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序

一

中國文化有很多優點，也有很多毛病。毛病中最讓我感到痛切的，是它縱容謠言。

在《何謂文化》一書中，我曾用八個押韻的短句概括過謠言在中國的優惠待遇：

造謠無責，

傳謠無阻；

中謠無助，

闢謠無路；

駁謠無效，

破謠無趣；

老謠方去，

新謠無數。

不少上了年紀的讀者告訴我，這幾句話他們已經能背誦了，因為實情確實如此。只要是中國人，一讀就能會心微笑。

但是我必須指出，當這種實情充分展開的時候，受害者的遭遇極為可怖。幾千年來不知有多少氣吞山河的將軍、賢臣、詩人、智者未得善終，細細追索悲劇的成因，最後總會找到幾句關鍵謠言。

“青史因高尚而立，高尚因謠諑而潰。”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歷史步履蹣跚的一個重要原因。

且不說古老的血跡、鄰家的悲泣了，就以我自己家裏為例吧，謠言之禍害，刻骨銘心。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殺，就因為幾句辯不清的謠言。我爸爸被關押十年，也因為幾句辯不清的謠言。他們兩人一死一關，我家經濟來源斷絕，老老少少八口人饑寒交迫、生死掙扎，就是因為那幾句謠言。

叔叔剛烈，決心以生命的代價讓“革命群眾”明白，那些都是謠言。但他一死，“革命群眾”齊聲說，他是“畏罪自殺”。他們讓他的鮮血，加固了謠言。

爸爸老實，原來也想自殺，卻又考慮到全家生計而活了下來，天天在歹徒們的暴虐中撰寫長文來反駁謠言。這種長文，他連續寫了十年，還用藍印複寫紙謄抄，一手擦淚一手執筆，直到眼睛幾乎失明。因此有時，經造反派當權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記錄，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實證明，這些堆積如山的長文，並沒有反駁掉任何一條謠言。

叔叔和爸爸後來在名義上都已“平反”。他們墓頭的草樹，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當初的造謠者是誰。

叔叔和爸爸是社會最底層的小職員，連個“副科級幹部”都挨不上。當時，比他們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國家主席、學術權威、藝術大師，全被謠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議的是，當時社會上的每一個單位，都發生了“謠言井噴”，幾乎一切稍稍像樣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務、漢奸、壞分子，而且都有大量“細節”、大批“證人”。於是，全國幾百萬個“專案組”為這些謠言而設立，一設十年，卻沒有一個專案組破除過一個謠言。這麼大的數量，這麼長的時間，實在是人類史上的奇觀。

造成這種現象，除了從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於從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難改變。

一些民眾喜歡謠言、企盼謠言、參與謠言、庇護謠言，已經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也就是集體文化本能。結果，造謠在中國，變成了一種既安全又顯赫的群體職業。在這一點上，我對中國“國民性”的評判，比魯迅更為嚴厲。原因是，魯迅沒有遭遇過那麼多運動，那麼多民粹，那麼多謠言，那麼多災難。

二

我原以為，經歷過“文革”，中國人對謠言的癖好也許會稍稍減輕一點。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這樣。

“文革”的謠言只由大字報傳播，而現在，謠言憑藉著網絡和傳媒，可以頃刻籠罩萬里江山。一次次以謠言為基礎的群體投注，使一個民族的心理底線因過度消耗而日漸脆弱。那些造謠者，更是具有了呼風喚雨的號召力，遠遠超越他們的前輩，或他們自己的前半輩子。

中國古人說：“謠言止於智者。”這其實只是一個空洞的自我期許，而不是社會真相。因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謠言的道義和膽氣。相反，他們的智商很可能成為謠言的動力，使謠言更精緻、更聳動、更有傳播力。因此，無數歷史事實證明，“謠言止於智者”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謠言。

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少數謠言有可能被阻止。但在整體上，我們對謠言基本上無能為力。

謠言在什麼時候又會快速點燃人們的輕信、無知而釀發新的破壞性運動，攪起新的社會災難？幾乎難於避免，而且難於預測。在如此無奈中，我能做的，僅僅是記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慘痛教訓，那就是：不像叔叔那樣為謠言自戕，不像爸爸那樣與謠言爭辯。

我從父輩身上獲得的這兩大教訓，可能是世間對謠言最明智的認識。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要考驗這種最明智的認識，居然，我本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謠言狂潮。

為什麼說“前所未有”？只要與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對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謠言攻擊，半年就自殺了，爸爸則被謠言悶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謠言包圍了二十年，等於又經歷了兩場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謠言攻擊，主要集中在本單位，沒有報刊參與。而對我，除了本單位沒有參與外，全國一百六十餘家報刊都參與了。其中南方一家著名報紙主導了每一場謠言圍攻，覆蓋面之大無與倫比，且被海外華文報刊廣泛轉載；

第三，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謠言攻擊，內容比較固定，兩三項誣陷而已，而我遭受的攻擊，範圍漫無邊際。從所謂“文革歷史”、“文史差錯”、“文化口紅”、“地震捐款”、“阻止請願”到“深圳贈房”、“遺產大會”、“美女作家”、“離婚聲明”等等，面面俱到，與時俱進；

第四，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謠言攻擊，主要來自不知法律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具有暴烈性卻不具有權威性。而圍攻我的那麼多傳媒和打手，幾乎都在炫耀權勢，標榜背景，展示團隊、高談法律，讓謠言披上了足以霸凌一切的行政胄甲；

第五，叔叔、爸爸遭受的謠言攻擊，從現存的材料看，發動者文化程度很低，只知擺弄極左口號。而攻擊我的造謠者，卻擅長筆墨，會編故事，懂得版面，巧言令色，有煽動性。

——僅此五點，我就有信心對叔叔、爸爸說：“千乘萬騎，久圍一人，比之父輩，縱亡無恨！”

但實際上，我還是有“恨”的。當然不是恨那些造謠者，他們不值得恨，就像我們不會去恨蛇蠍，只會去恨那些欣賞蛇蠍傷人的人。

那麼，我究竟恨什麼呢？

在“文革”中我就很驚訝，當一個歹徒喊出口號要“打倒”某個教授時，絕大多數民眾的眼睛都會直視那個教授，欣賞他的驚訝、委屈、氣憤、失措，而不會回過頭來看看，喊口號的歹徒是誰。也會有幾個人回頭，但那只是好奇和慫恿。過一會兒，“打倒”改成了“弔死”，大家仍然欣賞那個教授的恐懼表情，還是很少有人會回頭看歹徒一眼。

我最恨的，就是民眾的這種目光走向。

我在遭受每一次謠言攻擊時，一開始總想告訴民眾，這是假的。但很快發現，大家都知道這是假的，或者不在乎真假，只等待我的狼狽，我的慌張，我的失態。我原來抱怨，大家怎麼都成了旁觀者？後來發現，根本不是旁觀者。因為旁觀者是中立的，他們絕不中立。如果中立，就不會有我爸爸的十年，我的二十年。

我等待過，不是等待歹徒消失，而是等待民眾的目光能投向歹徒。但是，等了那麼久，我等不到了。

我非常失望。因為我是一個歷盡艱險尋找民族尊嚴的人，一個走遍世界闡釋中華文化的人，但每次回來，總是謠言、謠言、謠言，而且越來越污濁，越來越骯髒，越來越囂張，越來越盛大。當然耳邊也會聽到一些同情的低語，卻永遠缺少真正的幫助。

我一直企圖說服自己，這種現象與我所鍾愛的腳下的土地無關。但是，所有的事實告訴我，不是無關，而是有關。

我終於明白了楊長勛教授對我的告誡：趕快離開。但是，我和馬蘭，都有年邁的父母親需要照顧。

正這麼想着，我爸爸，卻被攻擊我的謠言氣死了。他的死，也有醫學上的病因，但不能排除他臨終床頭的那三份報刊。一份廣州的，一份天津的，一份上海的，對他造成了最後殘害。

這些報刊在造我的謠，而這些謠言使爸爸聯想到了我家在“文革”中的悲慘經歷。一種巨大的逆反，讓老人家痛徹心肺。這位抗拒了十年謠言而獲得過勝利的英勇老將，終於犧牲，為了他的兒子。

對這件事，我寫道：

我是一個博愛主義者，常常對那些嚴重傷害過自己的人予以原諒；但我又是一個中國人，終身不會淡忘“殺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縮得再小，也會永遠記得爸爸臨終床邊放着的那些報刊，以及報刊背後那幾個人。

博愛使我容光煥發，仇恨使我雙目炯炯。

我的宗教情懷反對我報仇，卻不反對我出走。前思後想，覺得我們夫妻兩人也算非常對得起這片土地了，只是年紀已大，很想避開歹徒們的惦記，尋個安全，因此即使遠離，也已無須汗顏。但是，歹徒們的勢力範圍很大，欺騙領域更大，歐美很多大城市的華文圈都已有他們的陰影，我們只能敬鬼神而遠之。我和馬蘭討論過塞浦路斯、以色列、南非，而在這本書的最後，則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羅尼西亞群島。

那裏有可能是幾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滅時的先民逃生處，因此也可以看成是遠祖的家園。在密克羅尼西亞，我們特別羨慕那對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從未上岸棲宿的夫妻，那位妻子還是中國人。但是，看來只能羨慕了，我們已經沒有那麼多精力。

當然，不管到哪裏，還是闡揚中華文化。可以想像在那個歸息之地，我展卷而嘆，撫傷而憶。而馬蘭，則拭淚而歌，仰天而吟。

三

臨了，還要以這本書的名義，對謠言表示感謝。

謠言也有正面意義，那就是，讓我們在內心確認真實之為真實。

因為有那麼多虛假，真實就顯得更加珍貴。但在平時，有關真實的記憶常常沉睡了，黯淡了，褪色了。等到謠言一起，真實的記憶從深處喚醒。喚醒一處又會連帶多處，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歸。

我自己，就曾一次次被謠言帶出來的真實所震驚，所感動。

前面提到，爸爸在“文革”十年間天天撰文反駁謠言，其間又因眼疾由我代筆。我發現，一切善良者的反駁其實都是回憶，點點回憶連成邏輯，很快，憤怒的口氣變成了動人的自述。

我畢竟懂得文學，總是向爸爸追問人情細節，祖母和媽媽又在一旁補充。結果，在那一個個風雨凄迷的夜晚，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詩漸成雛形。

爸爸把這些自述的一部分，長期珍藏在抽屜里，我在他去世后找得。一頁頁輕翻舊紙，一次次眼濕鼻酸，覺得還應該繼續做點什麼。

於是，我以爸爸的自述為線索，開始了“長輩尋訪”，這就是《借我一生》那本書前半部分的由來。我把這種寫法稱之為“記憶文學”。因為是文學，便增添了一些細節描寫，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

書出版后，更多的長輩、親友、同事、鄰居參與了回憶。他們不斷向我指出需要補充和更正的地方，但他們提供的素材，又互相矛盾，還常常與我自己的記憶不同。

因此，我再度一一拜訪，細細追問，認真比勘，小心排除。結果，素材越來越多，篇幅反而越來越少，歷史的筋骨出現了。因此，我把《借我一生》刪改成了《我等不到了》，最後又改寫為眼前這本書。有了這本書，以前的那兩本只能算是草稿了，不必再出。

有趣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我還收到了寄自浙江、福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的諸多《余氏宗譜》，以及與余姓有關的大量考證、搜輯、名錄、事迹、詩文。這使我產生一種興奮的暈眩，一次次重新判斷自己究竟屬於哪一支脈。

你看，如果當初不是謠言對爸爸的反面催動，哪裏會有這本書的起點，哪裏會有後來的這些篇章？

這本書的後半部分，主要寫我們一代，更是由謠言激發出來的。

我甚至認為，正是二十多年一撥撥不間斷的謠言進攻，幫助我完成了這本書。

因此，我要以自己的這個經歷告訴年輕讀者，禍福相依的古典哲學，一點不錯。如果哪一天你們眼前的壞事已經壞到匪夷所思，那麼，千萬不要沮喪，裏邊一定埋藏着一個重大契機。

那麼，謠言究竟是怎麼幫助我寫書的呢？且聽我略舉數例。

試想，如果沒有那個有關“文革寫作”的謠言鋪天蓋地，我怎麼可能發佈那個著名懸賞？我在懸賞中宣佈，只要造謠者舉出一個最細微的證據，例如指出我在“文革”中寫過他們臆想中的一句話，一句，僅僅一句，便可立即獲得全年高額薪水。這個懸賞使造謠者們產生了急迫的金錢嚮往，非常辛苦地查找了十幾年，居然一無所獲。這個結果，連我自己也十分驚訝，因為經歷過十年“文革”的中國文化界很少有人經得起如此規模的查找。我為什麼會這麼乾淨？一幕幕往事漸漸浮現。於是，由長輩寫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續下去了。此外，我受同一個謠言的刺激，寫出了《四十年前》、《尋石之路》等填補歷史空缺、重劃歷史分期的文章，受到海內外史學界的重視。

又如，如果沒有那個有關“地震捐款”的謠言轟傳天下，我怎麼可能把自然災難與人文災難放在一起思考，然後從“民族大災難”的視角來提煉我家三代經歷？災難的形成、擴大、救援、曲解，以及災難中的犧牲、躲閃、起鬨、鼓噪，成了這本書的主導線索，並由此上溯到余家遠祖。作為這一謠言事件的具體起因，我個人捐建而被謠言指為“詐捐”的三個學生圖書館，一直屹立在災區，已無須多言；但我要感謝這個謠言把我拉回到民族命運的瓦礫廢墟，使我的寫作具備了概括歷史的高度。

再如，如果沒有那個“文史差錯”的謠言奇異爆發，我怎麼可能認清我們和對手之間在文化格局上的根本差別？這樣的謠言貌似斯文卻出自當年“文革”造反派首領的手筆，又受到當代海內外媒體的強烈追捧，我突然明白我家幾十年來對付的並不僅僅是無知歹徒。中華文化的歧路選擇，隱伏在打打鬧鬧後面。我後來的數萬公里文化歷險，在他們看來也都是“文史差錯”，因此要用那麼多謠言在阻遏。

又如，如果沒有那個定期出現的“離婚”謠言，我怎麼可能從他們的邏輯推斷出當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頻率？由於這種謠言的日趨污穢，我明白了造謠者們極為可憫的情感生態和貓爪撓心般的瘋狂嫉妒。同時，這個謠言又使我能夠更多地記述馬蘭父母的非凡經歷，以及馬蘭本人作為一個純凈藝術家的坎坷傳奇。

……

總之，幾乎一切謠言，對我都大有助益。

就連那些臨時涉足又快速退出的造謠者，他們一開口，也就立即開啟我的一段記憶。例如，這個，是因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評審時否決了他的申請；那個，是因為我公開聲斥了他的變相盜版行徑；這個，是因為我沒有推薦他擔任某個職位；那個，是因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幾篇長文……

他們的罵聲後面，是我內心的隱隱歌聲。他們的假話後面，是我內心的歷歷真相。於是，我在別人無法接受的荊棘叢中，獲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堅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沙姓造謠者，我更要深深感謝了。正是他的堅持，從一個連貫的側面印證了我生命的硬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為，社會上還會有人記得他幾十年前被我救命又被我絕交的往事，因此不斷地要用謠言來擦拭。於是，就有了他夢話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動如山而又疾步如風的二十年。

我為什麼能“不動如山”，又“疾步如風”？還是要感謝他。由於他連續不斷的謠言堆砌，使我成了一個疑點很多，卻又誰也不知真相的“霧靄人物”。這種狀態，對我來說實在太好了。“霧靄”成了一個隔離層，使我能夠免除官方和民間的種種“抬愛”，不受任何干擾地寫那麼多書，走那麼多路，研究那麼多重大課題。

因此，沒有他，就沒有我近二十年來的文化成果，沒有成熟意義上的我。當然，更沒有這本書。

這，還不值得感謝嗎？

由此，我體驗到了很多歷史人物的共同尷尬：終於發現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現的，卻又找不到感謝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繼續接受對方的特殊恩澤。

本來這個過程還會延續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偽造了我妻子的離婚聲明，致使“畢生謠業，毀於一旦”。這一來，我的書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動，寫不下去了，真是遺憾。

照理，這本書是應該寫得更長一點的。

四

就這樣，薄薄一本書，從“文革”的囚室寫起，在父親臨終的床頭重新拾筆，一路強忍悲痛地寫了下來。直到最後，為母親寫出悼詞。

回想起來，圍繞着全家的長久魔咒，一是造反，二是造謠，可以概括為“兩造”。

“兩造”，在中國古典文化中倒是一個重大詞彙，因此我也不忍糟踐，就把家庭魔咒轉化成了生命筆墨。

我相信，無論是我們自己的年輕人還是外國人，都很難讀懂裏邊的內容，因此想用最簡單的語言介紹幾句——

這本書，寫了現代中國一個普通家庭三代人的歷史；

這歷史，雖然低微卻以小見大，與通行的歷史教條有根本區別；

而正是這區別，使它與生存良知有關，與文學本性有關。

癸巳春日

在一次次有關我們“離婚”的謠言中，我們彼此為路，相持相扶。除此之外，不再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