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堂課 硬漢派犯罪小說：抽絲剝繭，層層遞進

第15堂課硬漢派犯罪小說：抽絲剝繭，層層遞進

偵探小說的歷史非常悠久，如果從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偵探小說愛倫·坡的《莫格街謀殺案》算起，到20世紀20年代的鼎盛時期，差不多有近一百年的歷史。但是，在20年代末，一種新樣式的偵探小說興起併流行，這就是“硬漢派偵探小說”。這節課，我們就來聊一聊硬漢派偵探小說的特質，以及它的創作方法。

硬漢派偵探小說的出現，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深刻的社會背景，20世紀20年代末，新一輪的經濟危機爆發，各國經濟出現前所未有的大蕭條。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社會風氣污濁，黑惡勢力猖獗，而手握權力的上層階級，比如政客、律師、警察都涉身其中，這種惡劣的社會環境促使一些人物登場，就是硬漢。二是市場需求的轉變，隨着時代的改變，人們的閱讀趣味也會隨之變化。黃金時代的偵探小說讀者，已經不再滿足於，閱讀那些脫離現實的傳統作品，他們渴望嘗試一些新口味。在這種背景下，“硬漢派偵探小說”就誕生了。

那麼，硬漢派偵探小說為什麼受到讀者青睞？它有什麼樣的特質？接下來我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說說。

第一，硬漢派偵探小說中的偵探是普通而不凡的職業偵探。他們是出入底層社會的普通人，通常是自立門戶，沒有穩定的收入，但是他們勇於冒險，擁有過人的智慧，往往站在警察的對立面。這與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阿加莎筆下的赫爾克里·波洛截然不同，他們是紳士形象的偵探，身穿三件套標誌性的西裝，出入上層社會的圈子，往往是警察的顧問，司法的同盟者。

硬漢派創始人雷蒙德·錢德勒曾在《兇案小說的樸素藝術》中，對硬漢人物總結道：“他相對來說是個窮人，否則他就不會當偵探了。他是個普通人，否則他就不可能走到普通人中間去。他愛惜自己的名譽，否則他就不知道自己乾的是什麼工作。他不會無故受人錢財，也不會受了侮辱而不予應有的報復。他是個孤獨的人，他有自尊心，你必須待之以禮，否則下次見到他時就後悔莫及。他說話同他同時代的人一樣，那就是出語辛辣詼諧，富有幽默感，厭惡弄虛作假，蔑視卑鄙小氣。故事就是這個人為尋找隱藏的真相而進行的冒險，如果不是發生在這個擅於冒險的人身上，則也不稱其為冒險了。他的知識之廣令你吃驚，但這是理應屬於他的，因為這屬於他所生活的世界。”

他筆下的偵探馬洛就是典型一例，馬洛向來以硬漢自詡，不干事的時候就在喝酒，孤身一人，日子清貧。在《漫長的告別》中，對喝得爛醉如泥的窮小子倫諾克斯施以援手，把他帶回自己的家，並且不止一次地幫助他，只因為這個醉漢在喝醉的情況下，仍然保持着禮貌，這說明他是個有尊嚴、有所堅守的人，而馬洛也是這樣的人。在他憤世嫉俗、玩世不恭、滿嘴髒話的表象之下，隱藏着對正義、良知、善良的堅守。也正是因為如此，後來倫諾克斯成為殺妻的犯罪嫌疑人，警察找到馬洛，但馬洛堅決不肯透露半個字，因為他堅信倫諾克斯不是兇手，為此遭到黑白兩道的警告，受了牢獄之苦。應該說，一個硬漢不會如此意氣用事，但這就是馬洛，他不會成為警察冤枉好人的助攻，也不會讓壞人逍遙法外。在我看來，硬漢派偵探倒是像中國古代的俠客，雖然不是干出驚天動地事業的大英雄，但卻是始終堅守正義與良知的俠義之士。

第二，硬漢派偵探小說的描寫重點是刻畫硬漢這個人物，包括他的情感、性格、動作等等，通過他與社會不同人群的接觸，進而展示廣闊的社會現實。作為偵探小說的一種，硬漢派還是會寫到謀殺，但推理只是作為配角，硬漢們會用盡智慧和勇氣去破案，但不再是警察的同盟或顧問。這一點與側重推理過程的描寫，集中大量筆墨描述犯罪手法、犯罪心理、作案動機的傳統偵探小說也不同。

以達希爾·哈米特的《血腥的收穫》為例，偵探的辦案過程並沒有太多懸念的刺激，就是不斷地走訪、調查。在僱主威爾遜被殺后，他通過走訪威爾遜的父親、警察、賭徒、流氓、妓女等人，很快破了案。在這個過程中，小城所存在的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清晰地展現在讀者眼前：政府不再公正廉潔，私人酒廠、賭場為了私利，不惜賄賂執法警察和犯罪組織，幫派林立無法無天，律師喪失道德……之後，偵探的任務並沒有結束，而是推進到解決整個城市的秩序問題。他答應幫助老威爾遜——也就是死者的父親——清潔小城，清理犯罪組織，清除腐敗貪污。這個過程中，偵探顯示出他的正義感與過人的本領，他隻身一人，周旋於各個惡勢力之中，巧妙設下離間計，並親自投入實際戰鬥。因此，小說中有很多火爆的打鬥場面的描寫。我們能感受到，哈米特不僅僅是想寫一部單純的偵探故事，他其實想要講述的是，一座充滿罪惡混亂的城市，如何恢復到井然有序的過程。他藉助偵探到處走訪調查案件的所見所聞，揭露社會的陰暗面。這也正是雷蒙德·錢德勒在《兇案小說的樸素藝術》一文中所說的“哈米特在一種由於過分強調推理偵查手段的神奇作用，而變得漸漸失去生命力的藝術形式中，注入了現實主義因素”。因此，我們可以說，硬漢派偵探小說的破案過程，是探究一個人應該如何對付社會弊病的方式，也是反映冰冷、黑暗、罪惡的現實世界的一種手段。

第三，正是因為描寫重點的不同，因此在案件的佈局上，硬漢派偵探小說里，犯罪現場基本不做包裝，佈局簡單，手法常見，就像現實中發生的案件。這與傳統偵探小說追求佈局精巧，詭計複雜，重視高明的作案手法，與揭開謎底“見證奇迹”的魔幻時刻也非常不同。

以勞倫斯·布洛克的《父之罪》為例，開篇並沒有呈現兇案的全部面貌，而是通過與死者有關的人之口，告知兇案的發生，死者死於何地，兇器又是什麼，嫌疑人是誰，這些只用寥寥幾筆予以交代，並沒有什麼高大上的佈局。類似的錢德勒的《漫長的告別》只用了簡單的兩句話：“小姐像美人魚一樣全身光溜溜躺在床上，告訴你，他認不出她的臉。她連臉都沒有了。被人用一尊猴子雕像砸得血肉模糊。”哈米特的《瘦子》也僅是通過報紙，告知發明家的女秘書，在公寓裏遭人殺害。這是由佈局在硬漢派偵探小說中的功能所決定的，在硬漢派偵探小說中，案件佈局、手段不是寫作重點，重點是當凶殺案發生時偵探是如何完成他的使命的。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硬漢派偵探小說最突出的兩個特點：一、以人物為主，偵探是具有非凡能力的普通人；二、在探案的過程中，反映社會現實。針對這兩點，我們有哪些創作經驗可以借鑒呢？

首先，從塑造硬漢派偵探人物形象的角度而言，有這麼三點建議：

一、以第一人稱為敘述視角。用第一人稱“我”作為主角的稱呼，可以增強讀者的代入感，透過偵探的眼睛，讀者可以獲得與他對等的信息，進而將自己代入到故事中去，甚至可以通過已有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斷和推理，體驗一把當偵探的感覺。比如《漫長的告別》以馬洛的視角展開，因為是“限知視角”，也就是視角受到限制，讀者只能跟着他的腳步，慢慢獲取案件的局部信息，既保留了懸念，又不至於過分沉溺。

二、使用切合人物身份和心態的語言。比如哈米特小說中，運用了美國本地的方言和下層犯罪分子的行話、盜賊的黑話，給讀者立體感和真實感。“別跟我來那套……什麼層層鋪墊、引向高潮之類，這一套都免了吧。我是個大老粗，不吃這一套——聽了反而要肚腸發癢。”類似這樣符合人物身份的語言，會使得人物更加真實可信。

三、注重人物動作場面的描寫。因為是硬漢偵探，打鬥的場面必不可少，一方面體現人物性格，另一方面也可從側面反映社會環境。比如在《血腥的收穫》中，多處出現槍殺動作的場景，“門‘咔嗒’一聲開了，我閃進門裏。街道對面，十幾支槍把槍膛里的子彈掃空……有人把我絆倒了……我跌倒在地，扭轉身對着門。就在我跌倒在地的時候，我把手槍握在手裏……他雙手拿着槍，子彈雨點般地向我們掃來。我牢牢地將自己拿着槍的胳膊，放在地板上……兩隻手抓住我的腳踝，把我給拽了回來。地板擦去了我的下巴上的幾處皮。門‘砰’的一聲關上了。”作者運用一系列動詞，表現偵探從身處險境到轉危為安，場面驚心動魄，緊張刺激，使讀者一邊擔憂偵探性命不保，一邊驚嘆他的勇敢無畏；同時，混亂、危險的社會環境也被間接呈現出來。

其次，從反映社會現實的角度而言，有這麼兩點建議：

一、營造傷感、壓抑的氛圍。比如哈米特在他的小說中，營造了一種抑鬱的氣氛，讓讀者強烈地感受到當時社會的混亂、腐敗的氣息，從而由衷地佩服那些伸張正義的私家偵探。

二、在破案過程中，注入作者的社會批判與人性關懷。在《漫長的告別》中，錢德勒諷刺了美國的司法制度、警察的腐敗，同時挖掘出愛所帶有的破壞性力量，人性脆弱的一面有了更為豐富、辯證的闡釋，使得文本更具思想內涵與藝術價值。

這節課我們講述了硬漢派偵探小說產生的社會土壤，所具有的特質和一些創作的方法技巧。需要提醒一點的是，中國的社會環境與外國有很大不同，我們在創作的時候千萬注意不能生搬硬套，完全脫離中國的社會現實，相信一個敏銳的寫作者，必然對社會有深刻的洞察力。

本節課的腦洞題：

如果以第一人稱視角，改寫一部第三人稱視角的作品，會有什麼故事架構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