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生活的一葉

學校生活的一葉

一九〇一年的夏天考入江南水師學堂，讀“印度讀本”，才知道在經史子集之外還有“這裏是我的新書”。但是學校的功課重在講什麼鍋爐——聽先輩講話，只叫“薄厄婁”，不用這個譯語，——或經緯度之類，英文讀本只是敲門磚罷了。所以那印度讀本不過發給到第四集，此後便去專弄鍋爐，對於“太陽去休息，蜜蜂離花叢”的詩很少親近的機會；字典也只發給一本商務印書館的“華英字典”（還有一本那泰耳英文字典），表面寫着“華英”，其實卻是英華的，我們所領到的大約還是初板，其中有一個訓作孌童的字——原文已忘記了——他用極平易通俗的一句話作註解，這是一種特別的標征，比我們低一級的人所領來的書里已經沒有這一條了。因為是這樣的情形，大家雖然讀了他們的“新書”，卻仍然沒有得着新書的趣味，有許多先輩一出了學堂便把字典和讀本全數遺失，再也不去看他，正是當然的事情。

我在印度讀本以外所看見的新書，第一種是從日本得來的一本《天方夜談》，這是倫敦紐恩士公司發行三先令半的插畫本，其中有亞拉廷拿着神燈，和亞利巴巴的女奴拿了短刀跳舞的圖，我還約略記得。當時這一本書不但在我是一種驚異，便是丟掉了字典在船上供職的老同學見了也以為得未曾有，借去傳觀，後來不知落在什麼人手裏，沒有法追尋，想來即使不失落也當看破了。但是在這本書消滅之前，我便利用了它，做了我的“初出手”。《天方夜談》裏的《亞利巴巴與四十個強盜》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覺得很有趣味，陸續把它譯了出來——當然是用古文而且帶着許多誤譯與刪節。當時我一個同班的朋友陳君定閱蘇州出板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譯文寄到那裏去，題上一個“萍雲”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後來又印成單行本，書名是《俠女奴》。這回既然成功，我便高興起來，又將美國亞倫坡（E．AllenPoe）的小說《黃金蟲》譯出，改名《山羊圖》，再寄給《女子世界》社的丁君。他答應由《小說林》出板，並且將書名換作《玉蟲緣》。至於譯者的名字則為“碧羅女士！”這大約都是一九零四年的事情。近來常見青年在報上通訊喜用姊妹稱呼，或者自署稱什麼女士，我便不禁獨自微笑，這並不是嘲弄的意思，不過因此想起十八九年前的舊事，彷彿覺得能夠了解青年的感傷的心情，禁不住同情的微笑罷了。

此後我又得到幾本文學書，但都是陀勒插畫的《神曲地獄篇》，凱拉爾（Caryle）的《英雄崇拜論》之類，沒有法子可以利用。那時蘇子谷在上海報上譯登《慘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說》上常講起“囂俄”，我就成了囂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設法湊了十六塊錢買到一部八冊的美國板的囂俄選集。這是不曾見過的一部大書，但是因為太多太長了，卻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Gueux這兩篇時常拿來翻閱。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魚雷堂的空屋裏，忽然發心想做小說，定名曰《孤兒記》，敘述孤兒的生活；上半是創造的，全憑了自己的貧弱的想像支撐過去，但是到了孤兒做賊以後便支持不住了，於是把囂俄的文章盡量的放進去，孤兒的下半生遂成為Claude了：這個事實在例言上有沒有聲明，現在已經記不清楚，連署名用哪兩個字也忘記了。這篇小說共約二萬字，直接寄給《小說林》，承他收納，而且酬洋二十元。這是我所得初次的工錢，以前的兩種女性的譯書只收到他們的五十部書罷了。這二十塊錢我拿了到張季直所開的洋貨公司里買了一個白帆布的衣包，其餘的用作歸鄉的旅費了。

以上是我在本國學校讀書和著作的生活。那三種小書僥倖此刻早已絕板，就是有好奇的人恐怕也不容易找到了：這是極好的事，因為他們實在沒有給人看的價值。但是在我自己卻不是如此，這並非什麼敝帚自珍，因為他們是我過去的出產，表示我的生活的過程的，所以在回想中還是很有價值，而且因了自己這種經驗，略能理解現在及未來的後生的心情，不至於盛氣的去呵斥他們，這是我所最喜歡的，我想過去的經驗如於我們有若干用處，這大約是最重要的一點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