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9章 考據癖

唐德剛說：“如果遊行之後，大旗捲起，那麼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

聽了這樣的話，如果有誰說，唐德剛打心眼裏看不起胡適，那他肯定是錯了。其實唐德剛對胡適的評價，不是一般的高。

1977年，唐德剛《胡適雜憶》中對胡適的評價是“當代的第一人”：

“胡適之先生的了不起之處，便是他原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開山宗師，但是經過五十年之考驗，他既未流於偏激，亦未落伍。始終一貫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開風氣之先，據杏壇之首；實事求是，表率群倫，把我們古老的文明，導向現代化之路。

“熟讀近百年中國文化史，群賢互比，我還是覺得胡老師是當代的第一人！”

１９８７年，唐德剛在《胡適時代，捲土重來——胡適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紀念演講會講稿》中，稱胡適是中國的“自由神像”：

“由於胡適的倡導，胡適的堅持，胡適的執拗，終於我們東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點火的代有其人，而讓人頂禮膜拜的卻永遠是這座神像。這神像高舉火炬提出四大號召：（一）言必有據的“科學”方法；（二）以“人權”以“健康的個人主義”和多黨的議會政治和社會生活方式為基礎的“民主”政治；（三）反對流血革命，安心於一點一滴改革實踐求真理的“實驗主義”；（四）以富強康樂的“美國模式”為今後改革的目標。

簡單地說，就是他所謂胡適的四大信仰：科學，民主，實驗主義，美國模式。再簡單一點說，就是民主與科學。這是說胡適劃時代的基本思想，也是他為中國指明的方向，現代化的方向。他說五四所開創的時代可以說是“胡適時代”。他看到大陸思想解放，台灣解除戒嚴，所以說，“胡適時代”捲土重來了！

“１９９０年，唐德剛在《胡適的歷史地位與歷史作用》，又有了新的說法，說胡適是中國古往今來的百位文化偉人之一。

他說：“近百年來現代西方各種新制度的挑戰之下，我們傳統中國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需要一個適合“現代”的新的民族意識，和一個嶄新的生活方式。在尋覓這個新意識、新方式的無數賢達之中，適之先生實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績的，繼往開來的大師。因此這個“胡適的幽靈”，今日還在海峽兩岸，大顯其聖。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惡魔所懼的最大神靈。對這座偶像，我們應該焚香頂禮到底。”

他特彆強調，中國因為沒有上帝，所以“聖賢”的作用特別重要，他們的思想對民族文化影響最為深遠。這也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在唐德剛看來，在這個世界走向中國，中國走向世界的大時代，最能繼往開來的正是“充分世界化”的胡適之，不是別人。

1950年4月29日，胡適的老朋友、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教授，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胡適。信中介紹解放后北京各學校和學術界的情況，“很誠摯的”勸告胡適“正視現實”“幡然覺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批判“過去所有的學識，拿來為廣大的人民服務”。

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報》上，不久，又轉載於香港報紙，6月間便有英文譯本傳到各地。

胡適得讀以後，引發了“考據癖”，考來考去，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信中有關書信日期又有錯誤，故斷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別人借用陳垣的名義假造的。於是1950年1月9日，胡適作《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發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國》上。

胡適此文全文如下；

在民國卅八年五月里，香港的供饞擋報紙上，登出了一封所謂“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

在六月里，這封信的英文譯本也在香港傳到各地。

這幾個月以來，這封“公開信”時常被供饞擋人或他們的同路人引用。

引用最多的是其中的這一段：“你說‘決無字油’嗎

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字油的生活着，青年們字油的學習着，討論着，教授們字油的研究着。

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里才有真正的字油。

我在海外看見報紙轉載的這封“公開信”，我忍不住嘆口氣說：“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字油了

有許多朋友來問我：這封“公開信”真是陳垣先生寫的嗎

我的答覆是：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話文；陳垣從來不寫白話文，也決寫不出這樣漂亮的白話文：所以在文字方面，這封信完全不是陳垣先生自己寫的；百分之一百是別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試看我引在前面的那一段里，有這些句子：“人民在字油的生活着”、“青年們字油的學習着，討論着”、“教授們字油的研究着”，這封信，還有同類的句子：“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着光明，他們在迎接着新的社會。

又有：“新生力量已經成長，正在摧毀着舊的社會制度。

陳垣先生決不會用這種“在生活着”、“在等待着”、“在迎接着”、“在摧毀着”的新語法，他更不會說“學生們都用行動告訴了我”一類外國化的語法。

陳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讀過。

我身邊還有他前年去年寫給我的幾封信。

我認識他的文字，所以我敢斷定他決不會說“用行動告訴了我”、“記憶清楚的告訴我”一類的新語法。

他也決不會說這樣的句子：“你並且肯定了我們舊治學方法。要肯定的說，只有在這解放區里才有真正的字油。”

陳垣先生若能這樣運用“肯定”一類的新字典新結構，那麼我就真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學習“的神速了。

所以我說，從文字的方面來看，這封信的白話文是我的老友陳垣先生從來不會寫的，完全是別人冒用他的姓名寫的。

但是，從內容的方面看來，我不能不承認這封信里的材料有百分之十左右很像是根據陳垣先生的一封信。

最明白的是這信的第一段：“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討論楊惺吾鄰蘇老人年譜中的問題，信末說：‘夜寫此短訊，中間被電話打斷六次之多，將來不知何時才有從容治學的福氣了’接到這封信時，圍城已很緊張，看報上說你已經乘飛機南下了。真使我覺得無限惆悵。

這一段裏面有這些真實材料：（一）卅八年十二月十三夜，我有一封論學的長信，提到楊惺吾（守敬）自撰的《鄰蘇老人年譜》。

（二）此信末的三十三個字，我沒有留稿，但文字大致不錯。

因此我猜想陳垣先生大概曾受命令，寫一封信給我，其中有這一段。

這封信是用古文寫的，因為陳先生不會寫白話文。

這封信到了北平供饞擋手裏，供饞擋的文人就把這封信完全改成了白話，又把這信放大了許多可做宣傳的材料，就成這封“公開信”了。

就拿這開篇第一段來看，這裏面就露出改寫的痕迹，就露出偽造的證據。

我寫信給陳垣先生是在十二月十三夜，寫完已在半夜后了。

信是十四日寄出的；我是十五日下午四點以後才飛離北平的。

十六日的報紙才登出我南飛的消息。

然而這封“公開信”開篇就說：“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我寫信總在信尾標明年月日；這封信也標明“卅八，十二，十三半夜。

陳垣先生當然知道十二月十三夜他決不會“得到”我十三夜的信，但改寫這信的供饞擋文人當然不主意這些小問題，所以他隨筆改寫白話時，先說“十三夜得到你臨行前的一封信”，下文又說，“當我接到這信時，看報說你已經乘飛機南下了。

作偽的人不知道，從十三夜看到報紙說我南行，中間已隔了三夜兩天半。

所以我說，這封信開篇第一句就露出作偽的痕迹。

改寫這封信的人當然是以為聰明的文人，熟悉供饞擋的思想路線。

可惜他太聰明了，太熟悉中供思想路線了，所以他把這封信改寫得太過火了，就不像陳垣校長了

這信上說：“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書，這些書都是我從前一直沒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號字，看來太費力，不過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識。

這一段有兩句話，很可能是這一位七十歲老人的口氣。

但改造這信的文人借這機會宣傳那“很多新書”，越說越過火了。

例如他說史諾的《西行漫記》，有這些妙語：“我愛這本書，愛不釋手，不但內容真實、豐富，而且筆調動人，以文章價值來說，比《水滸傳》高得多。

我想援庵老人不會替史諾的書對我作這樣過火的宣傳罷

更有趣的是他特別提到《蕭軍批評》：“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

蕭軍是東北人，他回到東北，眼看見蘇聯軍隊的橫行，眼看見東三省人民遭受的痛苦，他忍不住寫了一些婉轉的公道話。

因此，他觸怒了中供，於是擋中的文人群起攻擊他，中供中央逼他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

《蕭軍批評》是供饞擋實行殺雞警告猴子的一本書。

陳垣先生何必要對胡適宣傳這本小冊子

他何必要對胡適訴說他的懺悔，他的“不斷的改正”

叫七十多歲的有名學者陳垣公開的說，“讀了蕭軍批評，我認清了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斷的研究，不斷的改正。

這正是供饞擋自己供認在他們統治之下，決沒有字油，決沒有言論的字油，也沒有不說話的字油。

所以我說，假造陳垣公開信的那位擋作家太聰明了，不免說得太過火了，無意之中把這位輔仁大學校長寫作一個跪在思想審判庭長面前懺悔乞憐的思想罪犯——這未免太可怕了

再看下去，這信上說：“我也初步研究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使我對歷史有了新的見解，確定了今後治學的方法。”

又說：“說到治學方法，我們的治學方法，本來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關係，所以我們時常一起研討，你並且肯定了我們的舊治學方向和方法。”

但因為不與外面新社會接觸，就很容易脫不開那反人民的立場。

如今我不能再讓這樣一個違反時代的思想所限制。

這些舊的“科學的”治學的方法，在立場上是有着他基本錯誤的，所以我們的方法，只是“實證主義的”。

這更可怕了

在供饞擋的軍隊進入北平之後三個月，七十歲的史學者陳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舊治學方法雖然是“科學的”，究竟“是有着基本錯誤的”

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確定了今後的治學方法

所以我說，這封“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最可證明供饞擋之下決沒有學術思想的字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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