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四百前的亞洲

15世紀，正處在明朝統治下的中國，堪稱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國力震撼世界，僅藩屬國就包括東南夷、東北夷、北狄、西戎等58個國家地區。（“明初封略，東起朝鮮，西據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幅員之廣，遠邁漢唐。繁榮昌盛，治隆唐宋”。）

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1360～1424年)在位期間曾派內監總管鄭和率百餘艘海船、二萬餘人的大船隊七次下西洋。途經占城、真臘、暹羅、榜葛剌(孟加拉)、爪哇、蘇門答臘、滿剌加(馬六甲)、古裏(印度科本科德)、天方(麥加)、忽魯謨斯(霍爾木茲海峽)、木骨都束(摩加迪沙)、紅海、麻林地(馬林迪)、慢巴薩(蒙巴薩)、比剌(莫桑比克)等三十多個國家地區。一路宣威四夷，稱雄於大洋。鄭和下西洋之舉，將中國封建朝貢體系推向巔峰。（“殊方異域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后”。）

據史料考證，1421年3月初，朱棣皇帝派遣鄭和率領由一百零七艘海船組成的船隊第六次下西洋。船隊在滿剌加稍事停留後，駛往古里。在抵達古里之後，鄭和率部分船隻攜朝貢的忽魯漠斯、阿丹、柯枝等國王室與使節，西方商賈傳教士等離開古里經東南亞於當年十一月返回中國。

而鄭和的副使右少監洪保、周滿、楊慶與太倉衛右所副千戶周聞等授命率領其餘的船隻，繼續向未知地域遠征。此後，洪保的船隊橫渡印度洋，繞過好望角抵達西非佛德角群島。甚至橫渡大西洋，比哥倫布、麥哲倫提前一個世紀到過澳洲與美洲。

上述遠航事迹，在前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副院長李兆良先生所撰寫的「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一文中有着較為詳實的敘述。李教授認為這是明朝人環球航行，繪製世界地圖的佐證。西方的所謂地理大發現，建立在鄭和下西洋的基礎上，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世界大航海的先行者。

大明早在公元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與1418年(明永樂十六年)就曾分別繪製了《大明混一圖》與《天下諸番識貢圖》。

當代的美國學者貢納-湯普森博士(Dr.GunnarThompson)曾說，明王朝繪製的《大明混一圖》與《天下諸番識貢圖》代表了當時中國航海探險與地圖繪製技術的巔峰。

這些地圖比歐洲的繪圖領先了一個世紀，成為歐洲在15～16世紀科學繪製地圖的基礎；而英國前皇家海軍潛艇指揮官，航海歷史學者加文-孟席斯(GavinMenzies)，也在其所著的《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中對此有着詳盡的論證與闡述。

令人感到詫異的是，率先對「天下諸番識貢圖」真偽產生質疑人，並非“唱衰中國”的外國人，而是來自中國國內的一部分學者。在新西蘭“維卡托”大學(UniversityofWaikato)出具對「天下諸番識貢圖」樣本紙片碳-14檢測，紙張年代為1640～1810年間的鑒定結果后。這些質疑反對的專家竟然步調一致的認為，碳定年法的檢測根本不能說明問題，「天下諸番識貢圖」系現代人用古代存留的紙墨偽造的贗品。這與歐美尤其是東亞日、韓等國家乃至瘋狂的保護其國內的文化遺產，弘揚其民族精神之舉形成巨大的反差。

然而，針對中國專家質疑提出反駁的人，卻來自於一些外籍人士。

著有《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一書的加文-孟席斯先生認為，那些持有反對意見的中國學者是對古代地圖、天文導航、海洋知識一知半解或全無認知的人。“航海界的外行，不輪在其他領域多麼有成就，當面對一幅地圖或海圖之時，興許只能困頓於複雜的輪廓線而已”。

讓這個考察過一百二十多個國家、九百多家博物館和圖書館，尋訪了中世紀末期世界各主要港口船隊遺迹，幾乎耗盡畢生積蓄的英國老人無比困惑的是，“為什麼中國學者如此熱衷於否定自己祖先的輝煌”。

鄭和下西洋之輝煌偉業，卻因觸及了國內官商勾結的海運私利，遭到明朝文官貪腐集團的極力打壓。1424年，明成祖朱棣去世使得鄭和失去了強有力的支持者，在文官集團“取財於地而取法於天，富國之本在於農桑，下西洋之舉純屬好大喜功，勞民傷財之說”的蠱惑之下，繼位的太子朱高熾詔令停止下西洋的政策。（“下西洋諸番國寶船悉皆停止，如已在太倉等處安泊者俱回南京，諸番國有進貢使臣當回去者只量撥人船護送前去，各處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辦鉄黎木等悉停。所差去官員人等皆盡回京”。《明實錄-仁宗實錄》）

為此，鄭和曾向繼位的明仁宗朱高熾直諫保持海上擴張的重要****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彼之我國船隊戦無不勝，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巡弋異域，及臨外邦，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制伏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

但是鄭和的建議在文官士大夫“鎖國安民”之政見的百般阻撓下石沉大海。明仁宗朱高熾在繼位九個月即因病死去，其子明宣宗朱瞻基繼位。

戶部侍郎范熾遂於明宣德元（1426）年上書奏請永遠終止“下西洋”的國策。（“武為邪惡之首，聖賢之人避之，及至萬一。古之明君，歷代賢士，決無濫用民力，以張撻伐之事。此為長久之國策。內閣諸臣萬望聖上垂旨，禁耀武於海外，止揚威於番邦。棄異域之荒灘，養民生於中華，鼎力治家辦學。自此，前方無戰事，軍中無損傷，鄉間無哀鴻，將帥無沽名釣譽者，軍士無命喪海外之虞。四海之人自俯首，五洲之地終一統，大明基業將永延”。）

而那時候正是中國雄踞大洋之上的鼎盛時期，鄭和在屢次下西洋的過程中已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外基地，在占城設立大本營，於“據諸番要衝，乃西洋要會”之地蘇門答臘等地設置“官廠”，並以此為“外府”。滿剌加、古里、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地也建有貨物中轉站，來儲存貿易物資和船隊的補給用品，並且駐泊海外艦隊來保證航海活動的持續發展。

當時，中國有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控制印度洋貿易，進而使印度洋成為明朝的內湖。由此大明王朝將在新航路開闢之前成為世界性海上強國，並控制海上絲綢香料之路。西方人將沒有機會建立在亞非的霸權。但這一切都隨海上遠征的結束繼而化為泡影。儘管朝貢貿易仍在繼續，印度洋上還有許多中國私人商船，但中國已喪失了對印度洋貿易的控制。

而在南洋，明帝國不但自身從東南亞撤退，而且嚴厲鎮壓東南亞華商集團，從而摧毀了自宋元以來的海外華人基礎。在明朝文官士大夫影響下，民間自發移民行為不僅從未受到中國官方的支持和鼓勵，相反被視為離心叛國行為而被鎮壓。研讀史料的外籍人士曾斷言，當時華人在南洋有自治地位並擁有武裝，在經濟上更擁有強大實力。假使明朝政府能扶植當地華商集團持續經營，南洋之地無論在經濟文化政治上都將早已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專業作家路易斯-勒瓦舍斯在《當中國稱霸海上》一書中言道：“十六世紀中國在海外影響力曾達到巔峰，印度洋和中國周邊海洋沿岸，從朝鮮和日本到馬來群島和印度，以及非洲東岸，所有重要商業據點幾乎都處於中國勢力範圍之內，並承認中華帝國的宗主地位。在如此完美的歷史時刻，中國本來可以鞏固統治地位，從而成為塑造當時世界的支配性力量。當時歐洲仍在極力擺脫黑暗時代，鄭和巨大的海軍艦隊完全可以使中國成為當時殖民的強權，取用全球各地財富，可惜這種鼎盛時代只維繫了不到十年的時間。

在中國航海業倒退之時，西方則趁勢崛起。曾傳聞，歐洲人所繪世界地圖是威尼斯商人尼科洛-達-康提(NiccolodaConti)、傳教士佩魯-達-科維利亞(PerodeCovilha)和葡萄牙王子佩德羅(PrincePedroofPortugal)這些的西方間諜賄賂當時掌管《鄭和出使水程》的明朝官吏，抄襲鄭和航海資料后所匯成。

最終，這批被明朝顢頇官員認為所錄皆屬“恢詭怪譎，遼絕耳目”的航海冊集，遭成化年間兵部車駕司郎中劉大夏焚毀(一說毀於滿清乾隆手中）。

鼎盛時期的大明帝國對於本國遼闊疆域以外的世界並沒有更多關注。究其根源在於明朝皇帝在文官集團唆使下，令艦隊遠征不是為開疆擴土，謀取商戰收益，而是采消耗大量人力財力，且不計回報的齎賜貿易。

大明以”齎幣往賚之”，要求各國”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國”、”勉圖勿怠”。據史料記載，鄭和船隊”至彼中，將盡數取去，夷人攜入彼國深處售之。或別販旁國，歸乃以夷貨償我。彼國值歲多珠時，商人得一巨珠攜歸，可享利數十倍，夷人慮我之不往也。每返棹，輒留數人為質，以冀後日之重來”。（明-張燮《東西洋考》）

在“厚往薄來”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齎賜經濟”刺激下，南洋、西域諸國甘心情願的成為大明“藩屬國”，並以此作為生財之道。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間(1402～1424年)，總共有一百九十三個朝貢的使團前來朝賀。這種為滿足天朝大國的虛榮心與耗費無數資財的做法，使強盛大明逐漸走向衰弱。中國這種刮民脂，以國帑贈外番的政策，在歷朝歷代均反覆上演。

與此相反，歐洲進入了殖民擴張時代，葡萄牙與西班牙在對非洲與南美洲的擴張中獲得了巨額財富(從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從美洲得到一萬八千六百噸註冊白銀和二百噸註冊黃金，到16世紀末，世界金銀總產量中有百分之八十三被西班牙佔有。未經註冊，私運入西班牙的金銀估計為占上述總量的百分之十五左右。而葡萄牙也在同期內從非洲就掠奪了二百七十多噸黃金。《全球通史》147頁)。在亞洲，葡萄牙於1510年佔據卧亞(印度果阿)，隨後佔領了馬來半島的滿剌加(馬六甲)。西班牙也於1564年在菲律賓的宿務登陸，侵佔了馬尼拉。這些舉動對明朝原有建立的朝貢體系形成了衝擊，打破了亞洲原有的格局。

此時，東亞內部朝貢體系也在醞釀發生變化。十六世紀時，日本處於諸侯割據亂戰不休的戰國時代，到了明朝萬曆十三(1585)年，日本之近江國藩鎮大名羽柴秀吉，統一了日本全國，成為日本關白(丞相)，次年，天皇封秀吉為太政大臣(攝政王)，並賜姓豐臣。豐臣政權的建立，意味着日本軍事力量的崛起。在東亞版圖上，日本這個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火山地震頻發的島國，一直為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而對東亞大陸有着深入骨髓的嚮往。

據《日本書紀》記載，公元200年，日本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神功皇后(日本首位女性統治者)，率軍出征朝鮮半島，擊敗朝鮮半島南端的新羅國，設立從屬於日本的”任那府”殖民地(現在韓國全羅道一帶)，這是日本第一次入寇朝鮮。

三百年後，”任那府”被新羅國於公元562年攻滅，但日本依然沒有死心。公元七世紀，日本與朝鮮半島的百濟國聯合攻打大唐屬國新羅，企圖再度殖民朝鮮半島，卻被當時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國所粉碎。

公元660年，唐朝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率軍攻滅百濟國，俘百濟”義慈王”，將其押解至長安獻俘，並在扶餘郡定林寺五層石塔(“平濟塔”已被韓國列為第九號國寶)的第一層上，銘刻「大唐平百濟國碑銘」。唐以百濟之地置熊津、馬韓、東明、金連、德安五都督府，並置帶方州。五都督府轄三十七州，二百五十縣皆入大唐版圖。（《舊唐書-卷八十三》）

蘇定方戦功可謂曠古爍今。史載：“征突厥、平蔥嶺、夷百濟，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嗣後，百濟國餘孽扶余福信奉在日本為人質的百濟”義慈王”第五子扶余豐為王，向日本借兵圖謀對抗大唐。

公元663年(唐龍朔三年)八月，大唐方州檢校刺史劉仁軌率舟師七千，在朝鮮白江口攻滅日軍朴市田來津、上毛野君-稚子等部四萬餘眾，戦敗的日本遂臣服於大唐。

史記：“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日本師船初至者與大唐師船合戦，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堅陣而守。已酉，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氣象而相謂之曰，我等爭先，彼應自退。率日本中軍亂武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戦，須臾之間，官軍敗績，敷水溺死者甚重”。唐《舊唐書劉仁軌傳》、日《日本書記》）。

“白江口之戰”對日本教訓十分深刻，以至後來日本稱呼中國仍沿用“唐”這個相關詞彙，如唐國、唐船、唐軍等。

當時“貞觀盛唐”堪稱世界霸主，威名遠播，萬國來朝，尊稱唐皇為”天可汗”。據記載，鼎盛的大唐曾攻滅三十餘國。大唐版圖臻於極盛，其面積約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西達鹹海之濱，北至西伯利亞，東達庫頁島，南至北緯十八度一線。

在唐代，烏茲別克、土庫曼、西伯利亞、朝鮮、越南（交趾）皆為中國之地。著有《滕王閣序》的唐代大詩人王勃之父王福峙就曾擔任過交趾縣令。

日本自白江口戦敗後為避免唐軍攻伐，遂向大唐稱臣納貢，並派出”遣唐使”，對中原的文化、軍事、建築以及金屬鑄造方面展開廣泛的學習，以致日本奈良時代唐風盛行。但當大唐由盛及衰，中土大陸陷入諸強紛爭的境地后，中日間官方交流遂陷入停滯階段。

直至北宋端拱初年與咸平五年日本使者才又踏上宋土。嗣後南宋抑兵過甚，戰力疲弱，華夏之國淪落蒙元之手，日本對中國由崇敬也逐漸轉為輕視。

但據史書記載，日本與中華大陸的交往始終處於存續狀態。在制度體系以及軍事經濟方面東瀛智者一直在吸納中華文明的先進之處。因東瀛列島的地理位置因素，在貿易方面更是與大陸一直存在密切的往來。

史料記載，宋代海寧周氏海商周文裔於日本經商之際，納東瀛貴族之女為妾。周文裔之子周良史曾多次往來於中土扶桑，與當時的日本關白藤原賴通交往甚密，曾向日方捐贈絲絹三百匹，藤原賴通亦回贈砂金三十兩。並試圖委任周良史為太宰府進奉使，后因同僚反對而作罷。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至今還藏有明代書法繪畫名家唐寅(唐伯虎)於明武宗正德七(1512)年，贈與日本朝貢使臣細川彥九郎重直的詩詞。(“萍蹤兩度到中華，歸國憑將涉歷誇。劍佩丁年朝帝扆，星晨午夜拂仙槎。驪歌送別三年客，鯨海遄征萬里家。此行倘有重來便，須折琅玕一朵花”。)

日本小幡神社第三十三代宮司，京都大學教養部長(勲二等瑞寶章獲得者），日本古代移民史研究專家上田正昭教授曾指出，日本和族是自公元前一萬八千年自中土大陸遷移東瀛列島的繩文人、彌生人及公元前3世紀開始至公元7世紀，大量中土移民所構成。日本「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等史籍資料，對這段時間大量來自中土的移民有着詳盡記載。

日本文獻中之弓月君（秦氏）、東漢直（劉氏）、西文首（王氏）等群族，均稱其為秦始皇或漢高祖的後裔。（“弓月君及其所率領的秦人，自稱為秦始皇的後裔；阿知使主及其兒子都加使主率領的漢人，自稱為漢靈帝的後裔；身狹村主青又自稱為吳孫權的後裔等”。）

東瀛之士自盛唐之後對中國由仰慕轉為輕視的原因，在護國英雄岳飛（女真族から國を救った中國史最大の英雄。）被南宋朝廷以”莫須有”的罪名誅殺之時就已顯露端倪。

後世的日本人認為岳飛被害將導致一個民族正義的泯滅，是對人性良知的顛覆。在岳飛北伐接連大勝的態勢下，金國軍隊幾近土崩瓦解，宋朝當以岳飛為統帥、輔以韓世忠等悍將（宋代の名將で、體の丈夫な力士で、萬敵と呼ばれる武將です。）統御大軍開疆擴土，那將開啟一個比後來蒙古帝國還要輝煌的時代。卻斷送於善於內鬥，私慾無度的政體怪圈。

中國自祖龍始皇帝統一華夏后，問鼎中原的歷代王朝均將衛鞅所著《商君書》作為君王的治國之術，但是，到了“杯酒釋兵權”黃袍加身的趙匡胤所開創的趙宋王朝。在“慎武重文”的國策下，卻將“耕戰兵守”諸策逐漸摒棄，反將“馭民之術”發揮的淋漓盡致。至此，宋朝君王權貴將國人自私至抹滅人性，大私到喪心病狂的劣根性演繹的淋漓盡致。

這些身居高位私慾熏天的蛀蟲們總是不惜一切代價，為個人利益而損害民眾的利益。從而導致宋代雖然在經濟軍事技術等綜合體量都強於對手情況下，常常出現被落後的蠻族凌辱踐踏的局面。

岳飛被害使東瀛人士對宋王朝統治者嗤之以鼻，但對岳飛本人卻推崇備至。將其譽為游牧民族將領無法逾越的高山，（遊牧民族の將校には越えられない高山があり、山崩れは國家の危機にある。）

尚武的日本人對岳飛這位文武雙全，且在中國正史上少數有武功記載的名將極為仰慕。

黃元振所編撰的《百氏昭忠錄》中，有着岳飛斗將交鋒中擒獲女真千夫長拓跋耶烏；刀劈敵將自顱頂至腰胯斬成兩半的戰鬥記錄，自此，日本大眾將岳飛作為忠臣義士之鑒，大加效仿。對其“武臣不惜死，文臣不愛錢，國家太平矣”之言頂禮膜拜。

而另一起讓日本人產生鄙視並警惕的事件，是宋末蒲壽庚“叛宋仕元”的惡行。蒲壽庚本系阿拉伯***人，世代歷受宋廷恩惠，終至高官厚祿（從二品閩粵招撫使泉州市舶使），富可敵國。（據史料記載，蒲壽庚女婿巴林人佛蓮僅窖藏珍珠一項就達一百三十石，宋代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但是，就是這個掌控南宋海上貿易並擁有大量外籍海上傭兵的南宋異族高官蒲壽庚，卻在南宋危亡時刻忤逆叛亂。

公元1276年，宋元革鼎之際，南宋端宗趙昰以及衛王趙昺在樞密副使張世傑與左丞相陸秀夫的護衛下，自臨安南撤福建泉州，欲作都於泉州，繼續抵抗蒙元南侵。但駐守泉州的蒲壽庚卻不僅禁止宋帝入城，更將泉州內南宋僅存的兩淮精兵及趙宋宗族屠殺殆盡。（“閉城三日，盡殺淮軍、宗子之在城者數萬人”。）

蒲壽庚降元註定了南宋的滅亡，蒙元騎兵雖縱橫無敵，但海戰非其所長，蒲壽庚舉城降元，不僅使南宋失去重要的財政支柱，更為蒙元提供了一直精悍的海上作戰力量。在隨後的崖山海戰中，蒲壽庚的海上傭兵與蒙元軍隊一起摧毀了南宋王朝的最後抵抗。（張世傑與陸秀夫皆死，只有陸秀夫嫡子陸自立逃至爪哇建立“順塔國”，其後人至元滅明興方始歸國。）

南宋滅亡后，蒙元封賞蒲壽庚為福建行省中書左丞，鎮國將軍。但蒲氏家族半個多世紀后就發生了滅族厄運。

元末群雄並起，公元1366年，蒲氏後人那兀納叛元，圖謀建立***“伊思法杭國”。最終，被曾擊敗過陳友諒與朱元璋的福建梟雄陳友定出兵滅族。（“發蒲賊諸冢，伊橚悉令具五刑而誅之，棄其屍於豬槽，報在宋行弒逆也”。）

蒲壽庚“導元傾宋”的行為極其惡劣。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特令將蒲氏舉族打入賤籍，世代不得入仕。（“洪武七年，高皇帝大赦天下，聖旨：獨蒲氏餘孽悉配戎伍，禁錮，世世無得登仕籍”。）

蒲壽庚叛亂對日本的觸動極大，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所著《蒲壽庚考》對此詳加考證記述。時至今日，日本政府及民眾對***依然予以抵制。（現今日本依然號稱是沒有***的國度）

蒙元滅亡南宋之後，接連對日本本土發起了二次攻伐，但在神風的庇佑之下，頑強的日本武士取得了勝利。這使日本勛戚與武士階層樹立了極度的自信心，並自認為承接了中華正統之衣缽，對大陸輕視之心驟起。

豐臣秀吉統在一日本后，隨着軍事力量的增強，其進佔朝鮮，窺視大陸的野心開始逐漸膨脹。

日本天正十五(1587)年，豐臣秀吉就任關白后，在給其愛妾淺井茶茶的信中言道：“在吾塵存之年，誓將唐(明)之地納入日本版圖”。

為此，豐臣曾諮詢曾經搶掠閩浙沿海的倭寇浪士柳沼杢助，來了解明朝的軍備狀況，得到的答覆是：”餘部三百，下福建過一年，全甲而歸。唐畏日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城不催”。

但是，柳沼所說皆是明朝南方軍屯衛所類似於捕快的民勇。而對具有強大野戰能力的大明九鎮邊軍，則從未提起或者就是一無所知。這就誤導了豐臣秀吉對於明軍作戦能力的評估，從而影響了此後戦事的發展。

明萬曆十九年(1591)六月，豐臣秀吉派對馬島藩主宗義智與博多聖福寺座主景轍玄蘇通告朝鮮國王李昖，表示將於次年春天假道朝鮮進攻大明，此乃”假途伐虢”之計。秀吉致書朝鮮國王如下：”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會軍營為我前導”。（日《國史資料集》）。

朝鮮奉明朝為宗主兩百餘年，此種國書對朝鮮來說可用大逆不道來形容。不久李昖便正式回書予以拒絕。朝鮮政府的《答契》言道：“前後二書，辭旨張皇，欲超入上國，而望吾國之為黨。此言奚為而至哉！惟我東國，即殷太師箕子受封之舊也，逮我皇明，混一區宇，威德遠被，薄海內外，悉主悉侍，無敢距違，貴國亦嘗航海納貢，而達於京師，況敝邦，世守藩封，患難相救，人臣有黨者，天必殛之”。（李朝《宣祖實錄》）。

豐臣秀吉圖謀朝鮮之際，還遣使前往琉球國、暹羅國、莫卧兒帝國、葡萄牙卧亞殖民政府、西班牙滿刺加殖民地，要求他們稱臣並一同攻伐明朝。（“有欲治大明國之志，不日泛樓船到中華者，如指掌矣”.）

莫卧兒國王阿克巴、卧亞總督阿方索、滿刺加總督戈麥斯等對此誑語不予理會，琉球尚寧王立即將日本入寇之意上報大明。暹羅納臘宣王聞之，欲出兵協助宗主國攻伐日本，恰逢與緬甸東吁國交戰無法出兵，仍然迭派暹羅武士編入明軍參戰。

明朝建州衛指揮使努爾哈赤在朝貢時聽聞日本侵朝之事，願出兵數萬“征殺倭奴”。（“臣奴兒哈赤部下有習戦控弦驍騎萬餘，環刀串赤步卒數萬，情願揀選精壯，待嚴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殺倭奴，報效皇朝。）

但朝鮮唯恐借兵女真，引狼入室，上書大明極力拒絕（“此虜蓄怨小邦，非止一世。假名征倭，稟告兵部，陽示助順之形，陰懷吞噬之計，若遂其願，禍在不測”。李朝《宣祖實錄》），

否則歷史上將會出現努爾哈赤對決豐臣秀吉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