提出質問：“你們都說文革毀滅了中國傳統文化，為什麼我們現在到中國旅遊，一些最重要的傳統文化古迹都是那個時期發掘和保護的？”

我總是回答：“那是在一九七一年之後。”

哪些文物古迹？隨手一舉就有——

馬王堆（1972年發掘）、河姆渡（1973年發掘）、兵馬俑（1974年發掘）、章懷太子墓（1971年發掘）、庫倫壁畫墓（1972年發掘）、居延漢簡（1972年發掘）、宋代海船（1973年發掘）、中山王墓（1974年發掘）、婦好墓（1976年發掘）……幾乎都是幾個世紀來第一流的考古成就。

即便在發達國家，要取得這麼多考古成就，僅靠考古團隊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匯聚各領域大量文化精英通力合作才行。那五年，在文化重建的大潮中，中國做到了。

那麼，為什麼周恩來開啟的文化重建工程，一直被蒙蔽於某種陰影之下？

這與一九七六年“四人幫”下台後的一段怪異歷史有關。

本來，那應該是一個撥亂反正的關鍵時機，但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推行了一種被稱作“兩個凡是”的方針，把歷史的車輪又往回擰了。什麼是“兩個凡是”？那就是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這一來，“文革”中的造反奪權、廢學停課、上山下鄉、批鄧反右等等全都不能否定了，連“文革”本身也要“堅決維護”。相比之下，反倒是周恩來主導的第三階段，不管是複課、編寫教材，還是發掘、保護文物，毛澤東沒有作過什麼指示，因此不在“兩個凡是”方針的保護範圍之內，可以任意否定。

“兩個凡是”方針實行了兩年，從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底，形成了一個怪誕的理論：“四人幫”是不好的，但“文革”是偉大的，“四人幫”的主要問題是“破壞文革”。

這個方針，使得剛剛成為驚弓之鳥的“文革派”再度抬起頭來，重新揭發人們對領袖的不敬，對“文革”的不恭，以及複課、編教材中的“大量問題”。

按照當時政治運動的慣例，這些揭發者也就成了“清查者”。那兩年，上海做得最過分，居然還在“清查”中槍斃了華東師範大學一位反對“文革”的人士王辛酉，以示殺一儆百。

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文革”，撤除並調離了上海市委書記和分管教育文化的官員，那些以“清查者”面目出現的“文革派”立即作鳥獸散，不知躲藏到哪裏了。

後來知道，他們主要躲藏到各個大學裏去了，正滿臉斯文地準備做副教授、教授呢。我覺得這是“文革”災難的一種“生命化潛藏”，今後必定還會壞事。但是，當時社會百廢待興，大家都相信“一切向前看”，既往不咎了。要咎，也已經很難，因為他們在那兩年中已經銷毀、塗改、偽造了各種歷史材料。如果真像巴金所說的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展覽出來的東西也只能支離破碎，與真實情況相距甚遠了。

歷史真相的埋沒，竟然如此輕而易舉！

即使是當代史，見證人都還活着，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這一切，無可奈何。

三、我成了另一個人

幸好，歷史的力量並不單一。它可以產生反面的“生命化潛藏”，也可以引發正面的“生命化聚變”。因此，它的真相雖然可能被埋沒，而它的真諦卻不可能被毀滅。

周恩來一九七一年十月啟動的文化重建工程，實實在在地影響了我的人生。

“文革”中的經歷，在《吾家秘史》一書中已有詳細敘述。這兒需要補充的是，我在一九七一年之前與“造反派”的長期對抗，雖然在“文革”結束后成了全院教師連續多次推舉我擔任院長的主要原因，但我在當時的抗爭並非出於政治判斷，只是一種絕望的表現。

既然爸爸被造反派關押，叔叔被造反派害死，全家衣食無着，我就只能不計後果地進行反抗。在農場勞動時帶頭以身體堵住洪災決口，至少有一半是絕望中的自沉，后被農民救起時我已完全凍僵。當時對自己的生命價值，已經看得很輕。

但是，“九一三事件”后從農場勞役中返城，很快感受到氣氛的變化。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在複課、辦學報、編教材。後來學院分配我參加周恩來總理佈置的上海各高校《魯迅傳》編寫小組，我在復旦大學看到各專業的教師們都傷痕纍纍地投入了文化重建，第一次產生了“文化不滅，中華不死”的悲壯感。

在復旦大學，我也發現了周恩來到上海來推動文化重建的原因。當時上海也很“左”，但復旦大學的造反等級，比之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畢竟低得多了。我們教材編寫組裏的六位復旦同事，只防範着中文系裏一位與造反派關係密切的教師好像叫吳中傑，沒有第二位，可見造反勢力不大。現在想來，連這位吳某某也未必算得上真正的造反派吧？

“文化不滅，中華不死”的悲壯感使我變得異常勇敢，甚至至今回想反倒有幾分后怕。例如，《巴金百年》、《吾家秘史》中有記，我離開復旦大學后居然一個人赤手空拳，在當時中國第三號人物王洪文的嘍啰們揚言要“砸爛”、“血洗”的一家低層次文學雜誌前，與他們對峙了整整三個月。

又如，《欠君三拜》中有記，“文革”中被人視若政治圖騰的那幾台由江青等人打造的“革命樣板戲”，各地都在狂熱“移植”。本應成為“移植”中心的上海戲劇學院，在一九七一年複課后整整五年，居然沒有一個專業把它們引入課堂，這裏就隱藏着無數驚險的較量。後來我在災難之後擔任院長時，曾一再藉此事向學生們論述，何為“文化氣節”，何為“專業自尊”。

由於周恩來啟動的文化重建對我那麼重要，因此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我壯着膽子對抗“四人幫”的禁令，與靜安區的趙紀鎖先生一起，組織了全上海唯一的追悼會。我在悼詞中引用了自己剛剛寫出的兩句詩：“千鈞一髮謝周公，救得文化百代功。”現在看來說得太誇張了，但當時卻是真心話。

追悼會後，我為了逃避追查，也為了拒絕當時人人必須表態參加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一個人隱潛到浙江山區，直到“四人幫”下台。

——做上面這些事情的最不容易之處，是我的父親仍然被囚禁着，全家生計極端艱難，而我的每一步，都有可能遭到滅頂之災。很多時候，我是邊擦眼淚邊挺身的。

災難，既毀滅生命又造就生命。當災難終於過去，我已經完全成了另一個人。

四、每隔十年一大變

在周恩來重啟文化重建工程的十年之後，偉大的八十年代開始展現它的偉大。

那個年代還來不及創建什麼成果，它的偉大體現在精神方面。浩劫的血淚還記憶猶新，人性、獸性、君子、小人的界線成為整個社會最敏感的共同防線。中國，第一次使誹謗者失去了市場，整個氣氛一片高爽。

這正好對應了一位西方學者的論斷：“什麼是偉大時代？那就是誰也不把小人放在眼裏的時代。”

我在這十年中，因幾度民意測驗的推舉，從一個毫無官職的教師破格提升為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又因為出版了幾部影響較大的學術著作，被選為上海市中文學科兼藝術學科的教授評審組組長。

我評審教授的標準很嚴，而且特別防範“文革”中那些“特殊人物”投機入圍。有很多次，所有的評委看到幾個申報者的名字，一言不發，投票結果是零。我立即抽筆在每份申報表上寫下大大的“未通過”三字，並簽上自己的名字。這三個字，包含着無數浩劫受難者的齊聲呼喊，因此我寫得很重，寫得正氣凜然。

在周恩來重啟文化重建的二十年之後，我在上上下下的驚愕中徹底辭去了所有的職位，謝絕了提升為省部級高官的機會，獨自跋涉荒原考察中華文化遺址。後來，又冒着生命危險在國外貼地穿越數萬公里，包括大量恐怖主義橫行地區，尋找人類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遺址，被國外媒體稱為“當代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這份勇敢，仍然來自於當年“文化不滅，中華不死”的悲壯感。

在周恩來重啟文化重建的三十年之後，悲壯開始轉向嬉鬧和荒誕。最主要的原因，是三十年的漫長時間導致了全民遺忘，而大量親歷者均已逐一離世。於是，一些躲藏了很多年的“特殊人物”，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文革災難的生命化潛藏”，開始試探着重出江湖。江湖上，恰恰又重新出現了“一謠既出，萬口起鬨”、“一拳既出，立即走紅”的民粹主義瘟疫。而且由於傳媒的操弄，掀起了遠超“文革”大字報的全國性痴狂。

那些“文革”中的“特殊人物”，為了報答我主持的教授評審對他們的否決，在偵知我絕無可能再返仕途之後，先唆使一個在“文革”中還只是嬰兒的北大學生向我投污，很快他們自己就出來了。唯一能找到的“把柄”，是我參加過周恩來佈置的教材編寫，他們便把這種教材編寫說成是“文革寫作”，大加鞭撻。這正好挑起了不少文人心底壓抑已久的整人慾望，據楊長勛教授統計，這類文章全國至少發表了一千八百多篇，書籍出了十餘本，直到今天還在延續。

我本以為，一個中國文人平生能做的最大膽的事情，已經被我做完。沒想到，天道垂顧，又讓我霜鬢之年再度臨陣。

他們估計，我一定會在全國那麼多傳媒的誹謗聲中活活氣死。但是，他們儘管在文章、書籍中寫了幾千、幾萬遍我的名字，卻實在太不知道我是誰了。在年輕時候連王洪文的嘍啰也不怕、連樣板戲的霸權也不怕、連禁止開追悼會的命令也不怕的人，年長后連世界上最恐怖地區一一走遍了也不怕的人，還怕他們？

哈哈，他們！

當時的我，一直以自己的身子保護着有可能被誤傷的人群，內心享受着一種“慈者大雄”的壯士感覺，非常痛快。

但是最近，英國爆發了“《世界新聞報》事件”，許多“傳媒達人”紛紛入獄，我突然為不少中國傳媒人擔心起來。他們十餘年來對我所做的事，一點兒也不比《世界新聞報》差，但我實在不忍心看到他們哪一天被刑事警察一個個帶走的情景。

因此，我要誠懇地向他們發出預警，而且要特別提醒兩位南方報人：一位是廣州《南方周末》的社長，不知大名；另一位是香港《蘋果日報》的社長，我原來的文友，姑隱其名。因為有他在，我把提醒改為請教。稍待時日，我會再寫一點文章，好好勸勸他們。

當然，我的提醒、請教、規勸，都出於自己被他們長期傷害后的修鍊之路，因此寫起來會比較詼諧。題目都想好了，叫《尋石之路》。今天就不寫了，因為這個日子有點莊嚴。且把詼諧留給明天。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

本文在《美文》雜誌發表后，據一位朋友告訴我，朱永嘉先生在網絡上撰文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主要是說周恩來一九七一年的文化重建，都是遵從毛澤東以前的指示。

我原來只知道朱先生是當時上海寫作組系統（即全市文化教育系統）負責人，最近才從電視上知道，那些年他主要是在為毛澤東服務，為毛澤東註釋、印行大量古文。他維護領袖的心情很可理解，但我必須說明，在周恩來啟動文化重建的時刻，毛澤東對教育文化的基本態度早已與以前完全不同，而且已經造成嚴重的後果。因此，周恩來壓力很大。

必須承認，在周恩來啟動文化重建之前，全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已經在整體上崩潰。我早在自己的著作中說過，“文革”中全國廢學停課，是中華文明數千年來在非戰爭狀態下唯一的一次。至今，因早年失學而終身哀嘆的人，還大量存在，都可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