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對不起，我是警察
序言
對不起，我是警察
（1）
2016年12月，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網易·人間欄目的徵稿啟事。
思索再三，抱着試一試的態度寫下了第一篇故事，初稿乾枯刻板，如同結案報告般，只有寥寥兩三千字。
沒想到，三天之後的一個下午，我接到了詩如編輯的電話，她詳細詢問了我文章的有關內容，並指導我如何把故事書寫完整。
又經過三天的修改，我終於磕磕絆絆地寫完了我的第一篇故事。
22日傍晚時分，當我第一次在網上看到了自己的文章時，激動之情難以自持。
（2）
我祖籍山東，曾任職於湖北某公安機關基層派出所，后在武漢某高校攻讀法學博士學位。
入職之初，由於所學的專業與公安工作尚有差距，我曾以為自己會留在機關任職，做一名“朝九晚五”的制服公務員。但沒想到，進入單位后，我被分配到了最為基層的崗位——派出所——成為一名基層民警。
工作輾轉於小偷、失足女、癮君子、賭徒、殺人犯之間，日復一日的是做筆錄、抓捕嫌疑人和處理各類案發現場。
新鮮感過後，我開始困頓於現實。一是的確很明顯地感受到一線警務工作的強度和壓力，二是對自己所處理的一系列人與事產生各種不解。
不斷地發現“壞人”，然後抓捕、做材料、送拘（拘留）或送看（看守所），繼而又不斷地有新的“壞人”出現；掀掉一個賭場或色情場所，馬上就又有一個新的賭場或色情場所出現。
無論如何嚴防死守或者嚴厲打擊，各種人間悲劇卻並未減少太多。
如果僅僅是對於我自己的人生，這份工作的意義究竟在何處呢？
（3）
上班之後，我發現“和稀泥”是派出所里解決問題最常用的辦法。
開始時，我單純地以為，同事們總愛“和稀泥”是怕麻煩，後來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兩個打架的人，全部拘留的辦案時間不超過一個小時，但進行治安調解，往往會消耗半天的時間和精力。一次，一對夫妻一周內因瑣事在家打了三架，也鬧到派出所三次，見不得同事們反覆調解，我終於下定決心將二人全部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拘留。結果二人的矛盾不但沒有因受到治安處罰而化解，反而愈演愈烈，終於在結束拘留後不久的一個深夜，丈夫向妻子舉起了尖刀。
事後，丈夫在詢問室里說，就是那一次拘留，在他的“行為檔案”上記下了濃重的一筆，更斷絕了他與妻子和解的可能，他將前途盡墨歸過於妻子的斤斤計較，所以痛下殺手。
做完筆錄，我有些自責。
想起之前同事對我說的一句話：“依法處理其實最簡單，但能否真正解決問題卻不好說，因而我們的工作本着儘可能化解矛盾而非激化矛盾的目的，做了太多不該我們做的事情。”
（4）
前往學校報到之前，公安局政委曾找我談話，建議我讀書期間如果時間寬裕，最好能夠把之前所經歷的事情都記錄下來，儘可能也應該能讓這些故事發揮更多的社會效應。
每一名基層民警都是一本關於生活的百科全書，經年累月地經歷着各色人生悲喜。我們既是看客，又參與其中，時間一長，便能在一個故事中看到另一個故事的影子。
不一樣的人生總會有些許相類似的經歷，也許悲劇更具穿透力。用真實的故事驚醒現實的迷茫，也許就是警察這份職業的意義所在吧。
“公安工作的目的不應僅限於懲處一時一事的罪惡，更應負有以真實案例教化人心、宣揚正氣之責任。”我時常想起政委的這句話，既是囑託，也是命令。
（5）
當警察之前，印象中的公安工作，就是港片中張家輝的“放下槍，我是警察”，但當警察之後，現實中的公安工作卻成了梁朝偉的“對不起，我是警察”。
一位憔悴的女子向我求助，請求我幫助她擺脫母親無處不在的控制。我問她需要我做些什麼，她求我逮捕她的母親，我不可能滿足她的要求。後來，她真的瘋了。
一位做好事救人卻被訛詐的商人，求我默許他對訛詐者“以牙還牙”，我明知他的委屈卻不能默許，眼睜睜地看着他為自己的見義勇為付出巨額代價。
我很想對他們說“對不起”，但卻說不出口，因為那時我感覺自己也同樣無助。我只好把他們的故事記下來，寫成《“任性”的母愛》《好人難當》兩篇文章，聊以抒發心中的憤懣。
（6）
後來，我開始相信因果報應。
張得勝是轄區裏的一名“老賴”，被人們蔑稱為“二球”。他常年混跡於街頭的麻將館，靠四處耍賴、偷盜和“碰瓷”為生。
我們嘗試過在法律層面上把他打擊掉，但無奈想盡了辦法，卻動不了他絲毫。張二球憑着自己一身的痼疾和鐵打的臉皮不斷與我們周旋，過着賴一天是一天的生活。
張得勝善於鑽法律的空子，他得意地稱這是“弱者的生存方式”。
為了他，我不斷地翻閱各類法條，想從中尋找能夠將他繩之以法的辦法，然而，在我幾乎要失去信心的時候，他卻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受到了懲罰。
他在“碰瓷”的過程中遇到一名比他更賴的“老賴”，張得勝轉眼間變成了受害者，連本帶息品嘗到了被“賴”的滋味。
一名將訛詐醫院當作財路的職業醫鬧，重病之後也被妻子當作訛詐醫院的工具，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
一名把孫子寵成“爺爺”的爺爺，毫無底線地包容熊孩子的一切行為，最終卻被驕橫的孫子推下樓梯，摔成了植物人。
一對各懷鬼胎的青年男女，妄圖用自己的謊言騙來一場理想化的婚姻，最終卻發現，這個世界誰都不傻，自己施害的同時也成為受害者。
……
英格索爾曾經說過，“幸福不是獎賞，而是結果；苦難不是懲罰，而是報應”。
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我不該妄談“報應”，但我寫下《“碰瓷”者的下場》《生也醫鬧，死也醫鬧》《要命的熊孩子》和《誰騙了誰的婚》四篇故事，只想告訴人們，這個世界真的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7）
也曾有一起案件讓我心懷慚愧卻又無力掙扎。
2015年5月，一起惡性電信詐騙案件中，一個向詐騙集團倒賣公民個人信息牟利的團伙被舉報。但當我們進入這個團伙位於一個小區的窩點時，卻發現對方只是一個安詳的三口之家。
一瞬間，我們懷疑過情報出錯，但隨後調查中從他們家中電腦上查獲的200G公民個人信息證實了舉報的真實性。夫妻二人用各種方式獲取了這些公民的私隱信息，再利用網絡銷售出去以獲取報酬。
女主人說他們只想攢錢給即將參加工作的女兒買輛代步車，卻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一直和民警商量能不能“少罰點款”。她不知道，在他們通過售賣公民個人信息獲利6萬元的背後，是11個家庭和單位被詐騙900餘萬元的滔天罪惡。
我們銬走夫妻二人的時候，他們的女兒，一名大四學生用絕望的眼神看着我們。我試圖去勸慰女孩子，她卻驚恐地關上了房門，並把自己反鎖在屋裏。
幾個月後，此案告破，不久卻聽到了女孩子跳樓自殺的消息，我一時驚得目瞪口呆。原來，夫妻二人出事時正值女孩子報考公務員的當口，她已經通過了筆試、面試，卻在政治審查中因直系親屬犯罪被取消資格，同樣考取了公務員的男朋友也因此和她分道揚鑣。
面對從22樓跳下的22歲生命，我曾一度慚愧，卻又不知自己該慚愧什麼。只好試着把這個故事寫下來，用以告訴後來人——你的背後還有你的家庭。對於世界來說，你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但對於你的親人來說，你卻是整個世界。
（8）
上班之後，我努力回憶從小到大看到的影視劇中的警察形象並試圖模仿他們，但實際效果卻不好。
第一次110出警，面對被群眾當場抓獲的慣偷，我像木頭一樣呆站着不知該說些什麼，最後在同事驚異的目光中憋出一句：“大哥，偷東西不對……”
第一次處理自殺現場，我被上吊者因繩子突然斷掉而墜落的腦袋當場嚇哭……
第一次追捕偷電動車的蟊賊，我情急之中選錯了交通工具，踩着環衛工的三輪車跑得自己“丟盔棄甲”……
第一次帶犬巡邏，巡邏車前排的同事裝容齊整，巡邏車後排的我撩撥警犬，然後和它打得雞飛狗跳……
師父宋警官說：“你一定得把你做的這些事兒都記下來。”我問為什麼，他說他要拿去做典型案例，去教育以後的徒弟。
但真正決心寫作，其實是從一個人開始。
那個女孩是一名大學生，也是一個癮君子。她的男友早前因吸毒被我們上了“常控”，兩人投宿時觸發警報，她也在之後的尿檢中查出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毒）“陽性”反應。
她在我的碩士母校就讀大三，深愛着她那做混混兒的帥氣男友。她說自己吸毒是為了幫助男友戒毒，男友會對她不離不棄。
她哭着懇求我不要通知她的學校，她承諾自己會戒掉自己的毒癮。
後來，我和她的父母都在全力幫她戒毒，我們想了很多方法，但不幸的是，那些努力最終都沒有成功。
她曾一次次發誓，一次次宣稱自己戒毒成功，她的父母也一次次向我登門致謝，我一次次深感欣慰自豪。但時隔不久，她卻又一次次地復吸。
終於，她放棄了自己，在2015年一個夏日的傍晚，留下一張字條后離家出走，至今杳無音信，留下了白髮蒼蒼的父母和一個幾近破碎的家庭。
她的男友依舊在吸毒，並不斷更換新的女友，經常在街面上招搖過市。
一段時間，我刻意尋找那個混混兒，然後將法律賦予我的自由裁量權在治安處罰層面發揮到極致。我不奢求他能夠戒毒，只希望儘可能地讓他在拘留所和強制隔離戒毒所之間往返，不要再來禍害其他無辜的女孩。
但我的計劃似乎並未奏效，依舊有懵懂的女孩子為他前赴後繼，甚至充當他的毒資來源。
“她們傻嗎？”我問同事。
“也許是沒有親身體驗過‘那東西’（毒品）的危害吧。”同事說。
那是一條很難回頭的路，我不能讓她們去親身體驗，但可以把那些故事告訴她們，希望別人的真實故事可以震撼到她們。
（9）
不知不覺，我已經在網易·人間欄目寫了接近一年的非虛構故事。
感謝網易·人間欄目的各位編輯同志，她們不但指導我提升寫作技巧，同時在日常的聊天中不斷激發我回憶起那些逐漸生疏的記憶，並從中尋找出好的題材。
我會繼續寫下去。
近段時間，幾位讀者朋友聯繫網易·人間欄目組，希望能夠和我在現實中做進一步的交流，但由於工作原因，也基於保護文中人物私隱的考慮，我既不能在文章中公開我的身份，也無法在之後的公開活動中露面。
因此，只好在這裏先向各位讀者朋友致歉。
但請您相信，我就在您的身邊，在靜謐安詳的小鎮街頭，在忙碌熙攘的城市道口，在每一個午夜時分懸挂着深藍色燈箱的派出所值班室。
我是深藍，200萬人民警察中無比普通的一個。
2017年10月27日深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