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

陌生人

一

那天，成吉思汗要在克魯倫河畔的宮帳里召見一個人。

這個人住在北京，趕到這裏要整整三個月。出居庸關，經大同，轉武川，越陰山，穿沙漠，從春天一直走到夏天。抬頭一看，山川壯麗，軍容整齊，嘆一聲“千古之盛，未嘗有也”，便知道到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已經十二年。這十二年中，一直在打仗，主要是與西夏和金國作戰。三年前在與金國的戰爭中取得巨大勝利，不僅攻佔了金國的中都（即北京），還分兵佔領了大小城邑八百多個。中都的一批金國官員投降了蒙古軍。

金國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為的是要反抗和推翻他們頭上的統治者——契丹人的遼國。金國後來確實打敗了遼國，卻沒有想到蒙古人後來居上，又把它打敗了。

長年的征戰，複雜的外交，龐大的朝廷，使成吉思汗的攤子越鋪越大。每天都有內內外外的大量問題要面對，成吉思汗急於尋找有智慧、有學問的助手。他原先手下的官員幾乎都是沒有文化的莽將，連他自己也沒有多少文化。

他到處打聽，得知四年前攻佔金國中都時，有一位投降過來的金國官員很有智慧，名字叫耶律楚材。

這個名字使成吉思汗立即做出判斷，此人應該是契丹族、遼國皇族的後裔。耶律家族是遼國顯赫的皇族，後來由於金國滅遼，也就一起“歸順”了金國。這應該是耶律楚材祖父一輩的事，到耶律楚材父親一輩，已經成了金國的高官了。但成吉思汗知道，這個家族在內心對金國還是不服的，企盼着哪一天能夠報仇復國。早在蒙古統一之前，當時還沒有成為成吉思汗的鐵木真曾經遇見過作為金國使節派到蒙古部落來的耶律阿海，兩人暗中結交，還立下過共同滅金的志願。

想到這裏，成吉思汗笑了，心想：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家族，被金所滅而降金，金被蒙軍打敗后又降蒙，如此兩度投降，是不是真的始終保持着復興契丹之夢呢？好在，今天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話題，那就是分別從契丹和蒙古的立場，一前一後一起笑罵曾經那麼得意的金國。

隨着一聲通報，成吉思汗抬起頭來，眼睛一亮。出現在眼前的人，二十七八歲光景，高個子，風度翩翩，聲音洪亮，還留着很漂亮的長鬍子，非常恭敬地向自己行禮。

成吉思汗高興地叫了一聲：“吾圖撒合里！”

這是蒙古語，意思是長鬍子。

這一叫，就成了今後成吉思汗對耶律楚材的習慣稱呼。

寒暄了幾句，成吉思汗便說：“你們家族是遼國的皇族。儘管你做過金國的官，但我知道遼和金是世仇。你們的仇，我替你們報了！”

這話說得很有大丈夫氣概。接下來，理應是耶律楚材代表自己的世代家族向成吉思汗謝恩。

但是，耶律楚材的回答讓成吉思汗大吃一驚。

他說：“我的祖父、父親早就在金國任職為臣了，既然做了臣子，怎麼可以暗懷二心，仇視金國君主呢？”

這話聽起來好像在反駁成吉思汗，而且公然表明了對成吉思汗的敵人金國君主的正面態度，說出來實在是非常冒險。但是，成吉思汗畢竟是成吉思汗，他竟然立即被感動了。

一個人，對於自己服從過的主人和參與過的事業，能一直表示尊敬，這已經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時候，完全不考慮被尊敬對象的現實境況，也不考慮說話時面對着誰。這樣的人，成吉思汗從來沒有見過。

成吉思汗看着耶律楚材點了點頭，當即向左右表示：這個人的話要重視，今後把他安排在我身邊，以備隨時諮詢。

這在後來的《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上記為：“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

二

這是公元一二一八年的事情。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很偶然的事件改變了成吉思汗的軍事方向，也改變了世界的命運。

天下最大的烈火，總是由最小的草梗點燃。

據記載，那年成吉思汗派出一個四百五十人的商隊到中亞大國花剌子模進行貿易，不料剛剛走到今天哈薩克斯坦錫爾河邊的一座城市，就出事了。商隊裏有一個印度人是這座城市一位長官的老熟人，兩人一見面他就直呼其名，沒有表示應有的尊敬，而且還當場誇耀成吉思汗的偉大。那個長官很生氣，下令拘捕商隊，並報告了國王摩訶末。國王本來就對成吉思汗送來的國書中以父子關係形容兩國關係十分不滿，於是下令殺死所有商人、沒收全部財產。

成吉思汗從一個逃出來的駱駝夫口中知道了事情始末，強忍怒火，派出使者前往質問。結果，使者又被殺。成吉思汗淚流滿面，獨自登上一個山頭，脫去冠冕，跪在地上絕食祈禱了整整三天三夜。他喃喃地說：“戰亂不是我挑起的，請佑助我，賜我復仇的力量！”

於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征服戰，開始了。

耶律楚材跟在成吉思汗身邊，他會占卜，這在當時的軍事行動中非常重要。除了占卜，他還精通天文曆法，可以比較準確地提供天氣預報，成吉思汗離不開他。

他是積極支持成吉思汗的這一重大軍事行動的。這從他一路上用漢語寫的詩中可以看出來。他寫道：

關山險僻重複重，

西門雪恥須豪雄。

定遠奇功正今日，

車書混一華夷通。

陰山千里橫東西，

秋聲浩浩鳴秋溪。

猿猱鴻鵠不能過，

天兵百萬馳霜蹄。

這些詩句表明，他認為成吉思汗西征的理由是“雪恥”，因此是正義的，他還認為這場西征的結果有可能達到“華夷通”的大一統理想。這個理想，他在另外一首詩中表述得更明確：“而今四海歸王化，明月青天卻一家。”

看得出來，他為成吉思汗西征找到了起點性理由“雪恥”和終點性理由“王化”。有了這兩個理由，他心中也就建立了一個理性邏輯，跨馬走在成吉思汗身後也顯得理直氣壯了。

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有兩個更大的感性原因。

第一個感性原因，是他對成吉思汗的敬仰。他曾在金國任職，看夠了那個朝廷的外強中乾、腐敗無能、沮喪無望。現在遇到了成吉思汗，只見千鈞霹靂、萬丈豪情，一切目標都指日可待，一切計劃都馬到成功。不僅如此，耶律楚材又強烈地感受到成吉思汗對自己這個敵國俘虜的尊重、理解和關愛。這種種因素加在一起，他被徹底融化了，無條件地服從和讚美成吉思汗的一切意志行動。

第二個感性原因，是他作為契丹皇族後裔的本能興奮。這畢竟是一個生來就騎在馬背上縱橫馳騁的民族，眼前的世界遼闊無垠，心中的激情沒有邊界。更何況，作為幾代皇族，骨子裏有一種居高臨下的統治基因，有一種睥睨群倫的征服慾望。儘管這一切由於遼國的敗落而長久荒廢，但現在被成吉思汗如風如雷的馬蹄聲又敲醒了。這種敲醒是致命的，耶律楚材很快就產生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回歸感和舒適感。因此，參加西征，頌揚西征，有一半出於他的生命本性。

但是，戰爭畢竟是戰爭，一旦爆發就會出現一種無法節制的殘酷邏輯。

例如，這次以“雪恥”、“復仇”為動因的戰爭，必然會直指花剌子模國的首都；在通向首都之前所遇到的任何反抗，都必須剿滅；所有的反抗都必然以城邑為基地，因此這些城邑又必然會遭到毀滅性的破壞；終於打到了首都，國王摩訶末當然已經逃走，因此又必須去追趕；花剌子模國領土遼闊，國王又逃得很快，因此又必須長驅千里；追趕是刻不容緩的事，不能為了局部的佔領而滯留，自己的軍隊又分不出力量來守衛和管理已經佔領的城市，因此毀城、屠城的方式越來越殘忍；被追的國王終於在裏海的一個島上病死了，但這還不是戰爭的結束，因為國王的繼位者扎蘭丁還在逃，而且逃得很遠，路線又不確定，因此又必須繼續追趕……

這就是由無數“必須”和“必然”組成的戰爭邏輯。這種邏輯顯得那樣嚴密和客觀，簡直無法改變。

在這種客觀邏輯之中，又包藏着另一種主觀邏輯，那就是，成吉思汗在戰爭中越來越懂得打仗。軍隊組織越來越精良，戰略戰術越來越高明，諜報系統越來越周全，這使戰爭變成了一種節節攀高的自我競賽，一種急迫地期待着下一場結果的心理博弈。於是，就出現了另一種無法終止的動力。

鑒於這些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戰爭只能越打越遙遠，越打越血腥，在很大意義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控行為。

這就是說，種種邏輯組合成了一種非邏輯。

戰爭，看起來只是運動在大地之間，實際上在大地之上的天際，還浮懸着一個不受人力操縱的魔鬼，使地面間的殘殺沿着它的獰笑變得漫無邊際。它，就是戰神。

在人類歷史上，大流士、亞歷山大大帝、凱撒，都遇到過這個戰神。現在輪到成吉思汗了，事情變得更大，超過前面所說的任何戰爭。於是，騎在馬背上的耶律楚材不能不皺眉了。他的詩句中開始出現一些嘆息——

寂寞河中府，

聲名昔日聞。

城隍連畎畝，

市井半丘墳。

這裏所說的“河中府”，就是花剌子模國的首都撒馬爾罕，在今天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東部。這麼一個聲名顯赫的富裕城市，經過這場戰爭，已經“市井半丘墳”了，可見殺戮之重。對此，耶律楚材不能接受，因此深深一嘆。他的好些詩都以“寂寞”兩字開頭，既說明戰爭留給一座座城市的景象，也表明了自己的心境。

一個曾經為萬馬奔騰的征戰場面興奮不已的人，突然在馬蹄間感受到了深深的寂寞，這個轉變意味深長。

三

西征開始后不久，成吉思汗根據身邊一個叫劉仲祿的漢族制箭官的推薦，下詔邀請遠在山東萊州的道教全真派掌門人丘處機（長春真人）來到軍中，講述養生之道和治國之道。丘處機已經七十多歲，歷盡艱辛來到撒馬爾罕。當時成吉思汗已經繼續向西越過了阿姆河，便命耶律楚材暫且在撒馬爾罕陪丘處機。

這期間，兩人在一起寫了不少詩。耶律楚材在詩中已經明顯地表示出自己想擺脫西征而東歸的心意，以及希望各國息戰得太平的期待。例如：

春雁樓邊三兩聲，

東天回首望歸程。

天兵幾日歸東闕？

萬國歡聲賀太平。

甚至，他對西征的必要性也提出了某種懷疑：

四海從來皆弟兄，

西行誰復嘆行程？

西行萬餘里，

誰謂乃良圖？

後來，丘處機終於在耶律楚材的陪同下到阿姆河西岸的八魯彎行宮見到了成吉思汗。丘處機一共向成吉思汗講了三次道，根據相關資料總結，有三個要點：一、長生之道，節慾清心；二、一統天下，不亂殺人；三、為政首要，敬天愛民。

成吉思汗聽進去了，後來多次下令善待丘處機和他的教派。

丘處機的講道，與耶律楚材經常在身邊悄悄吐露的撤兵求太平的理想，一起對成吉思汗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一二二四年夏天，有士兵報告說游泳時見到一頭會說話的怪獸，要蒙古軍及早撤軍回家。成吉思汗就此事詢問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一聽就明白這是士兵們因厭戰而想出來的花招，他自己也早已厭戰，就告訴成吉思汗說：“這是祥瑞之獸，熱衷保護生命，反對肆意屠殺。希望陛下聽從天命，回去吧。”

成吉思汗終於聽從了這個“天命”。

當然成吉思汗收兵還有其他客觀原因。例如，畢竟大仇已報，花剌子模的國王摩訶末已死，遼闊的土地都被征服，而軍中又發生了瘟疫。

於是，正如耶律楚材詩中所寫，“野老不知天子力，謳歌鼓腹慶昇平”了。

在我敘述以上歷史時，許多讀者一定會覺得奇怪：耶律楚材怎麼會寫一手不錯的漢詩呢？

確實不錯。我們不妨再讀他的一首詞：

花界傾頹事已遷，浩歌遙望意茫然。江山王氣空千劫，桃李春風又一年。橫翠嶂，架寒煙。野春平碧怨啼鵑。不知何限人間夢，並觸沉思到酒邊。

這當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品，但很難想像竟出於古代少數民族官員之手。我認為，在中國古代，少數民族人士能把漢詩漢詞寫好的，第一是納蘭性德，第二是薩都剌，第三就是這位耶律楚材了。

我更為喜歡的是耶律楚材替成吉思汗起草的邀請丘處機西行的第二封詔書，中間有些句子深得漢文化的精髓。如“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游於天竺。達摩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几杖似非遙”等句，實在是頗具功力。

我深信，丘處機能下決心衰年遠行，與詔書文句間所散發出來的這種迷人氣息有關。文化的微妙之處，最有驚人的誘惑力。

這就需要談談他的文化背景了。

一個人的文化背景，可以遠遠超越他的民族身份和地域限定。在耶律楚材出生前好幾代，他的先祖契丹皇族雖然經常與漢族作戰，卻一直把漢文化作為提升自己、教育後代的課本。後來到了女真族的金國，也是同樣。耶律楚材從小學習漢文化，從十三歲開始攻讀儒家經典，到十七歲已經博覽群書，成為一位有才華的年輕儒生。後來在中都，他又開始學佛，成了佛學大師萬松老人的門生。學佛又未棄儒，他成了儒佛兼修的通達之士。

那位丘處機是道家宗師，耶律楚材與他加在一起，組合成了一個儒、佛、道齊全的中國文化精粹結構，出現在成吉思汗身邊。這個精粹結構對成吉思汗那麼尊敬，但又天天不斷地散發出息戰、戒殺、尊生、節制、敬天、愛民的綿綿信息，終於使成吉思汗發生了重大變化。

據《元史》的《太祖本紀》記載，成吉思汗在臨死前一個月對群臣公開表示：“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佈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多麼珍貴的“不殺掠”這三個字啊！儘管仍然處於戰爭之中的成吉思汗一時還無法做到，但既然已經作為一個重大的許諾佈告中外，已經讓人驚喜不已了。

此外，據《元史》和《新元史》載，成吉思汗還囑咐自己的繼承人窩闊台，耶律楚材這個人是上天送給我們的，必須委以重任。他說：“此人天賜吾家，爾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

這兩份遺囑，使歷史的溫度和亮度都大大提高了。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懷着特別的心情，遠眺七百多年前在中亞戰爭廢墟間徘徊的兩個背影。一個高大的長鬍子中年人，攙扶着一個仙風道骨的老年人，他們走得很慢，靜靜地說著話，優雅的風範與身邊的斷垣荒墳很不相稱。他們正在做一件事，那就是用中國文化中儒、佛、道的基本精神，盯住已經蔓延了小半個世界的戰火，隨時找機會把它控制住。

他們兩人後來因為佛、道之間的一些宗教齟齬產生隔閡，但我們還是要說，再大的齟齬也是小事，因為他們已經做過了一件真正的大事。

四

成吉思汗幾乎是與丘處機同年同月去世的，成吉思汗享年六十五歲，而丘處機則高壽，享年七十九歲。這一年，耶律楚材才三十七歲，春秋正盛。

耶律楚材妥帖地安排了窩闊台繼位的事務。窩闊台繼位後果真對他委以重任：中書令，行政最高長官，相當於宰相。在這前後，耶律楚材做了一系列大事。例如——

一、耶律楚材選擇並任命了自己的兩個主要助手——右丞相和左丞相。讓人驚異的是，這三個包括耶律楚材在內的最高行政官員，沒有一個是蒙古人，也沒有一個是漢人，卻都熟悉漢族的典章制度。這種安排在蒙古人掌權的朝廷里，顯得非常開通又非常奇特。

二、蒙古貴族中還有很多保守將領無視成吉思汗“不殺掠”的遺囑，繼續主張大規模殺人。據《元史》載，近侍別迭等人主張：“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這顯然是一個極端恐怖的政策，把漢人殺盡或趕光，使整個中原成為牧地，也就是把農耕文明全部蛻變為游牧文明。耶律楚材為了阻止這個主張，就給窩闊台算了一筆賬，說我們每年需要的五十萬兩銀子、四十萬石糧食、八萬匹帛匹，全都來自中原的稅收和鹽、酒、冶鐵等百業，怎麼能夠不要漢人？窩闊台要耶律楚材就此提供證明，來說服朝廷中保守的蒙古軍人。第二年耶律楚材確實以稅收的方法為朝廷提供了大量財富，使窩闊台非常高興。這就奠定了蒙古政權從游牧文明轉向農耕文明，並實行稅收制度的基礎。

三、窩闊台征服金國時，有的將領根據蒙古軍的老規矩，堅持一個城市若有抗拒，破城之後必須屠城。當時，汴梁城抗拒了，那些將領準備照此辦理。耶律楚材立即上奏窩闊台，說如果我們得到的是沒有活人的土地，那又有什麼用！結果，破城后除了處決金國皇室完顏一家外，保全了汴梁城一百四十多萬人的生命。從此，放棄屠城政策成為一個定例，從根本上改變了蒙古軍隊的行為方式。

四、蒙古軍隊佔領一地，必定由軍事將領管轄一切，毫無約束，橫行霸道。耶律楚材提出把軍事權力和民政權力分開，並使它們勢均力敵、互相牽制。民政權力由文官執掌，軍事權貴不得侵犯。在文官職位上，耶律楚材大量起用漢族知識分子，讓他們着重負責徵收稅賦的事務。甚至，他向窩闊台直接提出了“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的政策，大大改良了政權的文化品質。這樣做的結果，也讓他這個行政首長有效地控制了財政權，構成了財政、軍權、法權的三權鼎立。

五、耶律楚材還採取一系列措施，及時控制了高利貸、通貨膨脹、包攬稅收和種種貴族特權，成功實行了以經濟為主軸的社會管理。

六、蒙古軍隊每佔領一地，還會很自然地把當地人民當成自己的變相奴隸。耶律楚材決定“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也就是以戶籍制來使這些變相奴隸重新變成平民。由於戶籍制，一系列稅賦制也有了實行的保證。

七、耶律楚材還以很大的熱情尊孔，正式以儒家經典來辦學招士。

……

這一切理性管理措施，使蒙古的歷史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並且決定了後來元朝的基本格局。

遺憾的是，窩闊台死後，皇后攝政，反對漢化，與耶律楚材激烈爭吵，結果把這位名相活活氣死了，享年五十五歲。

他死後，政敵對他的家庭財產進行了查抄。結果發現，“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財產。真是太廉潔了。

所幸，耶律楚材去世十餘年後，忽必烈繼位，耶律楚材所制定的種種方略重新獲得尊重。

五

好，我們現在可以從整體上看看耶律楚材這個人了。

這位契丹皇族後裔，無論對於金國的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還是對於宋朝的漢人來說，都是陌生人。而且，他好像完全沒有我們歷來重視的所謂“民族氣節”，可以為任何一個民族服務，包括曾經戰勝過自己家族的民族，簡直算得上是“數典忘祖”了。

成吉思汗為他的家族報了仇，但他坦誠地表示，自己的心底從來沒有那種仇恨。他只在乎今天的服務對象，並且努力把服務做好。只不過，在今天的服務中，他要固守一些大是大非。他認為，是非高於民族，更高於家族。

因此，歷來被人們反覆誇大和表演的“故鄉情結”、“省籍情結”、“祭祖情結”，在他面前不起任何作用。

他似乎已經放棄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他追求的“王化歸一統”、“四海皆弟兄”的世界裏，從來沒有復興契丹之夢。儘管他的契丹曾經建立過那麼壯闊和強大的遼國，留下了那麼豐富而動人的故事。

他一點兒也不想做“前朝遺民”、“復仇王子”。他從來沒有秘藏過增添世仇的資料，謀劃過飄零貴族的聚會。他的深棕色的眼瞳沒有發出過任何暗示，“美髯公”的鬍子沒有抖動過任何信號。

他知道時勢在劇變、時間在急逝、生命在重組。他知道一切依託於過往歷史的所謂身份，乍一看是真實的，實際上是重建的，而且是一種嶄新的重建，為了今天和明天的具體目的的重建。他不願意參與這種表演式的重建，更願意享受逝者如斯、人去樓空的放鬆。

是的，他不要那種身份。為了擺脫那種身份，他甚至四處逃奔、改換門庭，直到進入“赤條條一身來去無牽挂”的境界。

但是，我們看到了，他有明確的文化身份。那就是，一生秉承儒家文化和漢傳佛教。

這讓我想起我的詩人朋友余光中先生。他因寫過《鄉愁》一詩，很多與他稍稍有點關係的地方都希望他宣佈故鄉在斯、所愁在斯。但他說：我的故鄉不是一個具體的地方，而是中華文化。思亦在斯，愁亦在斯。

余光中先生是漢人，這樣說很自然；耶律楚材不是漢人，這樣做很奇特。

其實，這是他做出的鄭重選擇。

越是動蕩的年代越有選擇的自由，他運用了這種自由。

有不少人說，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命定，是一種在你出生前就已經佈置好了的包圍，無法選擇。我認為，無法選擇的是血統，必須選擇的是文化。正因為血統無法選擇，也就加重了文化選擇的責任。正因為文化是自己選擇的，當然也就比先天給予的血統更關及生命本質。

反之，如果文化成了一種固定人群的被動承擔，那麼，這種文化和這種人群，都會失去生命的創造，因僵化而走向枯萎。

我們為什麼要接受這種必然導致枯萎的事先佈置？

即使這種佈置中有豪華金飾，也決不接受。

於是，耶律楚材，這個高大的契丹族男子，背負着自己選擇的中華文化，出現在自己選擇的君主成吉思汗之前。

然後，他又與成吉思汗在一起，召來了他在中華文化上缺漏的那部分——丘處機的道家。

這一來，成吉思汗本人也開始進行文化選擇了。對於位及至尊、叱吒風雲的成吉思汗來說，這種文化選擇已經變得非常艱難。但是，如細雨潤物，如微風輕拂，成吉思汗一次次抬起頭來，對這兩位博學的智者露出笑顏。

這一系列在西域大草原和大沙漠裏出現的文化選擇，今天想來還覺得氣壯山河。

耶律楚材在表達自己文化身份時重點選擇了兩個方面，那就是：在成吉思汗時代呼籲護生愛民，在窩闊台時代實施理性管理。

這兩個方面，使蒙古民族為後來入主中華大地、建立統一的元朝做了文化準備。

這兩個方面，是耶律楚材的文化身份所派生出來的行為身份。

相比之下，很多中國文人雖有文化身份卻沒有行為身份，使文化變成了貼在額頭上的標籤，誰也不指望這種標籤和這種額頭與蒼生大地產生關聯。

經過以上整理，我們可以概括出兩個相反的人格結構——

第一個人格結構：背後的民族身份是飄忽模糊的，中間的文化身份是堅定明朗的，眼前的行為身份是響亮清晰的。

第二個人格結構：誇張的是背景，模糊的是文化，迷失的是行為。

也許，在我們中國，最普及的是第二個人格結構，因此耶律楚材顯得那麼陌生。

什麼時候，能有更多的中國人，千里跋涉來到人世災禍的第一線，展示的是文化良知而不是背景身份，切切實實地以終極人性扭轉歷史的進程，那麼，耶律楚材對我們就不陌生了。

最後提一句，這位縱橫大漠的遊子畢竟有一個很好的歸宿。他的墓和祠還在北京頤和園東門裏邊。我每次都是在夕陽燦爛時到達的，總是寂寥無人。偶爾有人停步，幾乎都不知道他是誰。

在頤和園留下他的遺迹，這件事乾隆皇帝有功。我還曾因此猜測過這位晚於耶律楚材五百年的少數民族皇帝的人格結構，並增添了幾分對他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