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紫玉樓梯

第四章

一、紫玉樓梯

祖母回到上海后的那個冬天，我家的樓梯有點擁擠。

家裏人都陸續回來了。為了補償多年來在外面對這個樓梯的想念，每個人登樓時都故意把腳步放重。“嘭、嘭、嘭”，覺得這下終於踩實了，不在夢裏。

敲門聲更多，一聽到，家人又會“嘭、嘭、嘭”地衝下樓梯去開門。然後，好幾個客人的腳步聲就傳了上來。

有客人來，媽媽又要去擦拭樓梯扶手了。但下去兩次，都笑着上來。原來那麼多人穿着肥肥的棉襖上上下下，早就把扶手擦得纖塵不染。媽媽故意拿着一塊雪白的新抹布去擦拭，上來后把那塊抹布塞到我眼前，說：“真是，連一丁點兒的污漬都沒有。全是衣袖磨的，快要磨成紫玉水晶了！”

來得最多的是爸爸單位的同事。爸爸與他們見面，完全不存在“劫后重逢”的喜悅，而是非常尷尬。

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中年男子，進門就衝到爸爸跟前，結結巴巴地說：“老余，那次批判會上我失手推倒了你，是造反派強要我……”爸爸這才明白，現在單位里已經反了過來，在查他受十年迫害的事。

“那次是我自己沒站穩。”爸爸說。

“這下你可以放心了。”一起來的趙庸笑着對絡腮鬍子說，“只要老余不揭發，你也就沒事了。”

爸爸沒有把頭轉向趙庸。

趙庸靠近爸爸一步說：“一切都是那個黑邊眼鏡的事，雖然他早就下台了。這次我們為你整理了一份他迫害你的事實，你簽個名，我們交上去，就可以逮捕他了。”說著把一沓材料塞到爸爸手裏。

這時爸爸才轉向趙庸，說：“就是那個戴黑邊眼鏡的青年？我並不認識他，他也沒有揭發我呀。”

說著，爸爸抬起手來，把趙庸剛剛遞給他的那一沓材料撕了。當時的紙質很脆，那麼厚一沓，他撕得一點也不吃力。他撕得很慢，也很輕。邊撕，邊嘟噥：“材料，材料，總是材料。”

趙庸失神地看着爸爸的動作，沒有阻止。他知道今天講不成什麼話了，但臨行又回身對爸爸說：“那個阿堅，吳阿堅，他也在‘文革’中受了苦，托我……”

沒等他說完，爸爸就打斷了他：“已經託了六個人來說過了。你轉告一下，我不會揭發他，說到底也不是你們的事。”

過了幾天，又有三個人敲門找爸爸，說是區政府來的，還給爸爸看了介紹信。他們說，爸爸是單位里受迫害最深的一位，現在撥亂反正，希望爸爸能夠負責單位的清查工作，清算造反派，然後把全部領導工作都承擔起來。

爸爸說，自己有高血壓、糖尿病，又生過肝炎，身體不好，希望提前退休。來的人反覆勸說，爸爸就叫媽媽把抽屜里的病歷卡拿出來給他們看。

一個月後，那個絡腮鬍子又來敲門，一次次感謝爸爸對他的原諒，使他免於處分。從他嘴裏知道，那個黑邊眼鏡最近已經被正式開除，由公安局發配到邊疆勞動改造。單位的清查工作由趙庸負責，而單位的領導人則是選定了吳阿堅。爸爸因病提前退休的申請也獲批准，過些天會舉行一個隆重的儀式。

爸爸隨即抽出鋼筆寫了一張字條，叫絡腮鬍子帶去。條子上沒有寫吳阿堅和趙庸的名字，只是光愣愣的一句話：“感謝批准我提前退休，我不會來參加任何儀式。”

爸爸的事，總算了結了。

那天，敲門后踏上樓梯來的，是兩個陌生男人。他們在樓梯上輕輕講了幾句話，祖母聽得並不清楚，卻一下子跳了起來。

那是安徽話。

兩個陌生男人一上樓就認出了祖母。一個年紀大一點的男人從中山裝的口袋裏拿出一份東西，打開，然後對祖母說，他要朗讀他們市委為我叔叔“平反昭雪”的文件。

讀完文件，他們兩個坐下，掏出香煙點了起來，準備說話。看到祖母對着飄過去的煙霧皺起了眉，他們立即把香煙按滅在煙灰缸里。還是那個年紀大一點的男人開口說話，嗓門很響，中氣十足。他說，我叔叔“是國家難得的人才，不僅技術精湛，而且道德高尚，為捍衛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而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我慌忙看了一眼祖母。

年紀輕一點的好像看出了我的不滿，搶過話頭說：“這次的平反工作是江斯達書記親自領導的。江斯達書記一再指示，余志士先生作為一個上海知識分子，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貢獻給了安徽大地……”

聽到江斯達的名字我又看了祖母一眼，但祖母好像沒有聽到。她此刻的眼神，涌動着一個年幼女孩被奪走了手中珍寶的無限委屈。她，已經八十四歲。

兩個陌生男人也看到了祖母的這種奇怪眼神，怕出事，連忙停止對叔叔的歌頌，改口說：“老太太，讓我們化悲痛為力量，加入新長征！”

祖母顯然沒有被“新長征”感動，抖着嘴唇開始說話：“他第一、第二次自殺后救活，你們為什麼不通知我？”

那個年紀大一點的男人說：“老太太，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沒有經驗，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們還要搞？”祖母問。

“嗯。”

“什麼時候？”

“再過七八年吧。主席說過。”

“那你們走吧。”祖母說罷，站起身走進了裏間。

事情確實讓人悲觀。沒過多久，那位下令逮捕“四人幫”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又下了令，凡是毛澤東做出的決策，都必須繼續遵循。

這一來就麻煩了，“文革”期間幾乎所有的大事都是毛澤東決策的，於是什麼也不能否定。不能否定“文革”，不能否定造反，不能否定工宣隊，不能否定廢學，不能否定全國性的大批鬥……這也不能否定，那也不能否定，卻又要“清查”，能“清查”什麼呢？結果，反倒是周恩來佈置的文化教育重建工程，毛澤東沒有做出什麼決策，成了“清查”的主要對象。

我本人，也因為曾經隨口說過一句“發動文革是一個錯誤”而受到“清查”，而且和我爸爸十年前遇到的麻煩完全一樣：這句話的主語是誰？那個原來與我們一起編過教材，後來又轉身響應號召“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叫孫光萱的人，成了“清查組負責人”。總之，仍然是他們這幫子人在忙碌。上海這種“清查”的驚人之筆，是槍斃了華東師範大學一個叫王辛酉的人，罪名是反對“文革”。

我聽到這個消息后坐不住了，便壯着膽子不斷給北京的中央辦公廳寫信，報告上海的情況，強烈要求否定文革。每星期都寫一封寄出，這是我已故的叔叔給我的訓練。

我知道，每到郵筒投寄一封信，都可能是返回到自己身上的炸彈。但我，已經不怕。

那一堆堆由水泥砌成的灰綠色郵筒，已經很有年頭了。投信口的銅板上還刻着精緻的英文字，應該是上海租界時期的遺留。我十幾年前按照叔叔的指示從這裏投寄過他寫的上訴信，結果使安徽的人為災難產生轉機，而他自己則為此失去了生命。

我用手拍一拍灰綠色的水泥老郵筒，心想，你這個老傢伙，比我祖父的年紀還大吧，吞吐過多少天下信息，應該知道有叔侄兩人，在這裏投注過什麼。

幸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北京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叫“十一屆三中全會”，“文革”終於被否定。會議還宣佈，中國要解放思想，停止階級鬥爭，着力經濟建設，開始改革開放。會後沒幾天，上海的那些“清查組”全部都解散了。那些人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完全找不到了。

他們都到哪裏去了呢？中國的每次榮辱興衰，都伴隨着不同人群的隱顯出沒。陰風乍起，一些翅膀就黑壓壓地出現了，它們原來躲在哪裏？天光初露，它們又頃刻沉寂。但是，只要有過昨夜的記憶，就會知道它們還強悍地存在，時時從隱秘的草叢中，抬頭張望天色。

半年後，我應邀參加了在廬山召開的全國文藝理論研討會。這個會議開得非常盛大，絕大多數劫後餘生的文化名人都參加了。

很多老人見了我都會說一句：“你的事情我聽說了，很勇敢！”不知他們聽說的是哪一段。

我是這個會議最年輕的代表，在總結大會上被選為全國藝術理論研究會秘書長，這年我三十三歲。

坐長江輪迴上海，我在甲板上看着橙黃色的江水做出決定，不趕“秘書長”之類的熱鬧了，還是返回安靜，埋頭繼續奉化半山老樓的讀書計劃。那時讀的是中國古籍，現在有了開放勢頭，應該增讀世界人文經典，為自己補課，也為中國補課。

長江輪很擁擠。很多人背着大包，挑着擔子。特別令人注目的是一些年輕人，行李簡單，頭髮飄灑，不管是男是女，都清瘦俊朗，身材很好。他們大多穿深色服裝，風塵僕僕，都像我一樣，在甲板邊默默看着江水。

他們是去尋找在災難中分離的親人？還是已經找到了，剛剛在哪個碼頭分手，現在各自要找自己的道路？他們看完江水再抬頭看岸邊，岸邊，唐代的山川連接着現代的莽原。

他們讓我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炮火剛停，很多還沒有找到家人的歐洲難民，都擠到了還沒有修復的音樂廳，聽巴赫和貝多芬，試圖讓音樂喚醒自己未潰的靈魂。同一個人種之中既有魔鬼也有天神，他們幾乎沒有考慮，那些殺人魔王和音樂家，屬於同一個民族。

這些長江輪上深色服裝的年輕人，現在和我一樣也在傾聽。那音樂，不是巴赫和貝多芬，而是“高山”、“流水”，太早太早的曲子，屬於這條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