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百年
巴金百年
一
在當代華人學者中，我也算是應邀到世界各地演講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請者，不向國內報道。原因，就不說了。
在邀請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應，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說了。
但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請，在外灘的上海檔案館演講。原因是，八天後，正是巴金百歲壽辰。
慶祝百年大壽，本該有一個隆重的儀式，親友如雲，讀者如潮，高官紛至，禮敬有加。這樣做，雖也完全應該，卻總免不了騷擾住在醫院裏那位特別樸素又特別喜歡安靜的老人。不知是誰出的主意，只讓幾個文人在黃浦江邊花幾天時間細細地談老人。而且，是在檔案館，似乎在提醒這座已經不太明白文化是什麼的城市，至少有一種文化，與江邊這些不受海風侵蝕的花崗岩有關，與百年沉澱有關。
由我開場。在我之後，作家冰心的女兒吳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陳思和，都是很好的學者，會連着一天天講下去。講完，就是壽辰了。
沒想到來的聽眾那麼多，而且來了都那麼安靜，連走路、落座都輕手輕腳。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裏人，下一輩、再下一輩，包括他經常寫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與他們都熟，投去一個微笑，他們也都朝我輕輕點了點頭。有他們在，我就知道該用什麼語調開口了。
二
家人對老人，容易“熟視無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給世界帶來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開口就說，請大家凝視屏息，對巴金的百歲高齡再添一份神聖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於下面這些年齡排列——
中國古代第一流文學家的年齡：
活到四十多歲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歲的，有司馬遷、韓愈；
活到六十多歲的多了，有屈原、陶淵明、李白、蘇軾、辛棄疾；
活到七十多歲的不多，有蒲松齡、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歲，現在想起來的，只有陸遊。
擴大視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歲的第一流文學家，有但丁、巴爾扎克、莎士比亞、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歲的，有薄伽丘、塞萬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歲的，有小仲馬、馬克·吐溫、薩特、川端康成、羅曼·羅蘭；
活到八十多歲的，有歌德、雨果、托爾斯泰、泰戈爾；
活到九十多歲的，有蕭伯納。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學家之後，我又縮小範圍，拉近時間，對於中國現代作家的年齡也作了一個統計。
活到七十多歲的，有張愛玲、張恨水；
活到八十多歲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從文、林語堂；
活到九十多歲的，有葉聖陶、夏衍、冰心。
我的記憶可能有誤，沒時間一一核對了。但在演講現場，我把這麼多名字挨個兒一說，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莊嚴起來。
這個名單里沒有巴金，但巴金卻是終點。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轉過身來，一起注視着這個中國老人。至少到我演講的這一刻，他是第一名。
傑出作家的長壽，與別人的長壽不一樣。他們讓逝去的時間留駐，讓枯萎的時間返綠，讓冷卻的時間轉暖。一個重要作家的離去，是一種已經泛化了的社會目光的關閉，也是一種已經被習慣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斷，這種失落不可挽回。我們不妨大膽設想一下：如果能讓司馬遷看到漢朝的崩潰，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魯迅看到“文革”，將會產生多麼大的思維碰撞！他們的反應，大家無法揣測，但他們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個世紀。這一個世紀的中國，發生多少讓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們深陷困惑的時候，突然會想起還有一些目光和頭腦與自己同時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三
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着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留下的最溫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溫和的中國現代，這裏所說的“最溫和”，長期被看成是一種落後存在。
巴金在本質上不是革命者，儘管他年輕時曾着迷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改革。從長遠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釗、陳獨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們那樣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隊列中衝鋒陷陣。他也會充滿熱情地關注他們，並在一定程度上追隨他們，但他的思想本質，卻是人道主義。
巴金也不是魯迅。他不會對歷史和時代做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會用“匕首和投槍”進攻自己認為的敵人。他不作驚世之斷，不吐警策之語，也不發荒原吶喊，永遠只會用不高的音調傾訴誠懇的內心。
巴金又不是胡適、林語堂、徐志摩、錢鍾書這樣的“西派作家”。他對世界文化潮流並不陌生，但從未領受過中國現代崇洋心理的仰望，從未沾染過絲毫哪怕是變了樣的“文化貴族”色彩，基本上是一種樸實的本土存在。
上述這幾方面與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優秀，可惜他們的作品都不容易通過閱讀在當時的中國社會有效普及。當時真正流行的，是“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武俠小說、黑幕小說。現在很多年輕人都以為，當時魯迅的作品應該已經很流行。其實不是，只要查一查發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極高的時代，比例很小的“能閱讀群體”中的多數，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從什麼地方撿到幾本言情小說、武俠小說讀讀，已經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們所說的“深刻”與否，與那個時候的實際接受狀態關係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巴金就顯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間搭建了一座橋樑，讓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爭人道的思想啟蒙，通過家庭糾紛和命運掙扎，變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變成了一種能讓當時很多年輕人“夠得着”的正義，這就不容易了。
中國現代文學史有一個共同的遺憾，那就是，很多長壽的作家並沒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續到中年之後，他們的光亮僅僅集中在青年時代。尤其在二十世紀中期的一場社會大變革之後，他們中有的人捲入到地位很高卻又徒有虛名的行政事務之中，有的人則因為找不到自己與時代的對話方式而選擇了沉默。巴金在文學界的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僅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點上，又創造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擁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個看似普通的發言，改變了他整個後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這個重大轉折的一年之後，我見到了他。
因此，我的這篇文章，接下來就要換一種寫法了。
四
我是十七歲那年見到巴金的。他的女兒李小林與我是同班同學，我們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帶着我和別的人，到他們家裏去。
那天巴金顯得高興而輕鬆，當時他已經五十九歲，第一次親自在家裏接待女兒進大學后的老師和同學。以前當然也會有小學、中學的老師和同學來訪，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號，一個舒適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樹掩映着，很安靜。大門朝西，門裏掛着一個不小的信箱，門上開了一個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幾年之後，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等書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將通過這個信箱出現在海內外讀者面前。那天下午當然毫無這種預感，我只在離開時用手指彈了一下信箱，看是鐵皮的，還是木頭的。
巴金、肖珊夫婦客氣地送我們到大門口。他們的笑容，在夕陽的映照下讓人難忘。
我們走出一程，那門才悄悄關上。盛鍾健老師隨即對我說：“這麼和藹可親的人，該說話的時候還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會上的一個發言，直到今天還受到非難。”
“什麼發言？”我問。
“你可以到圖書館找來讀一讀。”盛老師說。
當天晚上我就在圖書館閱覽室里找到了這個發言。
發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有點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會看見棍子就縮回頭，但是棍子挨多了，腦筋會震壞的。碰上了他們，麻煩就多了。我不是在開玩笑。在我們社會裏有這樣一種人，人數很少，你平時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但是你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了。
他們喜歡製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於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願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裏頭。
倘使有人不肯鑽進他們的框框裏去，倘使別人的花園裏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聲，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
他們人數雖少，可是他們聲勢浩大，寄稿製造輿論，他們會到處發表意見，到處寄信，到處抓別人的辮子，給別人戴帽子，然後到處亂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弔膽，失掉了雄心壯志。
據老人們回憶，當時上海文化界的與會者，聽巴金講這段話的時候都立即肅靜，想舉手鼓掌，卻又把手掌抬起來，捂住了嘴。只有少數幾個大膽而貼心的朋友，在休息時暗暗給巴金豎大拇指，但動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為什麼會這樣？從具體原因看，當時上海文化界的人都從巴金的發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姚文元，又知道他的後面是張春橋，張的後面是上海的市委書記柯慶施。這條線，巴金應該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後來在長期的實際遭遇中一次次回憶巴金的發言，才漸漸明白他的話具有更普遍的意義。一座城市在某個時間出現姚文元、張春橋這樣的人畢竟有點偶然，但巴金的話卻不偶然，即使到中國別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適用。
讓我們在五十年後再把巴金的論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點來看一看——
第一，使中國作家提心弔膽、失掉雄心壯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簡稱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
第二，這些人的行為方式分為五步：自己製造框框；把別人套在裏邊；根據框框抓辮子；根據辮子戴帽子；然後，亂打棍子。
第三，這些人具有蟄伏性、隱潛性、模糊性，即“平時看不見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他們的專業定位，更是不可認真尋訪。
第四，這些人嗅覺靈敏，出手迅捷。只要看到哪個作家一開口，一拿筆，他們便立即舉起棍子，絕不拖延。
第五，這些人數量很少，卻聲勢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佔據全部傳播管道。在製造輿論上，他們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狼群。
第六，這些人口頭上說得很堂皇，但實際的原始動力，只是出於嫉妒的破壞慾望：“倘使別人的花園裏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幾聲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聲，看到沒有見慣的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
第七，儘管只是出於嫉妒的破壞慾望，但由於這些人表現出“怒火”，表現出“高舉”，表現出“痛擊”，很像代表正義，因此只要碰上，就會造成很多麻煩，使人腦筋震壞。中國文化界的暴虐和膽怯，皆由此而來。
以上七點，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經用平順而幽默的語氣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溫，仍然深深佩服。因為隔了那麼久，似乎一切已變，姚文元、張春橋也早已不在人世，但這些“棍子”依然活着，而且還有大幅度膨脹之勢。
巴金的發言還隱藏着一個悖論，必須引起當代智者的嚴肅關注——
他是代表着受害者講話的，但乍一看，他的名聲遠比“棍子”們大，他擔任着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當然稿酬也比“棍子”們多，處處似乎屬於“強者”，而“棍子”們則是“弱者”。但奇怪的現象發生了：為什麼高舉着棍棒揮舞的“弱者”雙手，總是那麼強蠻兇狠？為什麼戰慄於棍棒之下的“強者”生靈，總是那麼羸弱無助？
這個深刻的悖論，直指後來的“文革”本質，也直指今天的文壇生態。
其實，中國現代很多災難都起始於這種“強弱渦旋”。正是這種“似強實弱”、“似弱實強”的倒置式渦旋，為剝奪、搶劫、嫉恨，留出了邪惡的輿論空間和行動空間。這就在社會上，形成了以民粹主義為基礎的“精英淘汰制”；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義為基礎的“傳媒暴力幫”。
巴金憑着切身感受，先人一步地指出了這一點，而且說得一針見血。
就在巴金髮言的兩個星期之後，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聯社從香港發出了一個電訊。於是，大麻煩就來了。
美聯社的電訊稿說：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學藝術家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說：缺乏言論自由正在扼殺中國文學的發展。
他說：“害怕批評和自責”使得許多中國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內，成為閑人，他們主要關心的就是“避免犯錯誤”。
巴金一向是多產作家，他在共產黨征服中國以前寫的小說在今天中國以及在東南亞華僑當中仍然極受歡迎。但是在過去十三年中，他沒有寫出什麼值得注意的東西……
這位作家說，看來沒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們”來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開口，一拿筆，他們就出現了”。
他說：“這些人在作家當中產生了恐懼。”
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氣，來擺脫這樣的恐懼，寫出一些具有創造性的東西。
美聯社的電訊稿中還說，當時北京的領導顯然不贊成巴金的發言，證據是所有全國性的文藝刊物都沒有刊登或報道這個發言。原來美聯社的電訊晚發了兩個星期，是在等這個。
美聯社這個電訊，姚文元、張春橋等人都看到了。於是，巴金成了“為帝國主義攻擊中國提供炮彈的人”。
那麼，我那天與盛鍾健老師等人一起進入的院子，居然是“炮彈庫”。
五
姚文元、張春橋他們顯然對巴金的發言耿耿於懷，如芒在背。幾年後他們被提升為惡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組”要員，權勢熏天，卻一再自稱為“無產階級的金棍子”。“棍子”，是巴金在發言中對他們的稱呼，他們接過去了，鍍了一層金。
我一直認為，“文革”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說，也就是“棍子運動”。
巴金幾年前的論述，被千萬倍地實現了。“文革”期間，中國大地，除了棍子，還是棍子。揭發的棍子、誹謗的棍子、誣陷的棍子、批鬥的棍子、聲討的棍子、圍毆的棍子……整個兒是一個棍子世界。
幾年前唯一對棍子提出預警的巴金，剎那間顯得非常偉大。但他自己，卻理所當然地被棍子包圍。那扇我記憶中的深秋夕陽下的大門，一次次被歹徒撞開。肖珊到附近的派出所報警，警方不管。
巴金所在的上海作家協會，立即貼滿了批判他的大字報。多數是作家們寫的，但語言卻極為惡濁，把他說成是“反共老手”、“黑老K”、“反動作家”、“寄生蟲”……
平日看起來好好的文人們，一夜之間全都“纖維化”、“木質化”了，變成了無血無肉的棍子，這是法國荒誕派作家尤奈斯庫寫過的題材。
在上海作家協會裏，長期以來最有權勢的，是來自軍隊的“革命作家”。“文革”爆發后，以胡萬春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作家”正式掌權。“革命作家”裏邊矛盾很大，爭鬥激烈，爭鬥的共同前提，一是爭着討好“工人造反派作家”，二是爭着對“死老虎”巴金落井下石。因此，偌大的作家協會，幾乎沒有人與巴金說話了，除非是訓斥。
巴金並不害怕孤獨的“寒夜”。每天，他從巨鹿路的作家協會步行回到武康路的家，萬分疲憊。他一路走來，沒想到這座城市會變成這樣，這個國家會變成這樣。終於到家了，進門，先看那個信箱，這是多年習慣。但信箱是空的，肖珊已經取走了。
後來知道，肖珊搶先拿走報紙，是為了不讓丈夫看到報紙上批判他的一篇篇由“工人造反派作家”寫的文章。她把那些報紙在家裏藏來藏去，當然很快就被丈夫發現了。後來，那個門上的信箱，就成了夫妻兩人密切關注的焦點，誰都想搶先一步，天天都擔驚受怕。
他們的女兒李小林，早已離開這個庭院，與我們這些同學一起，發配到外地農場勞動。她在苦役的間隙中看到上海的報紙，上面有文章說巴金也發配到上海郊區的農場勞動去了，但是，“肩挑兩百斤，思想反革命”。兩百斤？李小林流淚了。
當時在外地農場，很多同學心中，都有一個破敗的門庭。長輩們每天帶着屈辱和傷痕在門庭中進進出出，一想，都會像李小林那樣流淚。我心中的門庭更是不敢多想，爸爸已被關押，叔叔已被逼死，只剩下了年邁的祖母和無助的母親，衣食無着……
重見門庭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後。“文革”已經失敗卻還在苟延殘喘，而且喘得慷慨激昂。周恩來主政后開始文化重建，我們回到了上海，很多文化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這在當時叫作“落實政策”，有“寬大處理”的意思。
但是，那根最大的棍子張春橋還記恨着巴金的發言，他說：“對巴金，不槍斃就是落實政策。”當時張春橋位居中央高位，巴金當時的處境，可想而知。
但是，國際文學界在惦念着巴金。法國的幾位作家不知他是否還在人世，準備把他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來做試探。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更是想方設法尋找他的蹤跡。在這種外部壓力下，張春橋等人又說，“巴金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算作人民內部矛盾，養起來，做一些翻譯工作。”
於是，他被歸入當時上海“寫作組系統”的一個翻譯組裏，着手翻譯俄羅斯作家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
一個受盡折磨的生命，只是在“不槍斃”的縫隙中殘留，立即接通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感情和思維。我想，這就是生命中最難被剝奪的尊嚴。活着，哪怕只有一絲餘緒，也要快速返回這個等級。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那個庭院。巴金的愛妻肖珊已經因病去世，老人抱着骨灰盒號啕大哭，然後陷於更深的寂寞。一走進去就可以感受到，這個我們熟悉的庭院，氣氛已經越來越陰沉，越來越蕭條了。
李小林和她的丈夫祝鴻生輕聲告訴我，他在隔壁。我在猶豫要不要打擾他，突然傳來了他的聲音。聽起來，是在背誦一些文句。
李小林聽了幾句，平靜地告訴我：“爸爸在背誦但丁的《神曲》。他在農村勞役中，也背誦。”
“是意大利文？”我問。
“對。”李小林說，“好幾種外語他都懂一些，但不精通。”
但丁，《神曲》，一個中國作家蒼涼而又堅韌的背誦，意大利文，帶着濃重的四川口音。
我聽不懂，但我知道內容。
啊，溫厚仁慈的活人哪，
你前來訪問我們這些用血染紅大地的陰魂，
假如宇宙之王是我們的朋友的話，
我們會為你的平安向他祈禱，
因為你可憐我們受這殘酷的懲罰。
在風像這裏現在這樣靜止的時候，
凡是你們喜歡聽的和喜歡談的事，
我們都願意聽，
都願意對你們談。
……
這便是但丁的聲音。
這便是巴金的聲音。
相隔整整六百五十年，卻交融於頃刻之間。那天下午，我似乎對《神曲》的內涵有了頓悟，就像古代禪師頓悟於不懂的梵文經誦。假、惡、丑，真、善、美，互相對峙，互相扭結，地獄天堂橫貫其間。
這裏有一種大災中的平靜，平靜中的祈禱，祈禱中的堅守。
過了一段時間，形勢越來越惡劣了，我告訴李小林：“正在托盛鍾健老師找地方，想到鄉下山間去住一陣。”
盛鍾健老師，也就是最早把我帶進巴金家庭院的人。李小林一聽他的名字就點頭，不問別的什麼了。當時報紙上已在宣揚，又一場叫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又要開始，人人不能脫離。但那時的我，已經在獨身抗爭中找到自己，一定要做“人人”之外的那個人。
那個傾聽巴金誦讀《神曲》的記憶，長久地貯存在我心底。我獨自隱居鄉下山間，決定開始研究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關係，也與那個記憶有關。上海武康路的庭院，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小街，全都集合到了山間荒路上，我如夢似幻地跨越時空飛騰悠遊。
直到很多年後，我還一次次到佛羅倫薩去尋訪但丁故居，白天去，夜間去，一個人去，與妻子一起去，心中總是回蕩着四川口音的《神曲》。那時“文革”災難早已過去，但天堂和地獄的精神分野卻越來越清晰，又越來越模糊了。因此，那個記憶，成了很多事情的起點。
六
從那個下午之後再見到巴金，是在大家可以舒眉的年月。那時他早已過了古稀之年，卻出乎意料地迎來了畢生最繁忙的日子。
整整一個時代對文化的虧欠，突然遇到了政治性的急轉彎。人們立即以誇張的方式“轉變立場”，還來不及作任何思考和梳理，就亢奮地擁抱住了文化界的幾乎一切老人。儘管前幾天，他們還對這些老人嗤之以鼻。
多數老人早已身心疲憊，無力思考。巴金雖也疲憊，卻沒有停止思考，因此，他成了一種稀有的文化代表。一時間，從者蜂擁，美言滔滔。
巴金對於新時代的到來是高興的，覺得祖國有了希望。但對於眼前的熱鬧，卻並不適應。
這事說來話長。在還沒有互聯網的時代，一個人如果遭遇圍毆，出拳者主要集中在自己單位之內。正如我前面寫到過的，巴金在“文革”中遭遇的各種具體災難，多數也來自於他熟悉的作家。現在，作家們突然轉過身來一起宣稱，他們一直是與巴金在並肩受難，共同戰鬥。
對此，至少我是不太服氣的。例如，在災難中，上海每家必須燒制大量“防空洞磚”，巴金家雖然一病一老，卻也不能例外，那麼請問，單位里有誰來幫助過？肖珊病重很長時間，誰協助巴金處理過醫療問題？肖珊去世后的種種後事，又是誰在張羅？我只知道，是我們班的同學們在出力，並沒有看到幾個作家露臉。
巴金善良，不忍道破那些虛假，反覺得那些人在當時的大環境下也過得不容易。但晚上常做噩夢，一次次重新見到那些大字報，那些大批判，那些大喇叭。他知道，現在面臨的問題不僅出現在眼前這批奉迎者身上，而且隱藏在民族心理的深處。
能不能學會反省？這成了全體中國人經歷災難之後遇到的共同課題。
為此，巴金及時地發出三項呼籲——
第一，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
第二，呼籲反省，並由他自己做起，開始寫作《隨想錄》；
第三，呼籲“講真話”。
“文革博物館”至今沒有建立，原因很複雜。有的作家撰文斷言是“上級”阻止，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試想，“文革博物館”如果建立，那總少不了上海作家協會一次次批鬥巴金的圖片和資料吧？那麼，照片上會出現多少大家並不陌生的臉？揭發材料上會出現多少大家並不陌生的簽名？
巴金不想引起新的互相揭發，知道一旦引起，一定又是“善敗惡勝”。因此，他只提倡自我反省。
他的《隨想錄》不久問世，一個在災難中受盡屈辱，乃至家破人亡的文化老人，真誠地檢討自己的心靈污漬，實在是把整個中國感動了。最不具備反省能力的中國文化界，也為這本書的出版，安靜了三四年。
巴金認為，即使沒有災難，我們也需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品德，例如，“講真話”。他認為，這是中國人的軟項，也是中國文化的軟項。如果不講真話，新的災難還會層出不窮。因此，他把這一點當作反省的關鍵。
當時就有權威人士對此表示強烈反對，發表文章說：“真話不等於真理。”
我立即撰文反駁，說：“我們一生，聽過多少‘真理’，又聽到幾句真話？與真話對立的‘真理’，我寧肯不要！”
僅僅提出“講真話”，就立即引來狙擊，可見這三個字是如何準確地觸動了一個龐大的神經系統。這與巴金在一九六二年斥責“棍子”時的情景，十分相似。因此，我要對這三個字，作一些文化闡釋。
中國文化幾千年，嚴重缺少“辨偽機制”。進入近代之後，又未曾像西方一樣經歷實證主義的全民訓練，因此這個弊病一直沒有克服。事實上，許多看似“鐵證如山”的指控，全是假的。
歷史應該留下一批造謠者的惡名，但是，他們其實並不重要。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酷愛謠言的群體心理，是聞風而動的鬥爭哲學，是大假不懲的法律缺失，是無力辨偽的文化傳統。
因此，巴金在晚年反覆申述的“講真話”，具有強大的文化挑戰性，可視為二十世紀晚期最重要的“中華文化三字箴言”。
至此，似乎可以用最簡單的語言對巴金的貢獻作一個總結了。
我認為，巴金前半生，以小說的方式參與了兩件事，不妨用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反封建”、“爭人道”；巴金後半生，以非小說的方式呼喊了兩件事，也可以用六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斥棍子”、“講真話”。
前兩件事，參與者眾多，一時蔚成風氣；后兩件事，他一個人領頭，震動山河大地。
七
巴金晚年，被賦予很高的社會地位，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後來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同時，又一直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但他已經不能參與會議了，多數時間在病房裏度過。
有一次我到華東醫院看他，正好是他吃中飯的時間。護士端上飯菜，李小林把他的輪椅搖到小桌子前。他年紀大了，動作不便，吃飯時還要在胸前掛一個圍兜。當著客人的面掛一個圍兜獨自用餐，他有點靦腆，儘管客人只是晚輩。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飯菜，以及他今天的胃口。醫院的飯菜實在太簡單，他很快吃完了。李小林去推輪椅，他輕輕說了一句四川話，我沒聽清，李小林卻笑了。臨走，李小林送我到門外，我問：“剛才你爸爸說了一句什麼話？”
“爸爸說，這個樣子吃飯，在余秋雨面前丟臉了！”
我一聽也笑了。
“這裏的飯菜不行，你爸爸最想吃什麼？”我問。
出乎意料，李小林的回答是：“漢堡包，他特別喜歡。”
“這還不容易？”我有點奇怪。
“醫院裏不供應，而我們也沒有時間去買。”李小林說。
“這事我來辦。”我說。
當時我正在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學院就在醫院附近。我回去后立即留下一點錢給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請他們每天幫我到靜安寺買一個漢堡包送到醫院。
但是，我當時實在太忙了，交代過後沒有多問。直到後來我才知道，只送成兩次。不久，巴金離開醫院到杭州去養病了。
而我，則已經辭職遠行，開始在廢墟和荒原間進行文化考察。
考察半途中，在小旅店寫下一些文稿。本打算一路帶着走，卻怕丟失，就想起了一扇大門。
夕陽下的武康路，一個不知是鐵皮的還是木頭的信箱。巴金和肖珊一次次搶着伸手進去摸過，總是摸出一卷卷不忍卒讀的報紙。女主人的背影消失在這個門口，我悄悄推門進去，卻聽到了蒼涼的《神曲》……
我決定把稿子寄給這扇大門，寄給這個信箱。巴金依然主編着《收穫》雜誌，他病後，由李小林在負責。李小林對文學的判斷力，我很清楚。想當年，在張春橋剛剛講了槍斃不槍斃巴金的兇惡言語之後，我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只能小聲說話。她居然不屑一顧地避開了張春橋的話題，鄭重地向我推薦了蘇聯新生代作家艾特瑪托夫的新作，而且從頭到尾只說藝術，說得那麼投入。
我有信心，她能理解我這些寫於廢墟的文字，儘管在當時處處不合時宜。
有時回到上海，我直接把稿子塞到那個信箱裏。通常在夜間，不敲門，也不按電鈴。這是一項有關文化的投寄，具體中又帶點抽象。不要說話，只讓月亮看到就可以了。那時武康路還非常安靜，安靜得也有點抽象。
這項投寄，終於成了一堆大家都知道的書籍。
這一來，這扇大門、這個信箱、這座庭院，又要再一次展示它揭示過、承受過的邏輯了。先是棍子橫飛，后是謠言四起，對着我。
但是，由於我目睹過巴金的經歷，居然能在大規模的誹謗中含笑屹立，不為所動。
然而，巴金老人本身，卻不能含笑屹立了。
他甚至說，自己不應該活得那麼久。
他甚至說，用現代醫學來勉強延長過於衰弱的身體，並非必要。
他甚至說，長壽，是對他的懲罰。
八
在衰弱之中，他保持着傾聽，保持着詢問，保持着思考，因此，也保持着一種特殊的東西，那就是憂鬱。
憂鬱？
是的，憂鬱。說他保持別的什麼不好嗎？為什麼強調憂鬱？
但這是事實。
他不為自己的衰弱而憂鬱。憂鬱，是他一輩子的精神基調。從青年時代寫《家》開始就憂鬱了，到民族危難中的顛沛流離，到中年之後發現棍子，經歷災難，提倡真話，每一步，都憂鬱着。
冰心曾勸他：“巴金老弟，你為何這麼憂鬱？”直到很晚，冰心才明白，巴金正是在憂鬱過程中享受着生命。
在生命行將終結的時候，他還在延續着這種享受。
他讓人明白，以一種色調貫穿始終，比色彩斑斕的人生高尚得多。
我曾多次在電話里和李小林討論過巴金的憂鬱。
我說，巴金的憂鬱，當然可以找到出身原因、時代原因、氣質原因，但更重要的不是這一些。憂鬱，透露着他對社會的審視，他對人群的疏離，他對理想和現實之間距離的傷感，他對未來的疑慮，他對人性的質問。憂鬱，也透露着他對文學藝術的堅守，他對審美境界的渴求，他對精神巨匠的苦等和不得。總之，他的要求既不單一，也不具體，因此來什麼也滿足不了，既不會歡欣鼓舞、興高采烈，也不會甜言蜜語、歌功頌德。他的心，永遠是熱的；但他的眼神，永遠是冷靜的，失望的。他天真，卻不會受欺；他老辣，卻不懂謀術。因此，他永遠沒有勝利，也沒有失敗，剩下的，只有憂鬱。
他經常讓我想起孟子的那句話：“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孟子·離婁下》）
憂鬱中的衰弱老人，實在讓人擔心，卻又不便打擾。
我常常問李小林：“你爸爸好嗎？最近除了治病，還想些什麼？你有沒有可能記錄一點什麼？”
李小林說：“他在讀你的書。”
“什麼？”我大為驚奇，以為老同學與我開玩笑。
“是讓陪護人員在一旁朗讀，不是自己閱讀。”李小林說。
我仍然懷疑。這位看透一切的老人，怎麼可能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讀我或聽我的書？而我的書，又總是那樣不能讓人放鬆，非常不適合病人。
終於，我收到了文匯出版社的《晚年巴金》一書，作者陸正偉先生，正是作家協會派出的陪護人員。他在書中寫道，進入九十年代后，巴老被疾病困擾，身體日趨衰弱，卻喜歡請身邊工作人員讀書給他聽，尤其是聽發表在《收穫》上的文章。其中，“文化大散文”深深吸引住了巴老，“他仔細地聽完一篇又一篇，光我本人，就為巴老念完了《文化苦旅》專欄中的所有文章”。
陸正偉又寫到他為巴金朗讀我的《山居筆記》時的情景——
巴老因胸椎壓縮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燈下給巴老讀着余秋雨發表在《收穫》100期上的“寧古塔”。當我讀到康熙年間詩人顧貞觀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邊疆的老友吳兆騫而寫下的《金縷曲》時，病床上的巴老也跟着背誦了起來。我不由放下書驚嘆地問巴老：“您的記憶力怎麼會那樣好？”巴金說：“我十七八歲在成都念書時就熟讀了。”他接着又說了一句：“清政府的‘文字獄’太殘酷了！”
我坐在邊上，望着沉思不語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讀過的詞至今還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誦下來，那麼，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場浩劫又怎能輕易地從他心中抹去呢？
到底是巴金，他立即就聽出來了，我寫那段歷史，是為了揭露古代和現代的“文字獄”。因此他聽了之後，便“沉思不語”。他在“沉思”什麼？我大體知道。
但是，讓我最感動的是，陸正偉先生說，巴金在聽到我引述的《金縷曲》時，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來，使朗讀的人“不由放下書驚嘆”。
古人匍匐在死亡邊緣的友情企盼，巴金在十七八歲就熟讀了，而在七十多年後還脫口而出，可見這也是他自己漫長一生的友情企盼。我不知道他在災難深處是不是多次背誦過這些句子，但可以相信他也是靠着友情企盼來回答災難的。
終於，巴金越來越衰弱，不能背誦但丁，不能背誦顧貞觀了。當然，也不能再聽我的書了。
誰都知道，一個超越了整整一個世紀的生命即將畫上句號。但是，這個生命太堅韌了，他似乎還要憂鬱地再看一眼他看了百年的世界。
就在這時，我們突然有點驚慌。不是怕他離去，而是怕他在離去之前又聽到一點不應該聽到的什麼。
九
在巴金離世之前，在他不能動、不能聽、不能說的時刻，一些奇怪的聲音出現了。
我為一個病卧在床的百歲老人竟然遭受攻擊，深感羞愧。是的，不是憤怒，而是羞愧。為大地，為民族，為良心。
我為百歲老人遭遇攻擊時，文化輿論界居然毫無表情，深感羞愧。為歷史，為文化，為倫常。
仍然是李小林轉給我的一些報刊複印件，都是剛剛發表的。
那些文章正在批判巴金“是一身奉兩朝的貳臣”，指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後都活着。
那些文章又批判巴金“一天又一天的收穫版稅銀子”，其實誰都知道，巴金把全部稿酬積蓄都捐獻了。
對於當年張春橋揚言對巴金“不槍斃就是落實政策”，今天的批判者說，是因為巴金與張春橋有“私人糾葛”。這就一下子暴露了批判者的政治身份，他們其實是張春橋、姚文元這些老式“棍子”的直接後裔。
對巴金在《隨想錄》裏的自我反省，他們說，這是“坦白坯子”、“欺世盜名”、“欲蓋彌彰”、“虛偽畢現”、“偽君子”，甚至用通欄標題印出這樣的句子：“巴金不得好死”。
總之，這些人集中了想得到的一切負面成語，當作石塊，密集地扔向一個奄奄一息的老人。
我覺得現在這些“傳媒達人”比當年的造反派暴徒還惡劣萬倍，因為當年的暴徒向巴金進攻時，他才六十歲，而今天向他進攻時，他已一百歲。
世界上任何黑幫土匪，也不可能向一個百歲老人動手。今天的中國文化傳媒，怎麼反倒這樣？這麼一對比就不禁讓人驚訝：這種滔天的深仇從何而來？
我認為，滔天的深仇、反常的進攻，全都來自於巴金關於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呼籲。因此，輕言“‘文革’早已過去”、“‘文革’不會再來”，還為時過早。你看僅僅在文化人中間，還埋伏着這麼多“文革”式的地雷，時時準備爆發。他們中的一部分，現在又多了一重“異見人士”的身份。其實這些人物的“異見”，是主張重新返回“文革”，而他們的言談舉止，早已徹底返回。
對於這種人，最早反擊的倒是身在海外的劉再復先生，他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寫道：
現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擊巴金為“貳臣”，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沒有人格的。歌德說過，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擊名家為生存策略的卑鄙小人，到處都有。
劉再復先生不知道的是，他發表這篇文章之後沒多久，那些人物已經不用化名了，而是在中國的文化傳媒界大顯身手，由“黑暗生物”變成了“光明天神”。
你說，巴金能不憂鬱嗎？
憂鬱的不僅是他。當百歲老人終於閉上眼睛的時候，這批人比他出生的時候更威風，比他受難的時候更囂張，而且，社會對他們完全無力阻止，反而全力縱容。你說，歷史能不憂鬱嗎？
十
失去了巴金的上海，好像沒缺少什麼，其實不是這樣。他身上所帶的東西，看不見，摸不着，但一旦抽離，城市卻失重了。何況，跟着先後走了的，還有黃佐臨，還有謝晉，還有陳逸飛……
上海永遠不會缺少文化人，也不缺少話題，也不缺少名號。缺少的，往往是讓海內外眼睛一亮的文化尊嚴。這種尊嚴來自於高度，來自於思考，來自於憂鬱，來自於安靜，因此看起來與喧騰的市聲格格不入。
就像魯迅不是“海派”，章太炎不是“海派”，巴金也不是“海派”。但正是這種看起來“不落地”的存在，使這座城市着實獲得過很高的文化地位。
一座普通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地上有多少熱鬧的鏡頭；一座高貴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天上有幾抹孤獨的雲霞。
在熱鬧的鏡頭中，你只需要平視和俯視；而對於孤獨的雲霞，你必須抬頭仰望。
據說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辦公室里掛了一句格言：“即使身陷溝渠，也要仰望星雲。”
我藉此給星雲大師開起了玩笑：“您看，連他都在看您！”
我這個玩笑開在去年冬天，當時我陪着星雲大師去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
星雲大師一聽就笑了，說：“那星雲不是我。但是，能學會仰望就好。”
可惜在我們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在睥睨萬物，很少有人會抬頭仰望。
因此，出現了太多高樓的城市，反而低了。
李小林來電，說她要搬家。那個庭院，將成為一個紀念館，讓人瞻仰。
這是好事，但我一時不會進去參觀。太多的回憶，全都被那扇帶着信箱的朝西大門，集中在一起了，我怕看到很多好奇的目光把它們讀得過於通俗。
武康路仍然比較安靜，因此在夜間，這個庭院還是會顯得抽象。沒有了老人也沒有了家人的庭院，應該還有昔日的風聲和蟲鳴吧？
那就先寫下這些文字。去不去看一看，以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