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是文明造的孽？

難道是文明造的孽？

我們“出埃及”的路線與古代以色列先哲的路線大致相同，那就是穿越不可思議的西奈沙漠。但是，這種神聖情懷很快就被憂慮和驚恐所取代。中東啊中東，從約旦河兩岸到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再從伊朗高原延伸到南亞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界地區，麻煩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但是，正是這個地方，擁擠着人類幾個特別輝煌的古文明。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密密層層的馬蹄，敲擊着古代空曠的地球。它們都曾經以為，普天下的命運就維繫在自己手上的韁繩間。果然，它們都對人類作出了極大的貢獻。現在世界上那些後起的文明，不管有多麼得意，不管有多少發明，在宏偉的原創意義上，根本無法與它們相提並論。但是，這次我確確實實看到了，這麼一片悠久而榮耀的土地，全然被極端主義的衝突鬧得精疲力盡、遍地狼藉。

衝突的任何一方都有痛切而鏗鏘的理由，極端主義的吸引力就在於痛切和鏗鏘，這就使任何一方都無法後退。這種群體性的極端情緒再與各自的宗教、歷史、文化一拌和，衝突立即變成了不可動搖的信仰。大家都拒絕理性，拒絕反思，有時看起來似乎出現了理性與反思，其實都只是鬥爭策略。這樣，每一方都被自己綁上了“精神盔甲”，表面上強大而勇敢，實質上狹隘而氣悶。更麻煩的是，長期處於這種狀態之下的人群，是無法照料好生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結果都因生態淪落而失去真正的個體尊嚴。失去個體尊嚴的人群，對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價值評判都很低微。恐怖活動、自殺炸彈、綁架威脅，都可以不假思索乃至興高采烈地進行。

極端主義說到底並沒有“主義”，只是一種極端的情緒加上極端的行為。因此，在這片曾經非常神聖的土地上，人們在抬起頭來仰望一個個世界級“王者”雄魂的同時，又不得不低下頭來俯視一場場不知所云的惡鬥，實在不勝唏噓。

如果要追根溯源，極端主義的產生，也與那些“王者”的跨國遠征有關。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間的征戰，十分殘酷。因為彼此都在艷羨、嫉妒和畏怯，一旦征服就必須把對方的文明蹤跡全都蕩滌乾淨。例如，曾一再地出現過佔領耶路撒冷后縱火毀城，然後再挖地三尺來消除記憶的事；出現過佔領巴格達后開閘放水，以底格里斯河的河水來沖洗文明遺迹的事；甚至還出現過在佔領的土地上撒鹽和荊棘種子，使之千年荒蕪的事。正是這種文明之間的遠征和互毀，滅絕和復仇，埋下了極端主義的種子。於是，文明最集中的地帶，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帶。

難道，這就是“盛極必衰”的契機？

我由此產生的傷感，無與倫比。因為這等於告訴人們，大家為之畢生奮鬥的目標，本身極不堅牢，奮鬥的結果很可能完全出乎意料。

一路走來，每一塊土地都是有表情的。希伯來文明虔誠而充滿憂鬱，堅韌而缺少空間。它從一開始就受盡苦難，長期被迫流浪在外，處處滲透又處處受掣，永遠處於自衛圖存的緊張之中。希伯來文明充滿智慧，今天的現實生態在中東的各個族群中首屈一指，但這種緊張仍然揮之不去，散落在那麼多人的衣冠間、眼神里。在耶路撒冷街邊坐下喝咖啡，就能感受到這種緊張瀰漫四周。一種文明處於這種狀態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但它的氣象終究不大，或者說，想大也大不了。

按照我的學術標準，阿拉伯文明遠遠算不上人類的“古文明”。但是，它在公元七世紀之後以一往無前的氣魄征服過好幾個“古文明”，直到今天還保持着巨大的空間體量和嚴整的禮拜儀式，成為當代世界文明中特別重要的一員。它與其他文明之間的恩怨情仇，從古代到現代都顯得非常嚴峻。它自身的衝突，也十分激烈。我這一路，從埃及開始，能夠完全跳開阿拉伯文明的機會極少，因此對它特別注意。我發覺這是一種沙漠行旅者的強悍生態，與農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本性很不一樣，但最終卻又融合了其他各種文明。它有能力展開宏偉的場面，投入激烈的戰鬥，建立遼闊的王國，卻一直保持着一種全方位的固守和執着。它與其他文明的長久對峙，一定埋藏着一系列誤會，但這些誤會似乎已經無法全然解除。這是它的悲劇，也是全人類的悲劇。

伊拉克的巴格達，曾經成為阿拉伯帝國的首都，那是一個極盡奢華的所在，統治着非常龐大的國土。其實誰都知道，在這之前二十多個世紀，這裏已經建立過強大的巴比倫帝國。從巴比倫帝國再往前推，早在五六千年之前，這兒的蘇美爾人已經創造了楔形文字，發展了天文學和數學。這一切幾乎都領先於其他文明，因此後來有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其他文明的共同起點。這種想法早已被證明是錯誤的，其他幾個文明各有自己的起點，但這塊土地仍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最初開拓地。遺憾的是，高度早熟引來了遠遠近近的覬覦，而這個地方又處於四通八達的開闊地帶，入侵太容易了。入侵者成了主人，主人也逃不出這個極盛極衰的輪迴。例如巴格達成為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后終於入不敷出，日漸疲弱，便遭到北部、南部、東部的攻擊……總之，最宏大的文明盛宴引來了最密集的征戰刀兵，這兒由反覆拉鋸而成了一個永久性的戰場，直到今天。

我想，世上研究人類文明史的學者，如果有一部分也像我一樣，不滿足於文本鑽研而寄情於現場感悟，那麼，最好能在安全形勢有了改善之後，爭取到巴比倫故地走一走。那兒的文物古迹已經沒有多少保存，但是，即便在那些丘壑草澤邊站一站，看着凄艷的夕陽又一次在自己眼前沉入無言的沙漠，再在底格里斯河邊想一想《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體會文明榮枯的玄機，也就會有極大的收穫。

我在那片土地上想得最多的是，反覆的征戰，不管是打別人，還是自己被別人打，時間一長，必然會給人們帶來對殘酷的適應，對是非善惡界限的麻木。祖祖輩輩都缺少有關正常生活的記憶，災難時時有可能在身邊發生，自己完全無法掌控命運，根本無從辨別起因，好像一切都是宿命，因此只能投向宗教極端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參與者其實都放棄了思考，只是用最簡單的方式把自己的災難轉嫁並擴大為別人的災難，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取滅絕性的盲目快感。在那個偉大的文明故地，幾乎上上下下都被這種精神陰霾所籠罩。

在伊朗，古代波斯文明的遺留氣韻讓我大吃一驚。這又以此證明，文本認知和現場認知有天壤之別，儘管這種現場早就在兩千五百年前成為廢墟。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四世紀，波斯帝國先後在居魯士、大流士的領導下建立了西起愛琴海、東到印度河的超級龐大政權，還曾經與希臘展開過好幾次大戰。它戰勝過很多國家，最後又被戰爭所滅，滅的時間太早，使它無法成為人類重要的幾大古文明之一。它告訴我們，文明的重要，不僅僅在於空間，還在於時間。

印度文明無疑是人類幾個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但我對它的感受卻非常凌亂。幸好我緊緊地抓住了佛教的纜索，沒有全然迷失。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地處現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境內，我因深夜路過，未及考察，而且我也知道這與我們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關係不大，太早了。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恰恰是在摩亨佐·達羅消亡之後由雅里安人入侵開始的，離現在也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印度的歷史是不斷受到外族侵略，又不斷分裂的歷史。在雅里安人之後，波斯人、希臘人、帕提亞人、西徐亞人、貴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相繼侵入，其間也出現過一些不錯的王朝，但總的說來還是分多合少。印度文明在宗教、天文、數學等方面對全人類作出過巨大貢獻，但它的發展歷史實在過於變幻莫測，讓人難於理出頭緒。其實，它自身的傳承也正處於這樣的狀態，似乎隱隱約約都有一些脈絡留存，但一次次的阻斷、跌碎、混合、異化，使文明散了神。它有過太多的“對手”和“主子”，有過太多的信仰和傳統，有過太多的尊榮和屈辱，有過太多的折裂和消散，結果，在文明上混沌一片。

在考察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其他南亞文明的時候，我目睹了目前世界上最集中的恐怖主義所在。中東的極端主義已經讓人頭痛，再往東走卻演變成更大規模的恐怖主義。這種恐怖主義與販毒集團和地方武裝互相融合，顯而易見已經成為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脅。滋生文明和威脅文明，全都起自於同一片土地，這是不是一種歷時數千年的報應？如果是，那麼，這種報應實在太使人沮喪，沮喪到甚至對人類失去信心。

對此，我們除了發出一些微弱的警告，又能做一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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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尼泊爾博克拉，FishTai1Lodge，此篇寫於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