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懸崖守護

九、懸崖守護

我爸爸的突然離去，使馬蘭更擔心起她的爸爸、媽媽來了。

事實一次次證明，受那些誹謗文章最直接傷害的，不是我們，而是我們的長輩。馬蘭的爸爸、媽媽，仍然把那些污濁的報紙看成是“中央文件”。中國的很多老人都有這樣的認知。

“我知道你一定不願意，”馬蘭對我說，“你能不能參加中央電視台的任何一個節目，讓我的爸爸、媽媽看到，‘中央’並沒有‘打倒’你。”

這事既可笑又凄涼。

我說，讓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電視台有一個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的節目，需要找一位專職的“文化素質評委”，希望我擔當。照理，一個辭職的高校校長是不可能參與這樣等級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話，猶豫了。最後，答應了。

沒想到這個節目在全國的收視率極高，而且，我主持的“文化素質”考核比歌曲比賽更有吸引力。選手們從題庫里隨機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課題，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與此同時，全國無數家庭的電視機前，子女正在調皮地測試着父母親，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這一來，這個節目很快變成了一個有上億人參與的文化大課堂。一次比賽長達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講述很長時間，我想岳父、岳母應該寬心了。

據統計，收看這檔節目的全國觀眾，有百分之八十三是為了看我的文史知識點評。

但是，由於全國觀眾對我的文史知識評價太高了，很快有一個姓金的上海文人寫出一本書來，指出我的《文化苦旅》裏有一百多個“文史差錯”。另一個姓郝的上海文人，與他呼應。

還是由南方那家周報領頭，全國一百六十多家報紙全都興高采烈地報道並摘引了他的書，台灣也快速出版這本書，這本書登上了亞洲暢銷書排行榜，他本人還被“香港書展”作為特邀嘉賓邀請到現場簽名售書。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偽造了“剽竊”事件，並藉此發起了一個全國規模的在聯合國“世界遺產大全”上“驅逐”我的運動，“啃余族”一呼百應，他們全都成功。

很多老人告訴我，發動此事的那兩個主角，是“文革”造反派中的著名首領。對此，我沒有興趣查證，只看到現在這幫人鬧事的速度和效力，早已遠遠超過“文革”中最有勢力的造反派。難道是兩代造反派、三代造反派的結合？

這不是沒有可能。歷史的病毒向來頑固，看似不見了，卻會以更大的規模變異、爆發。

對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個人血脈賁張，那就是楊長勛。他已經從廣西藝術學院調入廣西師範大學，天天關注着我所面臨的文化災難，氣憤至極。來幾次電話，在痛罵之後又抽泣不已。他說自己正在動手寫一本長長的書，把我這幾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這就使他不能不彙集全部資料，結果，越讀越憤怒，越寫越激動。有幾次，他在電話中說：“昨夜一夜沒睡，喝了不少酒，我快滅絕了。”

整整兩年，他都在寫這本我不知道標題的書。他數度自費到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調查。有時，我會在清晨接到他的電話，他總是恨恨地說：“我必須揭露這些人。這些人的經歷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國文化就被他們糟蹋完了！”

我知道，他又寫了通宵。

電話里傳來鋼琴聲，我問是誰在彈，他說是年幼的孩子。說起孩子，他口氣才稍稍變得柔和。

元旦剛過，他打來電話說：“書終於寫成了，我要讓你看一看。但請答應我，你看的時候不要過於憤怒。我已經用幾年時間代你憤怒過了，你再憤怒，就便宜他們了。”

他不想把這部書稿郵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廣西南寧去取。他說，這兩天，他會最後潤飾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達南寧的。楊長勛為了書稿已經兩天沒睡，見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淚喝酒。結果，發生了誰也沒有想到的悲劇：一月八日，楊長勛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終年四十三歲。醫院鑒定為：心源性猝死。

那部書稿，由金克林帶到了上海，標題是：《守護余秋雨》。

又一個生命，為我離去。他想守護我，但我沒有能守護住他。

他想在懸崖邊上艱難地為我清理一小塊立足之地，但他自己卻失足了。一下子，粉身碎骨。

我會一輩子記住這個名字：楊長勛。

我不知是怎麼看完書稿的。但是，看完后，我決定通過金克林，與楊長勛的妻子商量，暫時不出版這本書。書中的內容太徹底了，那些誹謗者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在新時期中的投機表現，以及後來與盜版集團的關係，都有了證據。

我不同意出版，原因有二：

第一，我們面臨著一個只審視被害者、不審視傷害者的巨大陷阱，沒有人會去關注那些誹謗者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關注了，也只是為社會增添了惡的觀感，但這種觀感，在中國已經積累太多。

而且，我還從楊長勛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些誹謗者的惡，大多是因為從小缺少善和愛的滋養，形成了一種可謂“攻擊亢奮型”的精神障礙，其實都是病人。例如湖北那個糾纏我很久的人，小時候居然是被父母親當作物品賣掉的，即使變態，也很值得同情。

據金克林說，楊長勛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同意我的決定。

我和馬蘭每天都躲在深圳家裏，很少外出。樓下大門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們的一個。

馬蘭關心樓下的信箱，只是因為還在等相關政府部門來信給一個說法。

這天她又沮喪地上樓了，手上拿着一封從上海轉來的英文信，交給我。

我拆開，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馬蘭發覺我的鼻子輕輕抽搐了一下，趕緊過來，問我怎麼了。

我閉了一會兒眼，抬起頭來對她說：“這是美國紐約市文化局、林肯藝術中心和美華協會聯名寫給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們評為亞洲最佳藝術家。而且，還是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我盡量說得平靜。

“這不可能。我已經好幾年沒演了。”她搖頭。

“信上說，這是美國二十四位資深戲劇評論家投票的結果。他們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磯的演出。其他評委，也看了你的錄像。”我說。

她的表情開始凝凍。

我繼續說下去：“信上還說，這個獎的評判標準很嚴。‘亞洲最佳藝術家’已經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終身成就獎’更是少而又少，除了電影藝術家黑澤明，舞蹈藝術家林懷民外，中國戲曲界只有張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數位得過。你是幾十年來這個獎項的最年輕獲得者。他們正在安排時間，你要親赴美國紐約領獎，還要準備做一個獲獎演講。”

她不說話，一直呆坐着。

我說：“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吧。”

這是傍晚時分，深圳的空氣中充滿潮氣，有點悶。我們在一條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說：“這事千萬不能讓國內的媒體報道。”

我一聽，苦笑了一下。前兩天，到深圳書城走走，被總經理陳錦濤先生髮現。陳經理到辦公室拿出一份印刷品，上面有全國近十年來最暢銷的十本書排行榜，十本中，我一人竟佔了四本。我一見就讓陳經理趕快收起來，不要讓很多人看見。因為，這就是我遭受圍攻的原因之一。

北京《中關村》雜誌來信，說我被投票評上了“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回信央求他們，盡量不報道、少報道。他們很驚訝，但還是答應了。

然而，不管怎麼掩蓋，也總有缺口被那些人擠進來。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鄉出生的老屋，由於經常有不少海內外的讀者來參觀，給現在的屋主帶來很大的困擾。我聽說后就把它買下，贈送給鎮裏，請他們見到參觀的人開一下門。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維修、打掃、看管的事情超出了鄉親的能力，因此鎮裏就問縣裏，能不能由縣裏保管。

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麼被一個年輕村民捅上了網，那些“啃余族”一見，又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所有的矛頭都針對着我可憐的鄉親，罵他們怎麼膽敢把我家老屋當作“文物保護單位”而試圖賺錢。

我知道，這鋪天蓋地的網上風潮，一定把鎮裏的鄉親和縣裏的官員嚇着了，哪裏還敢再保存老屋。我連忙寫信給鄉親，請他們在村莊建設時把老屋拆除。

我想，拆了也好。老屋有太多牽動我情感的故事，千萬不能被現代邪惡糾纏。一來糾纏，不如淪為瓦礫。

於是，我又和馬蘭一起，回了一次老家，特地在老屋前拍照。這屋，確實破敗了。但是，就在這些老舊的磚瓦間，有過父母親的結婚鼓樂，有過媽媽的油燈書信，有過祖母的大災孤居……一切美麗和悲愴，都將隨風飄散。

從老屋，又想到媽媽。

我偕妻重返老屋。長輩的故事，童年的記憶，全都埋藏在這些老舊的磚瓦間。我們身後的石沿，是我人生道路的起點。我早年的鄉親、鄰居，你們都到哪裏去了？

我在心中輕輕地說：媽媽，那些人不僅不讓我們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還不準保留我們最早的住所！

媽媽一定會問是什麼樣的人？

我說：就像幾十年前我們經歷過的一樣，是一片叫不出名字的泥淖，是一團緊隨不放的陰雲。

媽媽一聽就懂。

我和馬蘭又趕回上海，去看媽媽。媽媽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着她花白的頭髮，回憶着一個個與那間老屋有關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經不能保留的事實，卻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對於越老的事，記得越清楚。

我問她，從進門到灶間，一共是幾步，她快速說出。

我又問她，後門小巷間的雨水缸，直徑多大，她立即張開雙臂比畫了出來。

我還問她，我出生的那張床，床框上刻着哪幾句古詩，她也毫不頓挫地流暢背出。

但是，這一切都將變為廢墟。

馬蘭獲“亞洲最佳藝術家終身成就獎”的頒獎儀式，在哥倫比亞大學禮堂隆重舉行。紐約市文化局的局長、林肯藝術中心的總監、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校長，都出席了。儀式上播放了馬蘭歷來的演出片段集錦，她發表了獲獎演講，題目是《中國戲曲的昨天和明天》。她的思考等級和表達能力，讓全場大為驚訝，因而掌聲不斷。

紐約市文化局、林肯藝術中心在哥倫比亞大學為馬蘭頒授“亞洲最佳藝術家終身成就獎”。在頒獎儀式上，馬蘭發表了《中國戲曲的昨天和明天》的演講。

我在耶魯大學演講后攝。馬蘭喜歡耶魯大學的建築，覺得比我巡迴演講的其他美國大學漂亮。

我作為“家屬”，非常低調地陪在一旁，卻還是被哥倫比亞大學發現了。那就免不了也要發表一個演講了，我的講題是《重構中國文化史》。年邁的夏志清教授聽了鼓勵我：“你歷來在紐約的每一次演講，我都來聽了，一次比一次好。”由他熱情推薦，我再度到美國的著名大學做了一番巡迴演講。

由於我的思路比較獨特，在各大學又一次引起轟動。但我反覆地請求當地華文報刊的記者，絕對不要向國內報道。

馬蘭作為“亞洲最佳藝術家終身成就獎”的獲得者，再次受到當地華語藝術團體的移民邀請。馬蘭的回答是：“家裏還有老人，需要照顧。”

回國后與齊華通了一次電話，他說余鴻文先生已在四個月前去世，他也剛剛從余鴻文先生的女婿那裏聽說。我問，老人安葬在哪裏。他說骨灰盒暫時安放在一個殯儀館的安靈堂。正巧，與我父親是同一個殯儀館。

那天下午，馬蘭在家裏陪媽媽，我一個人去了殯儀館的安靈堂。馬蘭太敏感，那樣的地方不適合去。

在安靈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鴻文先生的靈位。他們的位置，離得不遠。我特別向余鴻文先生的靈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輩的長者，又是我爸爸、媽媽的婚姻大媒，因此，也是我生命起點的攢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順着安靈堂的甬道離開。突然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笑容，那是一個骨灰盒上一幀發黃的照片。一看名字，原來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還是用那種憂鬱而幽默的眼神看着我，我立即退後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這引起了我的注意，覺得這裏可能還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腳步，左右打量。這一打量不要緊，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對面，我看到了曾遠風的名字。走過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個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頭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條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給我講的話：“老弟，人生如戲，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遠是打手，有人永遠挨打。”

我想與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商量，能不能把這兩人的位置移開一點，不要靠得那麼近。但一想這必須通過雙方家屬，非常麻煩。而且，說不出理由。

走出安靈堂大門時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彷彿掃到，就在最靠大門的地方，有一個骨灰盒上的名字有點奇怪。也姓余，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余頤賢，原來是他。家鄉的盜墓者，又做過不少好事。真是他嗎？他什麼時候到了上海？會不會是同名同姓？從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從故鄉山間的月色下一路走到這裏，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