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郎毓秀:來自東方的雲雀
二十三
郎毓秀
來自東方的雲雀
她的父親是近代攝影之父郎靜山
她的師長不僅有蜚聲海外的歌劇名角
更有國內京昆戲曲大師梅蘭芳徐炎之
她十五歲進入音樂學院,十六歲就在法國百代公司出了首張唱片
最終以婉轉的歌喉將自己推上了中國四大美聲名伶的舞台
而更令人刮目的是她成為中國最早進入國際聲樂比賽的東方評委
穿過音樂學院竹園的小徑,來到了郎毓秀先生隱於校園內的居所。如今,這位90歲的美聲名伶早已退出音樂表演舞台多年,而她的名字卻從未被世人淡忘過,每年都有慕名前來的青年,就像膜拜金字塔似的想探尋一下這位傳說中的歌劇名伶。
現在她在校園裏的身份是一位教師,每周拖着病體數次往返於學校的新老校區。為了開展更多的教學活動,為了讓這些西學後生能夠接受更正統的美聲訓練,她每周都堅持親自來到學校為學生上課,無論嚴寒酷署她從未停止過聲樂、意大利語、法語三門課程的同期教學。
一生中她曾數次踏出國門,但最終還是選擇了定居國內。如今回國已有六十七年,她脫離意大利語、法語的語言環境也有六十七年,而每當與外國友人交談時她那純正的語言依然流利到無可挑剔。曾經有無數人都想探詢這其中的秘密,而郎先生只是淡然地笑笑拿出了書桌上的課本,數十年如一日,她幾乎每天都在找機會練習語言,無論是清晨的朗讀還是傍晚翻譯國外學術資料,她從未有過懈怠。
語言,是聲樂——特別是外國聲樂演唱的基礎,而想克服這座大山可能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在這個名人云集的學院裏,每次上完課,與其他老師不同的是,她還要為索要簽名的學生簽完名,才能離開課堂。她是娛樂明星時代的傳奇,而她也有着自己的傳奇。
四川音樂學院,流傳着很多郎先生的故事。
而當我們走進這間光線微暗的寓所時,老先生正安靜地守在書桌旁閱讀。環視四周,除了大廳里的三角鋼琴,牆壁上幾張年代久遠的照片,也在訴說著室主人的傳奇人生。
郎先生說話聲音不大,卻很堅定。身着淺色軟質地的短袖襯衫,精心梳理過的齊耳銀髮,樸素與大方的裝扮之外,粉色指甲油卻悄然地流露出她雅緻的生活品位。
也許,沒有太多人知道,她就是奠定中國美聲唱法的四大美聲名旦的“郎”——另外三位分別為:黃友葵,曾任南京藝術學院副院長;喻宜萱,曾任中央音樂學院聲樂副院長;周小燕,現任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
新中國成立前,“黃、喻、周、郎”四大美聲名旦,與京劇界“梅(梅蘭芳)、尚(尚小雲)、程(程硯秋)、荀(荀慧生)”四大戲曲名旦,以及演藝界明星阮玲玉、胡蝶、周璇等,分別活躍在不同類型的舞台上。
我的父親,郎靜山
成就“黃、喻、周、郎”美聲四大名旦的時代,與“Miss郎”聲名並肩的,還有一位“Mr郎”,他就是“Miss郎”的父親郎靜山。
今天,在網絡上搜索“郎毓秀”,有6600項條目,而搜索“郎靜山”竟有35700項條目!
他的簡歷上寫着:郎靜山,浙江蘭溪人,1892年生於江蘇淮陰,1926—1937年曾任上海《時報》新聞記者,是中國最早的新聞攝影記者。1926年,發起成立了上海“中華攝影學社”,這是我國早期較有影響的攝影團體。1930年在上海松江女子中學開設攝影課,開創了中國攝影教育之先河。
1921年起參加國際沙龍活動,入選作品千餘次,獲獎數百次,被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美國攝影學會接納為高級會員,並被十餘個國家和地區的攝影組織聘為榮譽會員。1939年,將現代科學攝影技術與中國的傳統繪畫六法理論相結合,開創出一條“集錦攝影”的新路子,“集錦之法”在於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東方藝術之本。1949年到香港,後到台灣,創辦“亞洲影藝協會”等多個國際攝影組。
郎靜山12歲到上海讀書,他的父親原是清末的武官,後來做了湘軍幕府的文案。這個青年才俊可謂是能文能武,詩詞歌賦樣樣精通,在戲曲音樂金玉古玩行當里更是交遊廣闊,頻頻與當時的名士雅集,此外他還是個超級京劇須角票友。在這樣一個充溢着名士氣息的家庭里長大的郎靜山,對新事物特別是西洋舶來品總保持着每日常新的好奇心。
郎毓秀回憶父親時總是提到當時他總喜歡去的一個地方——百貨公司。
郎靜山眼裏的百貨公司就像博物館,就像洋務科技的展廳,每日成列的商品都來自另一個世界,另一個社會,他就是從這裏開始了他心目中的新大陸的探尋。而今日看來,這個夢卻也只是套着西方的外殼的中國魂魄。
父親不擅理家,卻懂得生活。這是時年六歲的郎毓秀對這個還保留着公子性情的男子的概括。
而父親廣博的愛好與對西洋音樂的狂熱,也讓郎毓秀從小對西洋藝術有了莫名的親切感。父親為人豪爽且交友廣闊,這也為郎毓秀的一步步成長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十五歲進入國立上海音專學習,後來,受到父親的朋友冼星海的鼓動,十八歲便走出國門,遠赴比利時皇家音樂學院學習。其中的每一步,都與郎靜山的關愛扶持相系相棲。
就是這樣隨和的一位父親,在外人口中卻是中國攝影界的開山鼻祖,而在郎毓秀眼中,她的父親只是愛攝影,就像她愛唱歌一樣,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這種對藝術純然的熱愛,彷彿在她很小的時候就成了與父親血脈相連的一種情結。
郎靜山在很早的時候就發現了女兒嗓音確有可發掘的潛質,又見她着實迷戀上了西洋音樂,那執著的模樣就像當年自己才迷上攝影曬像時一樣。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在很早的時候就從她身上找到某種精神上的共鳴,從她身上看到了自己青年時代對理想渴慕追尋的身影。
來自東方的雲雀
郎毓秀,父親給她取這個名字時一定是參透了這孩子鍾靈毓秀的本質,而最好的璞玉也需要最好的工匠去細細雕琢。郎靜山恰恰正是那位慧眼識玉的伯樂,正是這位卓越的父親將女兒的一生推向了另一個領域的高峰。
在郎毓秀很小的時候,郎靜山就發現女兒對音樂有着特殊的感悟。一次,學校要排演黎錦暉作曲的《麻雀與小孩》的歌舞劇,能歌善舞的小毓秀很幸運地被眾人選為主角扮演小麻雀,這下可樂壞了他們一家人。特別是那位身為藝術家的父親,他幾乎把這場小孩子的遊戲看成了當時這個家庭里最大的事件來對待。
他騰出了自己寶貴的工作時間,連夜為小毓秀設計出了一套樣式別緻新穎的戲服,第二天他就找了裁縫按他的設計量身定做了兩身顏色各異的舞衣,一件粉色一件藍色,穿上戲裝的小毓秀實在讓人驚艷。而為了符合劇情需要和刻畫人物,他還特地為這個“小麻雀”裝上了一對輕盈的翅膀。這頗具美感的奇思妙想令小毓秀的舞蹈更顯得生動逼真,連旁邊的兄弟學校也風聞“小麻雀”的精彩表演而紛紛前來觀看。
正是這次成功的舞台體驗更堅定了小毓秀對音樂表演藝術的熱愛,那個五光十色的絢麗舞台就像是一塊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住了這個年輕的女孩子。以致這一生她都註定要為這個美麗的夢而不斷追尋,追尋。
1936年,時年十八歲的郎毓秀受冼星海鼓勵決定去比利時深造,為此專門找到精通法語的肖濟醫生補習語言。這位肖醫生,就是後來成為她的丈夫,也是繼續陪她走完後半段音樂之路的男人。
肖濟八歲跟隨大哥來到法國,從小便接受了歐洲正統教育熏陶。高中畢業,父親退休后才給他們二人去了封信,叫兄弟倆立刻回國。而當簽證官看到肖濟高中時各科優異的成績單時,好奇地問到這個優秀的華人青年,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選擇了回國,以他的成績在法國一定可以申請到很好的學校還能拿到高額獎學金。肖濟向他解釋了家中的情況,當他知道肖濟的去意已決時,便為他申請獎學金,讓他在國內一家教會醫學院裏繼續攻讀學士學位。
所以即使後來與郎毓秀定居到了四川,兩人在一起時仍堅持用法語對話。郎毓秀說,丈夫自幼長在法國,母語也基本就是法語,平時生活交流起來也更方便,而對她自己而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沒有語言環境的情況下盡量自己創造出環境來維持自己的外語水平。
1941年,二十三歲的郎毓秀結束了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音樂學院四年的學習,決定回國。當時她的祖國正在遭受着日本兵火的蹂躪,於是她從比利時輾轉非洲歷經周折終於還是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回國后,她參加了抗戰義演。當時抗戰的條件都相當艱苦,演員們和一線戰士們一樣少吃少喝,很多天都不能洗澡。像她那樣對生活和美有着嚴苛追求的人,很難想像那時她是如何堅持在一線那麼多時日,最後直到身體不能支持才被連長抬了下來。回憶起那段時光時,在她眼裏並沒有閃現出艱苦年月給人帶來的滄桑感,她說那段時間她從少數民族官兵那裏還學會了不少民族歌曲,一位朝鮮的女上尉還教了她十多首朝鮮族歌曲。
抗戰結束,國內形勢穩定了下來。而她和丈夫又萌發了繼續學習的想法,通過法國朋友的幫助,他們得到了獎學金再赴美國學習。在歐洲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郎毓秀覺得還應該研習一下美洲的教育體系,而這次她選擇了作曲和管風琴。那一年,她剛好三十歲。在國內有了穩定的事業,很多人都慕名來看這位留學歐洲的女高音的演出,此時她也剛剛生下她的第三個孩子。
對任何一個女性來說,這都是一個絕好的年紀,本應繼續固守事業在家相夫教子,但最終丈夫理解她對藝術的追求,於是將還是嬰兒的兩個孩子託付給了爺爺奶奶照顧,夫婦倆帶着三歲的大女兒開始了他們越洋求學的生涯。
她說自己很幸運,遇到過很多好人。
談起她赴美留學時的老師,她感慨多虧了這位老師,她才能順利地完成學業同時還能分身照顧孩子。因為她入學的是一個教會學校,而她的老師也正是位慈善的牧師。當她的老師得知這位來自遙遠東方的女學生帶着一個孩子來求學時,他深受感動,立即便為她找到了一所免費的幼兒園,而幼兒園裏還有可供郎毓秀練習的管風琴。
為了盡量減少郎毓秀的負擔和節約時間,每周的改題課,他都會自己開車到郎毓秀和先生的寓所里為她上課,順道他還會把她的孩子從幼兒園裏接出來,上完課後他還會負責將孩子送回幼兒園。這樣郎毓秀在美國的這段日子可以說是相當順利的,即使帶着孩子她也仍然能夠將全身心撲到自己的音樂上來。
現在在國外學習作曲的人已經越來越多了,但作為歌唱家的郎毓秀赴美學習作曲,在當年還是非常新鮮的事,即使到現在能這樣做的人也還是很少。很多人都認為,她是突然要改行作曲了嗎?對於這一選擇她有着自己的說法,原來當時她發現國內有許多優秀的地方民歌,而當時國內的作曲家還很少,當然也就更沒有人懂得如何為這些優美的民歌配上鋼琴伴奏了,而沒有伴奏譜的缺憾就使得這些優秀又受到大眾喜愛的作品很難拿上舞台表演。她最終選擇學習作曲和鍵盤樂器的目的,也仍然是為了她心愛的聲樂事業。
十年動亂,有許多故事,多到已經讓人不能再萃取這其中的酸甜苦辣。郎毓秀說起那些曾經被打為右派的朋友,眼神里充滿了惋惜。“每日大家都生活得提心弔膽,我們隨時都有可能被抓去批鬥,平日我們這些一心只知道埋頭藝術的人當年都被當成了牛鬼蛇神,每個人都要交代坦白。那時我總是和朋友想辦法說笑,我們的老院長那時還說‘郎毓秀,你怎麼還笑得出來?’可不笑又能怎麼樣呢?可憐的還是那些被劃成右派的同志,他們的後代全都受到了牽連,像我還不是右派,我的孩子都被分派到了鄉下,而那些人更是生活得慘淡了。”
每當說起這段往昔,總能讓很多經歷過它的父輩潸然,可年過九十的郎先生卻很坦然:肖濟當時被關在了醫院裏,我們雖然在一個城市可也失去了聯繫,孩子們也受到了波及,都被下放到了窮鄉僻壤。我的這些孩子們都沒怎麼好好上過學受過教育,像肖桐和我的四子後來考學都是通過自己努力上的音樂學院,可最好的年月還是被耽誤了,這是我一直覺得非常對不起他們的。而不要求“坦白”的時候,我還會和一起被關押的難友說笑,他們要我“坦白”就“坦白”嘛,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就一個,他們不准我唱歌……九年啊……那時我四十歲,正是最好的時候,不准我唱……這位一向以笑臉面對人生的老太太,在說起五十年前的這段往事時再也忍不住哽咽潸然了起來。
了解表演藝術的人都知道,對於一個歌唱家來說,四十歲的年華是多麼的寶貴,也是多麼的短促。那個黃金般的十年正是一個歌手嗓音、修養和舞台經驗積累得最好的時候,她想唱,只想一刻不停地唱,而在這十年她卻被禁止發聲。從小郎毓秀便繼承了父親對瑣碎生活的淡然,可對藝術她和父親一樣有着最為嚴肅認真的態度。然而就是這十年,她每日繁瑣於勞改、寫交代材料,藝術家光輝的嗓音也被歲月抹去了光彩。她也曾偷偷唱過,可沒有成功,音樂會更是無法設想的夢,她對自己暗暗發誓,將來有一天一定要再回到舞台上。可這一等就是十年,沉默無聲的十年。
“補不回來了,平反后我就開始了恢復嗓音的練習,一本本的練聲曲都唱完了,好在美聲的方法好,我的嗓音還是回來了,不過很多以前拿手的高難曲子都已經不能再唱了。最後還是開了告別舞台的音樂會,一個城市接着一個城市,我一上台大家還熱烈鼓掌,人們都沒有忘記我。”
平反后,她第一次開聲便發現了自己嗓音的變化,不禁失聲痛哭。但她下定了決心,即使要告別舞台,也要唱這最後一次。至此她每日便大半天地埋頭於琴房,從音階到氣息練習。經過艱苦的練習,她的聲音又找回來了,但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在這個舞台上停留下去了。於是,她開了最後一次告別舞台音樂會。
音樂會開始前,她還一直擔心,十年沒有登台了,觀眾還記得她么?可當她忐忑地走上舞台中央時,暴雨般的掌聲便暢響了音樂廳,她迅速讓自己放鬆了下來,人們的熱情讓她心裏又重新燃起了表演的慾望。偉大的告別就像她第一次登台時一樣光彩奪目,謝幕時所有人都惋惜道,這是一個偉大藝術家表演生涯的結束。
說著她搖了搖頭,擦掉了殘留在臉龐的淚痕,難掩的還是那溢於言表的遺憾。如果不是愛之深,也不會有那麼多的遺憾吧。
從舞台到講台,又一次完美的轉身
十五歲進入音樂學院,十六歲就在法國百代公司出了首張唱片,當年她的唱片發行到了整個東南亞,那時不管聽不聽古典音樂的人,都被她的聲音所吸引紛紛走進了音樂廳。
對於這個從事了大半生聲樂事業的人,不唱歌意味着什麼呢?她最終還是選擇了教學,而這一教就再也沒有停下。“聲樂,就是不斷地學習。我這些年教學生也是邊教邊學,學習本來就是沒有止境的,靠吃老本搞藝術,本來就是很危險的。”說著,她又下意識地揉了揉胳膊。這位前些年已經癱瘓的老人憑着毅力,天天堅持着針灸理療,終於掙扎着又能重新站起來行走了,不過折磨着她的身體麻痹還是像老友一般地會天天造訪她。
也許是因為當年求學生涯的經歷,她深知一位表演藝術家的長成,需要付出多麼艱辛的努力,而作為這些歌者的老師又承擔了多麼大的責任。她深知國內教學的種種問題,那是還在她就讀上海藝專時就深深體驗了的,冼星海的話至今她還記得。一個從事西方藝術表演的人是一定要接受正統西式教育的。她從比利時輾轉美國,從歐洲教育到美洲教育她一一鑽研了個透,目的就是想讓自己的表演更純正。
她發現國內的許多歌手都有着很好的聲音,但都缺乏科學的訓練和純正的語音糾正,她深知這是由於他們都未曾走出國門,未得到系統有效的訓練和指導。於是,她把教學的重點就放在了語音語言上,因為曾在國外接受過嚴格的訓練,郎毓秀又通過自己的努力早就練就了一口純正的語言。而她的視唱練耳更是在當年達到了滿分的學校記錄,她從來都是一個勤奮的學生,而如今她更成了學生最可以信賴的師長。
似乎是繼承了父親頑強的生命力,郎靜山在一百零五歲去世前都還在香港參加攝影協會的例會,而郎毓秀在八十多歲時也還堅持騎自行車,在家裏自己做糕點咖啡招待來上課的學生。一次高血壓衝擊之後的意外跌倒使得她的身體第一次受到了嚴重的衝擊,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她依然天天堅持教學備課,每周還要坐車一個小時奔赴學校新校區給學生們上語言課。
關於她在學校間的傳說卻像每日的故事會一樣在年輕一輩的學子間流傳。據說學校有一次排練合唱,指揮按例讓助手將樂曲的總譜分發到了大家手裏,可一拿到譜子的人都傻了眼,這眼前熟悉的字母不知怎的都怪異地排列組合起來,一系列亂碼般的排列讓人不能卒讀。樂池的人都開始躁動了起來,指揮開始還不相信有這樣的怪事,當他自己拿着譜子仔細看時,也當場傻了眼。這個見慣了意大利語、法語、英語、德語的中年指揮,一向以博學多聞著稱,可這次也搞不清眼前的亂碼到底是哪國文字了。最後大家商議了半天,連夜便找到了郎先生。老先生一看便說道:“這是古拉丁文,你拿錄音機來我錄了給你,你再教他們吧。”而在此之前,根本沒人知道老先生還會拉丁文。
又一次,是老先生擔任一屆聲樂比賽的評委。現場一位歌手無論從聲音技巧還是舞台形象來說都無可挑剔,在眾人都要為他打出一個高分時,老先生又開了口。當然先是表揚,不過最後她還是提出了建議,從歌手剛才的表演中她看出了歌者並不明白自己所唱歌詞的意思,以致動作與語言搭配混亂。當然這是細節,但對於一個日後要終生從事這項事業的人來說,她還是希望他能夠嚴謹對待,加強學習。聲樂是要通過聲音和語言來表達情感的,旋律與歌詞缺一不可,失掉了任何一方都會損傷聲樂藝術作為表現人類精神家園的價值。
就像時間,過去與當下,走了的人與留下的人對於你生命的意義。肖老先生走的那年,郎先生沒敢再回那個住了多年的老屋,許多人都曾擔心她不能挺過這一關,先是父親而後是最親愛的丈夫。而一個月後,她又搬回了這間帶着舊日氣息的寓所。自古以來,人們都無法想像一位女性忍耐苦難所能達到的極限,更何況是這樣一位偉大的女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