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周作人的“日常”

總序

周作人的“日常”

董炳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

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秘書長

周作人1967年5月6日離開人世，距今已經半個多世紀。他在八十歲那年的日記中表明心跡，說“人死聲消跡滅最是理想”，但他這理想未能實現。他留下了大量著作與譯作，留下了許多照片。他“活”在文學史上，“活”在當今的文化生活中。不言而喻，現在是“活”在這套叢書中。

周作人的神情，可謂超然、冷靜。他中年之後的每一張照片，幾乎都在展示那種出家人式的超然、冷靜。周作人認為自己是和尚轉世，在《五十自壽詩》中稱“前世出家今在家”。光頭，形象也接近出家人。相由心生，文如其人。周作人的超然、冷靜，是可以用其作品來印證的。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那些說古道今、回憶往事的散文，談茶、談酒、談點心、談野菜、談風雨的散文。也就是本叢書中《我這有限的一生》《都是可憐的人間》《日常生活頌歌》這三本散文集收錄的作品。本質上，周作人的超然與冷靜，與其散文的日常性密切相關。這種日常性，亦可稱為“世俗性”或“庶民性”。在周作人這裏，“日常”是一種價值，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書寫方式。因此他追求“生活的藝術”，主張“平民文學”，獲得了“自己的園地”。

年輕時代的周作人，也曾是憂國憂民、放眼世界的熱血青年。五四時期，他投身新文化建設，倡導新村運動，參與發起了文學研究會。周作人獲得超然、冷靜的日常性，是在中年之後。確切地說是在1920年代中後期。他在1923年7月18日寫給魯迅的絕交信中說：“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人生觀開始改變。1925年元旦寫短文《元旦試筆》，聲稱“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義上來了。”“五四時代我正夢想着世界主義，講過許多迂遠的話，去年春間收小範圍，修改為亞洲主義。及清室廢號遷宮以後，遺老遺少以及日英帝國的浪人興風作浪，詭計陰謀至今未已，我於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覺得民國根基還未穩固，現在須得實事求是，從民族主義做起才好。”思想起伏頗大。1926年經歷了“三一八慘案”的衝擊，1928、1929年間寫《閉戶讀書論》《啞吧禮讚》《麻醉禮讚》等文，於是進入“苦雨齋”，喝“苦茶”並且“苦住”，最終在世俗生活中建立起“日常”的價值觀。不幸的是，1939年元旦遭槍擊，在內外交困之中出任偽職。所幸，日本戰敗，晚年周作人在社會的邊緣向日常性回歸。《老虎橋雜詩》中的作品，就體現了這種回歸。

上文所引“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一語中的“人間”是個日語漢字詞，意思是“人”。魯迅的《人之歷史》一文，1907年12月在東京《河南》月刊上發表時，題目本是《人間之歷史》。1926年魯迅將其編入《墳》的時候，改文題中的“人間”為“人”。精通日語者，中文寫作難免打上日語印記。不過，周作人這裏使用的“人間”一詞，大概也表達了一種超越個人的“人間情懷”。他1926年6月7日寫的雜文《文人之娼妓觀》，就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的那句“我是跪在人類的一切苦難之前”，並說“這樣偉大的精神總是值得佩服的”。詞彙的微妙體現了思想的微妙。

在周作人這裏，“日常”與“非日常”保持着或隱或顯的對應關係。

周作人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而日本文化的日常性、世俗性、庶民性正是他鐘情的。他讚美日本人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喜愛日本浮世繪，翻譯了日本名著《浮世澡堂》《浮世理髮館》。本叢書中清少納言的《枕草子》與石川啄木的《從前的我也很可愛啊》，同樣包含着這種日常性。

關於清少納言與其《枕草子》，周作人在其中文譯本的後記中做了說明。他將《枕草子》的內容分為三類——類聚、日記、感想，從其分類可見，“散文”之於《枕草子》，是體裁也是精神。早在1923年，周作人在《歌詠兒童的文學》一文中言及《枕草子》，即稱讚其“敘述較詳，又多記宮廷瑣事，而且在機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優婉纖細的情趣，所以獨具一種特色”。日常性，本是清少納言觀察生活的主要視角。她在《枕草子》中寫道：“那些高貴的人的日常生活，是怎麼樣的呢？很是想知道，這豈不是莫名其妙的空想么？”（卷十二）推敲《枕草子》的書名，亦可推敲出散文式的自由與散漫。在日語中，“草子”本是“冊子”（或“草紙”）的諧音詞，“枕草子”中的“草子”即“冊子”之意。但是，為何是寫作“枕草子”而不是寫作“枕冊子”？在我看來，寫作“枕草子”的結果，是書名與日語固有詞“草枕”（くさまくら）發生了關聯。“草枕”一詞體現了日本傳統遊記文學的自由精神。束草為枕，乃旅寢、暫眠之意。夏目漱石亦有小說名作《草枕》（1906年）。

石川啄木（1886—1912）二十六歲病故，與其說是英年早逝不如說是夭折。五四後期他就受到周作人的關注。周作人編譯的現代日本小說集《兩條血痕》（開明書店1927年出版），收錄了石川啄木的同題小說《兩條血痕》。周作人在這篇小說後面的譯者附記（寫於1922年8月1日）中介紹石川啄木的生平與創作，說《兩條血痕》“是一種幼時的回憶，混合‘詩與真實’而成，很有感人的力量。他的詩歌，尤為著名，曾譯其詩五首登《新青年》九卷四號，又短歌二十一首，載在《努力》及《詩》第五號上”。至1959年翻譯《可以吃的詩》，周作人翻譯石川啄木作品的時間長達近四十年。他喜愛石川啄木的作品，不僅是因為石川作品混合了“詩與真實”，也不僅是因為他與石川同樣悲觀於生命的偶然與短暫，而且與石川作品的日常性、日本性有關——結合石川的詩歌來看尤其如此。《一握砂》《可悲的玩具》兩本詩集中，多有描寫日常生活的詩。“扔在故鄉的/路邊的石頭啊，/今年也被野草埋了吧。”“茫然的/注視着書里的插畫，/把煙草的煙噴上去看。”等等。有的詩吟詠的日常生活過於瑣細，因此如果不反覆閱讀就無法品味其中近於禪味的詩意。這兩本詩集收錄的都是三行一首的短詩。這種“三行詩”的形式並非偶然形成，而是石川啄木受到其好友、歌人土岐善麿（1885—1980）羅馬字詩集NAKIWARAI（可譯為《泣笑》）的三行詩啟發，刻意追求的。在周作人看來，短小的形式最適合表現日本詩歌的美的特質。他在《日本的詩歌》（約作於1919年）一文中說：“短詩形的興盛，在日本文學上，是極有意義的事。日本語很是質樸和諧，做成詩歌，每每優美有餘，剛健不足；篇幅長了，便不免有單調的地方，所以自然以短為貴。”

清少納言與石川啄木，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品出味道、發現美，是因為他們有一顆“日常”的心，並且身處日本的精細文化之中。在《枕草子》中，清少納言描寫日常生活情景之後，經常重複那句“這是有意思的”，可見其品味生活的自覺性。石川啄木，甚至能夠把自己豐富的情感投射到海島沙灘上的一把沙子（“一握砂”）中。這兩位日本作家生活的時代相差近千年，而他們同樣為周作人所喜愛。周作人翻譯他們的作品，是發現、認同他們的同一性，也是發現自我。

這五本書中，三本是創作，兩本是翻譯，但保持着精神與美學的一致性。由此能夠讀懂周作人，讀懂他與日本文化的共鳴，讀懂現代中國文化史的重要側面。更重要的是，我們通過這種閱讀，能夠感受到豐富的日常性，深化對日常性的理解。對於我等往來於世俗生活之中的芸芸眾生來說，“日常”是一種常態，是生命本身，因而是尊貴的。

2018年12月31日序於寒蟬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