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唐

走向大唐

一

巍巍大唐就在前面不遠處了，中國，從哪條道路走近它？

很多學者認為，順着中國文化的原路走下去，就成，遲早能到。

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因為事實並不是這樣。

走向大唐，需要一股浩蕩之氣。這氣，秦漢帝國曾經有過，尤其在秦始皇和漢武帝身上。但是，秦始皇耗於重重內鬥和龐大工程，漢武帝耗於五十餘年與匈奴的征戰，元氣散佚。到了後來驕奢無度又四分五裂的亂世，更是氣息奄奄。儘管有魏晉名士、王羲之、陶淵明他們延續着高貴的精神脈絡，但是，越高貴也就越隱秘，越不能呼應天下。

這種狀態，怎麼締造得了一個大唐？

浩蕩之氣來自於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已經無法從宮廷和文苑產生，只能來自於曠野。

曠野之力，也就是未曾開化的蠻力。未曾開化的蠻力能夠參與創建一個偉大的文化盛世嗎？這就要看它能不能快速地自我開化。如果它能做到，那麼，曠野之力也就可能成為支撐整個文明的脊樑。

中國，及時地獲得了這種曠野之力。

二

這種曠野之力，來自大興安嶺北部的東麓。

一個仍然處於原始游牧狀態的民族——鮮卑族，其中拓跋氏一支漸有起色。當匈奴在漢武帝的征戰下西遷和南移之後，鮮卑拓跋氏來到匈奴故地，以強勢與匈奴余部聯盟，戰勝其他部落，稱雄北方，建立王朝，於公元四世紀後期定都於今天的山西大同，當時叫平城。根據一位漢族士人的提議，正式改國號為“魏”，表明已經承接三國魏氏政權而進入中華正統，史稱北魏。此後，又經過半個世紀的征戰，北魏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

勝利，以及勝利后統治範圍的擴大，使北魏的鮮卑族首領們不得不投入文化思考。

最明顯的問題是：漢族被戰勝了，可以任意驅使，但漢族所代表的農耕文明，卻不能按游牧文明的規則來任意驅使。要有效地領導農耕文明，必然要抑制豪強兼并，實行均田制、戶籍制、賦稅制、州郡制，而這些制度又牽動着一系列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的重大改革。

要麼不改革，讓中原沃土廢耕為牧，一起走回原始時代；要麼改革，讓被戰勝者的文化來戰勝自己，共同走向文明。

鮮卑族的智者們勇敢地選擇了後者。這在他們自己內部，當然阻力重重。自大而又脆弱的民族防範心理，一次次變成野蠻的兇殺。有些在他們那裏做官的漢人也死得很慘，如崔浩。但是，天佑鮮卑，天佑北魏，天佑中華，這條血跡斑斑的改革之路終於通向了一個結論：漢化！

從公元五世紀後期開始，經由馮太后，到孝文帝拓跋宏，開始實行一系列強有力的漢化措施。先在行政制度、農耕制度上動手，然後快速地把改革推向文化。

孝文帝拓跋宏發佈了一系列屬於文化範疇的嚴厲命令。

第一，把首都從山西大同（平城）南遷到河南洛陽。理由是北方的故土更適合游牧式的“武功”，而南方的中原大地更適合“文治”。而所謂“文治”，也就是全面採用漢人的社會管理模式。

第二，禁說鮮卑族的語言，一律改說漢語。年長的官員可以允許有一個適應過程，而三十歲以下的鮮卑族官員如果還說鮮卑話，立即降職處分。

第三，放棄鮮卑民族的傳統服飾，頒行按漢民族服飾制定的衣帽樣式。

第四，遷到洛陽的鮮卑人，一律把自己的籍貫定為“河南洛陽”，死後葬於洛陽北邊的邙山。

第五，改鮮卑部落的名號為漢語單姓。

第六，以漢族禮制改革鮮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

第七，主張鮮卑族與漢族通婚，規定由鮮卑貴族帶頭，與漢族士族結親。

……

這麼多命令，出自於一個充分掌握了強權的少數民族統治者，而周圍並沒有人威逼他這麼做，這確實太讓人驚嘆了。我認為，這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憤怒的反彈可想而知。所有的反彈都是連續的、充滿激情的、關及民族尊嚴的。而且，還會裹卷孝文帝的家人，如太子。孝文帝拓跋宏對這種反彈的懲罰十分冷峻，完全不留餘地。

這就近似於莎士比亞戲劇中的角色了。作為鮮卑民族的強健後代，他不能不為自己的祖先感到自豪，卻又不得不由自己下令放棄祖先的傳統生態。對此，他強忍痛苦。但正因為痛苦，反而要把自己的選擇貫徹到底，不容許自己和下屬猶疑動搖。他懲罰一個個反彈者，其實也在懲罰另一個自己。

他的前輩，首先提出漢化主張的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道武帝），曾經因為這種自我掙扎而陷入精神分裂，自言自語，隨手殺人。在我看來，這是文明與蒙昧、野蠻周旋過程中必然產生的精神離亂。這樣的周旋過程，在一般情況下往往會以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時間才走完，而他們則要把一切壓縮到幾十年，因此，連歷史本身也暈眩了。

中國的公元五世紀，與孝文帝拓跋宏的生命一起結束。但是，他去世時只有……只有三十二歲！

僅僅在這個世界上活了三十二年的孝文帝拓跋宏，竟然做了那麼多改天換地的大事，簡直讓人難以相信。他名義上四歲即位，在位二十八年，但在實際上他的祖母馮太后一直牢牢掌握着朝政。馮太後去世時，他已經二十三歲，因此，他獨立施政只有九年時間。

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九年！

他的果敢和決斷，也給身後帶來複雜的政治亂局。然而，那一系列深刻牽動生態文化的改革都很難回頭了，這是最重要的。他用九年時間把中國北方推入了一個文化拐點，而當時全中國的樞紐也正在那裏。因此，他是鮮卑族歷史上、北魏歷史上，乃至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傑出帝王。

我對他投以特別的尊敬，因為他是一位真正宏觀意義上的文化改革家。

三

說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我一直擔心會對今天中國知識界大批狂熱的大漢族主義者、大中原主義者帶來某種誤導。

似乎，孝文帝拓跋宏的行動為他們又一次提供了漢文化高於一切的證據。

固然，比之於剛剛走出原始社會的鮮卑族，漢文化成熟得太多。漢族自夏、商、周以來出現過不少優秀的社會管理設計者，又有諸子百家的豐富闡釋、秦漢帝國的輝煌實踐，不僅有足夠的資格引領一個試圖在文化上快速躍進的游牧民族，而且教材已經大大超重。漢族常常在被外族戰勝之後卻在文化上戰勝了外族，也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事實。

但是，我們在承認這一切之後也應該懂得，孝文帝拓跋宏的漢化改革，並不僅僅出於對漢文化的崇尚，而且還有更現實的原因。當他睜大眼睛看清了自己剛剛擁有的遼闊統治範圍，沉思片刻，便立即尋找軍事之外的統治資格。

在古代馬其頓，差不多和孝文帝死於同樣年紀的年輕君主亞歷山大大帝每征服一個地方，總是虔誠地匍匐在那裏的神祇之前，這也是在尋找軍事之外的統治資格。

我們必須看到這樣一個事實：孝文帝拓跋宏強迫自己的部下皈依漢文化，卻未曾約束他們把豪邁之氣帶入漢文化。或者說，只有當他們充分漢化了，豪邁之氣才能真正植入漢文化。

他禁止鮮卑族不穿漢服、不說漢語，卻沒有禁止漢人不穿漢服、不說漢語。其實，“胡人”漢化的過程，也正是漢人“胡化”的過程。用我的理論概括，兩者構成了一個“雙向同體渦旋互生”的交融模式。

從北魏開始，漢人大量汲取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這樣的實例比比皆是。有一次我向北京大學學文科的部分學生講解這一段歷史，先要他們隨口列舉一些這樣的實例來。他們在事先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居然爭先恐後地說出一大堆。我笑了，心想年輕一代中畢竟還有不少深明事理的人，知道漢文化即便在古代也常常是其他民族文化的受惠者，而不僅僅是施惠者。

我對北京大學的學生們說，在你們列舉的那麼多實例中，我最感興趣的是那些樂器：胡笳、羌笛、羯鼓、龜茲琵琶……如果沒有它們，大唐的宏偉交響音樂就會減損一大半。這隻要看看敦煌、讀讀唐詩，就不難明白。

這還只是在講音樂。其實，任何一個方面都是如此。由此可知，大唐，遠不是僅僅中原所能造就。

更重要的，還是輸入中華文化的那股豪氣，有點剽悍，有點清冷，有點粗糲，有點混沌，卻是那麼開闊、那麼自由、那麼放鬆。諸子百家在河邊牛車上未曾領略過的“天蒼蒼，野茫茫”，變成了新的文化背景。中華文化也就像騎上了草原駿馬，鞭鳴蹄飛，煥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魯迅說“唐人大有胡氣”，即是指此。

事情還不僅僅是這樣。

自從孝文帝拓跋宏竭力推動鮮卑族和漢族通婚，一個血緣上的融合過程也全面展開了。請注意，這不再是政治意義上，而是生命意義上的不分彼此，這是人類學範疇上的宏大和聲。

由此我要從更深邃的層面上來揭示造就大唐的秘密了：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鮮卑族和漢族混血的結晶。

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鮮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鮮卑人。結果，唐高宗李治的血統四分之三是鮮卑族，四分之一是漢族。（參見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其實，隋煬帝楊廣的母親也是鮮卑人，她和唐高祖李淵的母親是親姐妹。她們的籍貫都算是“河南洛陽”。我們記得，這是出於孝文帝拓跋宏的設計。至此我們不能不再一次深深佩服這位孝文帝的遠見了，他以最溫柔、最切實的方式，讓自己的民族參與了一個偉大的歷史盛典。

一條通向大唐的路，這才真正打通了。

這條路的開始有點窄、有點偏、有點險，但終於，成了中國歷史上具有關鍵意義的大道。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聽說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西北的山麓上發現了一個俗稱“嘎仙洞”的所在，一位考古學女教授颳去洞壁上的一片泥苔，露出石碑，驚喜地發現這正是《魏書》上記載的“鮮卑石室”——鮮卑族先祖的祭壇所在，也可以說是鮮卑族的起始聖地。聞訊后我曾三次前往，每次都因交通、氣候方面的原因未能最終抵達。當地的朋友奇怪我為什麼對一個不大的石洞如此痴迷，我說，那裏有大唐的基因。

自然，我還會去。

四

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是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

雲岡石窟在山西大同，龍門石窟在河南洛陽，正是北魏的兩個首都所在地。北魏的遷都之路，由這兩座石窟作為標誌。

我很想對它們做一點描寫，好讓那些過於沉醉於漢族傳統文化的人士有一點震動。但是我猶豫再三還是決定放棄，因為在雲岡和龍門之前，文字是不太有用的。手邊有一個證據，女作家冰心年輕時曾與友人一起風塵僕僕地去瞻仰過一次雲岡石窟，執筆描寫時幾乎用盡激動的詞，差點繞不出來了，最後還是承認文字之無用。她寫道：

萬億化身，羅刻滿山，鬼斧神工，駭人心目。一如來，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葉，各具精嚴，寫不勝寫，畫不勝畫。後顧方作無限之留戀，前瞻又引起無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兒驟入寶庫，神魂喪失，莫知所攜，事後追憶，亦如夢入天宮，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時方知文字之無用了！

冰心顯然是被重重地嚇了一跳。原因是，主持石窟建造的鮮卑族統治者不僅在這裏展現了雄偉的曠野之美，而且還爽朗地在石窟中引進了更多、更遠的別處文明。

既然他們敢於對漢文化放鬆身段，那麼也就必然會對其他文化放鬆身段。他們成了一個吸納性極強的“空筐”，什麼文化都能在其間佔據一席之地。他們本身缺少文化厚度，還沒有形成嚴密的文化體系，這種弱點很快轉化成了優點，他們因為較少排他性而成為多種文化融合的“當家人”。於是，真正的文化盛宴張羅起來了。

此間好有一比：一批學養深厚的老者遠遠近近地散居着，因為各自的背景和重量而互相矜持；突然從外地來了一個自幼失學的年輕壯漢，對誰的學問都謙虛汲取，不存偏見，還有力氣把老者們請來請去，結果，以他為中心，連這些老者也漸漸走到一起，一片熱鬧了。

這個年輕壯漢，就是鮮卑族拓跋氏。

熱鬧的文化盛宴，就是雲岡和龍門。

雲岡石窟的最重要開鑿總監叫曇曜，直到今天，“曇曜五窟”還光華不減。他原是涼州（今甘肅武威一帶）高僧，當年涼州是一個極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公元四三九年北魏攻佔涼州后把那裏的三萬戶吏民和數千僧人掠至首都平城，其間有大批雕鑿佛教石窟的專家和工匠，曇曜應在其中。因此，雲岡石窟有明顯的涼州氣韻。

但是，涼州又不僅僅是涼州。據考古學家宿白先生考證，涼州的石窟模式中融合了新疆的龜茲（今庫車一帶）、于闐（今和田一帶）的兩大系統。而龜茲和于闐，那是真正的西域了，更是連通印度文化、南亞文化和中亞文化的交匯點。

因此，雲岡石窟，經由涼州中轉，沉澱着一層層悠遠的異類文化，簡直深不可測。

例如，今天很多參觀者到了雲岡石窟，都會驚訝：為什麼有那麼明顯的希臘雕塑（包括希臘神廟大柱）風格？

對此，我可以很有把握地回答：那是受了犍陀羅（Gandhara）藝術的影響。而犍陀羅，正是希臘文化與印度文化的交融體。

希臘文化是憑着什麼機緣與遙遠的印度文化交融的呢？我們要再一次提到那位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了。正是他，作為古希臘最有學問的學者亞里士多德的學生，長途東征，把希臘文化帶到了巴比倫、波斯和印度。

我以前在考察佛教文化時到過現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Taxila），那裏有塞卡普（SirKap）遺址，正是犍陀羅藝術的發祥地。

在犍陀羅之前，佛教藝術大多以佛塔和其他紀念物為象徵，自從亞歷山大東征，一大批隨軍藝術家的到達，佛教藝術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一系列從鼻樑、眼窩、嘴唇和下巴都帶有歐洲人特徵的雕像產生了，並廣泛傳入中國的西域，如龜茲、于闐地區。為此，我還曾一再到希臘和羅馬進行對比性考察。

由此我們知道，雲岡石窟既然收納了涼州、龜茲、于闐，也就無可阻擋地把印度文化和希臘文化也一併收納了。

北魏遷都洛陽后，精力投向龍門石窟的建造。龍門石窟繼承了雲岡石窟的深遠度量，但在包容的多種文化中，中華文化的比例明顯升高了。

這就是北魏的氣魄：吞吐萬匯，兼納遠近，幾乎集中了世界上幾大重要文化的精粹，熔鑄一體，互相化育，烈烈揚揚。

這種宏大，舉世無匹。

由此，大唐真的近了。

五

大唐之所以成為大唐，正在於它的不純凈。

歷來總有不少學者追求華夏文化的純凈，甚至包括語言文字在內。其實，過度純凈就成了玻璃器皿，天天擦拭得玲瓏剔透，總也無法改變它的小、薄、脆。不知哪一天，在某次擦拭中可能因稍稍用力過度而裂成碎片，而碎片還會割手。

何況，玻璃也是化合物質，哪裏說得上絕對的純凈？

北魏，為不純凈的大唐做了最有力的準備。

那條因為不純凈而變得越來越開闊的大道，有兩座雄偉的石窟門廊。如果站在石窟前回首遙望，大興安嶺北部東麓還有一個不大的鮮卑石室。

一個石室、兩座石窟，這是一條全由堅石砌成的大道，坦然於長天大地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