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板路

·石板路·

石板路在南邊可以說是習見的物事，本來似乎不值得提起來說，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現在除了天安門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見不到石路，所以也覺似有點希罕。南邊石板路雖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為熟悉，也最有興趣的，自然要算是故鄉的，而且還是三十年前那時候的路，因為我離開家鄉就已將三十年，在這中間石板恐怕都已變成了粗惡的馬路了吧。案《寶慶會稽續志》卷一“街衢”云：

越為會府，衢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幾於沒膝，往來病之。守汪綱亟命計置工石，所至繕砌，浚治其湮塞，整齊其嶔崎，除衖陌之穢污，復河渠之便利，道塗堤岸，以至橋樑，靡不加葺，坦夷如砥，井裏嘉嘆。

《乾隆紹興府志》卷七引《康熙志》云：

國朝以來衢路益修潔，自市門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內有天下紹興街之謠。然而生齒日繁，闤闠充斥，居民日夕侵佔，以廣市廛，初聯接飛檐，后竟至丈余，為居貨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僅容車馬。每遇雨霽雪消，一線之徑，陽焰不能射入，積至五六日猶泥濘，行者苦之。至冬殘歲晏，鄉民雜遝，到城貿易百物，肩摩趾躡，一失足則腹背為人蹂躪。康熙六十年知府俞卿下令辟之，以石牌坊中柱為界，使行人足以往來。

查志載汪綱以宋嘉定十四年權知紹興府，至清康熙六十年整整是五百年，那街道大概就一直整理得頗好，又過二百年直至清末還是差不多。我們習慣了也很覺得平常，原來卻有天下紹興街之謠，這是在現今方才知道。小時候聽唱山歌，有一首云：

知了喳喳叫，

石板兩頭喬，

懶惰女客困旰覺。

知了即是蟬的俗名，盛夏蟬鳴，路上石板都熱得像木板晒乾，兩頭翹起。又有歌述女僕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門內是一塊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間生活上這石板是如何普遍，隨處出現。我們又想到七星岩的水石宕，通稱東湖的繞門山，都是從前開採石材的遺迹，在繞門山左近還正在采鑿着，整座的石山就要變成平地，這又是別一個證明。普通人家自大門內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內用磚鋪地，或用大方磚名曰地平，貧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裡也有一條石板路，闊只二尺，僅夠行走。至於城內的街無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於行，則鑿去一層，雨後即着舊釘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顛仆，更不必說穿草鞋的了。街市之雜遝仍如舊志所說，但店家侵佔並不多見，只是在大街兩邊，就店外擺攤者極多，大抵自軒亭口至江橋，幾乎沿路接聯不斷，中間空路也就留存得有限，從前越中無車馬，水行用船，陸行用轎，所以如改正舊文，當雲僅容肩輿而已。這些擺攤的當然有好些花樣，不曉得如今為何記不清楚，這不知究竟是為了年老健忘，還是嘴饞眼饞的緣故，記得最明白的卻是那些水果攤子，滿台擺滿了秋白梨和蘋果，一堆一角小洋，商人大張着嘴在那裏嚷着叫賣。這種呼聲也很值得記錄，可惜也忘記了，只記得一點大意。石天基《笑得好》中有一則笑話，題目是“老虎詩”，其文曰：

一人向眾誇說，我見一首虎詩，做得極好極妙，止得四句詩，便描寫已盡。旁人請問，其人曰，頭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旁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說下二句罷。其人仰頭想了又想，乃曰，第三句其實忘了，還虧第四句記得明白，是很得很的意思。

市聲本來也是一種歌謠，失其詞句，只存意思，便與這老虎詩無異。叫賣的說東西賤，意思原是尋常，不必多來記述，只記得有一個特殊的例：賣秋白梨的大漢叫賣一兩聲，頻高呼曰，來馱哉，來馱哉，其聲甚急迫。這三個字本來也可以解為請來拿吧，但從急迫的聲調上推測過去，則更像是警戒或告急之詞，所以顯得他很是特別。他的推銷法亦甚積極，如有長衫而不似寒酸或嗇刻的客近前，便雲，拿幾堆去吧。不待客人說出數目，已將台上兩個一堆或三個一堆的梨頭用右手攪亂歸併，左手即抓起竹絲所編三文一隻的苗籃來，否則亦必取大荷葉捲成漏斗狀，一堆兩堆的盡往裏裝下去。客人連忙阻止，並說出需要的堆數，早已來不及。普通的顧客大抵不好固執，一定要他從荷葉包里拿出來再擺好在台上，所以只阻止他不再加入，原要兩堆如今已是四堆，也就多花兩個角子算了。俗語云，掗賣情銷，上邊所說可以算作一個實例。路邊除水果外一定還有些別的攤子，大概因為所賣貨色小時候不大親近，商人又不是那麼大嚷大叫，所以不大注意，至今也就記不起來了。

與石板路有關係的還有那石橋。這在江南是山水風景中的一個重要分子，在畫面上可以時常見到。紹興城裏的西邊自北海橋以次，有好些大的圓洞橋，可以入畫，老屋在東郭門內，近處便很缺少了，如張馬橋、都亭橋、大雲橋、塔子橋、馬梧橋等，差不多都只有兩三級，有的還與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跡寺前的春波橋是個例外，這是小圓洞橋，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烏篷船，石級也當有七八級了。雖然凡橋雖低而兩欄不是牆壁者，照例總有天燈用以照路，不過我所明了記得的卻又只是春波橋，大約因為橋較大，天燈亦較高的緣故吧。這乃是一支木竿，高約丈許，橫木上着板制人字屋脊，下有玻璃方龕，點油燈，每夕以繩上下懸挂。翟晴江《無不宜齋稿》卷一《甘棠村雜詠》之十七《詠天燈》云：

冥冥風雨宵，孤燈一杠揭。熒光散空虛，燦逾田燭設。夜間歸人稀，隔林自明滅。

這所說是杭州的事，但大體也是一樣。在民國以前，屬於慈善性的社會事業，由民間有志者主辦，到後來恐怕已經消滅了吧。其實就是在那時候，天燈的用處大半也只是一種裝點，夜間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總須得自攜燈籠，單靠天燈是決不夠的。拿了“便行”燈籠走着，忽見前面低空有一點微光，預告這裏有一座石橋了，這當然也是有益的，同時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記，時正聞驢鳴（1945年12月）

註：本文是周作人於1945年12月6日因漢奸案被捕入獄前所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本日北平各報載：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五四”時期新潮社骨幹，是周作人的學生）對記者談：“偽北大之教職員均系偽組織之公職人員，應在附逆之列，將來不可擔任教職。”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見報載傅斯年談話，又聞巷中驢鳴，正是恰好，因記入文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