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稍稍打開的窗

五、稍稍打開的窗

當天晚上就知道了，我在農場期間，爸爸單位的造反派已經下台，一些老幹部在掌權，但他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爸爸平時可以回家，一有“風吹草動”，還要去單位報到，接受關押。

現在掌權的老幹部，在“文革”初期也是與爸爸一起被“打倒”的。為什麼他們沒事了，爸爸還有事？到底什麼事？

我怕觸動爸爸的傷心處，沒敢問。

過了兩天我試探性地問爸爸：“什麼叫風吹草動？”

爸爸說：“不大清楚，好像是指外面的階級鬥爭形勢。”

我順手拿起桌上的一張報紙，說：“現在外面的階級鬥爭形勢是，連美國總統尼克遜都要來了！”

尼克遜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到上海的，離林彪事件還不到半年。周恩來要與他在錦江飯店談判，他的車隊從西郊賓館出發，要經過南京路。

那天我回家，看到爸爸、媽媽都準備出門。

尼克遜的來到，就是爸爸上次所說的“風吹草動”，而且是大吹大動。爸爸作為被審查對象，有破壞嫌疑，必須到單位關押。這對他來說早已不用做什麼準備，心情輕鬆地坐在一邊等媽媽。他單位正好在南京路，可以與媽媽一起走。

媽媽為什麼要去南京路？是為了站在沿街的窗口歡迎尼克遜。這不是出於對他們的信任，而是看上了他們對南京路沿街住戶的陌生，因陌生而構成安全制衡。

我問媽媽：“上級對你們提過什麼要求嗎？”

媽媽說：“已經到居民委員會開過會。一要防範有人向尼克遜車隊開槍，二要防範有人與尼克遜車隊聯絡。”

爸爸笑了：“第一種防範，是把尼克遜當國賓；第二種防範，是把尼克遜當敵人。”

媽媽說：“還規定了，三分之二的窗關閉，三分之一的窗打開。我幸好分在關閉的窗里。”

我問：“為什麼說幸好？”

媽媽說：“打開的窗子裏要揮手，很麻煩。規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揮大搖，因為他們是帝國主義；也不能不揮，因為他們是毛主席的客人。”

“那怎麼揮？”爸爸好奇地問。

媽媽說：“居民委員會主任已經做過示範。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搖擺。面部表情不能鐵板，也不能高興，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這個標準練習起來。媽媽說：“你不用練，你的窗戶一定關閉。”

正說著，陽台下有人喊媽媽。我伸頭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婦女已經集合，中間還夾雜了一些老年男人。

爸爸、媽媽下樓了。我在陽台上聽到居民小組長在說：“你們兩個都去？太好了，我們正愁人數不夠。”

爸爸說：“我還有別的事，只是順路。”

我暗笑，“別的事”，就是去關押。

在爸爸、媽媽的窗口下經過的尼克遜，與周恩來簽署了《中美聯合公報》。隨之，中國又要恢復聯合國的席位。整個局勢轉眼間就發生了重大改變。

後來才知道，周恩來在尼克遜訪華前幾個月，就到上海佈置了重建教育文化的一系列工作。他認為，要結束封閉，首先要結束災難。當時上海的官員中有不少“文革派”，他們從林彪事件和中美交往中知道形勢已經逆轉，多數人在萬分惶恐中轉變了立場。周恩來在上海下令，為了應對重返聯合國和推進中美關係的緊迫人才需要，大學立即複課，所有的教師回校編教材、編學報、編詞典。

中文教材最容易受到極左派指責，按照當時的主流意識，只有用“革命樣板戲”和毛澤東詩文做教材，但周恩來決定，先以魯迅為教材。因為魯迅是真正的文學家，經由他，可以兼及現代文學、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的各種文體。同時，周恩來還考慮到，魯迅是毛澤東肯定過的，先用他的作品做中文教材，極左派雖然不高興，卻也不便立即大聲反對。

這件事，就與我有點關係了。

周恩來指示成立的魯迅教材編寫組設在復旦大學的一個學生宿舍，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師組成。我受學校的指派去參與，但分到的事情很少，只註釋了魯迅的兩篇小說，寫了魯迅在廣州幾個月的事迹，幾天就做完了。然而，看着各校教師剛剛從農村回來就全心投入了教材和詞典的編寫，又聽說北京也在大規模地標點古籍、翻譯名著，我產生了一點感動。

很快，第一批“工農兵學員”入學了，復旦校園裏又出現了闊別多年的熱鬧景象。說是“工農兵學員”，其實就是前些年中斷學業“上山下鄉”的中學生。他們是幸運兒，多數同齡人還在農村，沒有獲得上學複課的機會。但是，他們的出現，卻使周恩來領導的教育文化恢復工程有了生命化的證明。教師們一見，知道這事是真的了。

幾乎所有的教師都立即手忙腳亂地搶時間，要把損失的幾年補回來。他們當時所寫、所講的內容，還比較粗糙，來不及篩去時代的雜質。可理解的是，這是在救急，就像救災的米麥中夾帶着雜質一樣。

我由於前幾年已經徹底絕望，因此面對這樣的大轉折，走在校園裏一次次眼眶濕潤，心裏總重複着四個字：“天佑中華。”

我這個人一直對政治人物缺少理解，但對於在災難中恢復教育文化的周恩來，卻是佩服。因為如果他不在一九七一年就開始做這件事，中國教育文化的精氣神難免散盡，再收拾就不容易了。我曾說，為什麼後來恢復高考時所有的大學都有能力立即開課？因為周恩來在五年前就已經開始在做準備。

但是，這麼重大的壯舉，在極左派看來是“右傾翻案”，他們坐立不安。

那天我回學院，看到教育樓的紅磚外牆上新貼出一條標語：

不要資產階級文痞，

寧要無產階級文盲。

這種標語在當時看得多了，但這次，顯然是針對着周恩來領導的複課。

我歷來不怕極左派，現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標語邊貼了一張紙條，這在當時叫“戳一槍”。我寫的是：

上海的流氓總把別人說成是流氓，

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樣。

寫完，簽上自己的名。剛貼出，就圍着很多人在看，表情興奮。可見，社會氣氛已變。當天下午，張可老師在路邊看到我，一笑，說：“那一槍，很准。”

我說：“我看了那麼多年，發現破壞文化的，都是文人。他們是真正的文痞。”

張可老師說：“文痞很濫，你要小心。”

我說：“不怕他們。”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貼紙條的上方，一條新標語又出現了：

警惕老保翻案！

“老保”，指的是反對文革的“保守派”。在我們學院，領頭的有三個，被造反派稱為“三座大山”，我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知道。

我又在這條標語邊“戳一槍”：

天地大案尚未審，

何人翻案未可知。

這次我乾脆署名為“老保大山”。如果在幾年前，這樣署名一定會遭來暴徒們的批鬥，但現在形勢已經不同。周恩來、尼克遜、聯合國、編教材……這一切，加上我家與造反派的生死仇恨，再加上自己在農場的極限掙扎，已使我渾身膽氣。

就在這時，我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併發糖尿病、高血壓，已從關押處轉到醫院，醫院連續發出六次病危通知。

醫院裏的爸爸，臉色薑黃，骨瘦如柴，看到我，居然滿眼抱歉。他的意思是，帶着那麼多麻煩沒有解決，卻要離世而去，整副家庭重擔撂給我這個還沒有工作的大兒子身上了。

爸爸看來已經凶多吉少，沒想到，一位叫姚鴻光的醫生用中西醫結合的實驗，救了他一命。

我的幾個弟弟都在農村和漁船上艱苦勞作，只能由我陪媽媽到醫院照顧爸爸。但是，按當時的交通條件，復旦大學離市區實在太遠。

因此，我離開教材組回到市區，與媽媽輪替着到醫院病房照顧爸爸。爸爸的病情，似乎在一點點好起來。我覺得這是天大的僥倖。我兩次暗暗自勉：天不絕人，人不該自絕，既臨絕境，正無妨更加勇敢。就在這時，我突然聽到，醫院附近有一家創辦不久的文學雜誌《朝霞》，遇到了大麻煩。

這家文學雜誌很“左”，沒有什麼水準，卻有一篇小說被認為有諷刺“工總司”之嫌。這可不得了，“工總司”司令王洪文在林彪事件后已躍升為中國的第三號人物，僅次於毛澤東和周恩來。毛、周都是生了重病的老人，王洪文眼看要成為全國最高領袖了，這種態勢使他在上海造反時的小兄弟驕縱得不可一世。“誰敢諷刺我們？”他們二話不說衝到《朝霞》編輯部，橫七豎八地貼了大量威脅標語，說如果不立即認罪就要來“搗爛”、“踏平”、“血洗”。

我去看了一眼編輯部，在樹林般的飄飄紙幡下，那些編輯嚇得面無人色，不知道該怎麼辦。

“又是工總司！”我想，爸爸被他們折騰了那麼多年我都找不到他們，他們竟到這裏來撒野了。我無力抗擊他們，但如果他們得勢，豈非白活一遭？第二天我離開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當時被稱為“寫作組”的文教管理部門，那家雜誌應該也是他們管的。

誰知他們那裏更加惶恐，原本聯繫《朝霞》的一位陳女士已經逃走，不知躲到哪裏去了。他們不了解我，但從表情看出了我對工總司的厭惡，就對我說：“我們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總司的動靜，好嗎？”

我說：“我早就想會會他們了！”

我去了編輯部，避過兩個號稱“工人作家”的疑似“工總司”坐探，與其他編輯一起想了一個辦法：找幾十名工農業餘作者，滿滿地擠在編輯部樓梯口的那間大房間，聽我的講座。這樣，工總司如果來動武就有困難了，因為這麼多聽講座的作者也全是工人和農民，而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師，沒有別的身份。

我先講魯迅小說。幾天後，再講《紅樓夢》。當時已經知道，毛澤東也喜歡《紅樓夢》，因此可以大膽講。但有時我想到屈死的叔叔，會突然語氣哽咽，使聽講者大感奇怪。我邊講邊關注着房門口的樓梯，等着工總司。

“工總司”如果真來動武，一定會把我抓走，然後查出我爸爸是被他們打倒的對象，後果有點嚴重。因此，那些天，我真正算得上大膽。門口有了較大的響動，我心一哆嗦，然後吸一口氣，繼續講。

後來，據說王洪文在北京也不想上海的兄弟再折騰這等小事，危機過去了。那個先前躲起來了的陳女士重新高調出現，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邊。但不幸的是，我已傳染了爸爸的肝炎，一時病情比爸爸還重，自己要住醫院了。

在我住院期間，外面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一場名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批判運動又在全國掀起。

當時周恩來總理已經病危，“反擊”的對象是他的助手鄧小平，因此又叫“批鄧”。這場運動直接關係到毛澤東身後中國的政治接班，可謂生死予奪。因此全國一片肅殺之氣，任何人都必須參加，誰也不能對抗。

誰也不能對抗？未必。我既然已經咬着牙齒對抗過造反，對抗過飢餓，對抗過洪水，對抗過“工總司”，那麼，現在還怕什麼？

正在這時，傳來了周恩來去世的消息，上海的當權者生怕干擾“反擊右傾翻案風”，禁止一切悼念活動。我一聽，立即拉着一起住院的靜安區副區長趙紀鎖先生，在虹橋醫院第六病區組織了一個隆重的追悼會，所有的病人都參加了。

這是當時全上海唯一的悼念儀式，已經受到“工總司”的密切關注。一個與我們一起編過魯迅教材、又為“工總司”講課的文人，突然帶着兩個人來醫院“探病”，目光在我的病房裏閃來閃去。我知道情況有異，當天晚上，在兩個護士的幫助下，快速出院。

當時的上海，很難找到躲避之處。好不容易通過一個熟人，找到了一個僅能容身的小窩棚。我躲在裏邊，一個多月幾乎沒有見過一個人，直到弟弟送來一封信，說我早年的老師盛鍾健先生要到上海來看我。

盛鍾健老師彎着腰看了看我的小窩棚，又用手按了按那張用木板和磚塊搭起的小床，說：“這不行，不是人住的地方，一定要搬出去。”

我說：“外面一片嘈雜。”

盛老師說：“如果你只是怕嘈雜，不怕艱苦，我可以到鄉下山間給你找一個住處。”

我拜託他找，說怎麼艱苦都可以。他回去后不久，就來信說找到了，並告訴我坐什麼船，再坐什麼車，他在何處等我。

我立即告別爸爸、媽媽，七拐八彎，住到了奉化縣的一處山間老屋裏邊。奉化，是早就敗退台灣的國民黨首領蔣介石的家鄉。

對上海而言，我徹底失蹤了，失蹤於又一撥政治狂浪襲來之時。

我不想再看到暴徒們的嘴臉，因此遠遠躲進了一處山間老屋。何時下山？那就要聽從上天的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