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緡和告緡

緡，是舊時串銅錢的繩子，由此成了量詞，一緡，為一千文。算緡是漢武帝頒行的營業稅種，課徵對象是工商業者及手工行當，舊稱“賈人末作”。末作即末業，農為本，商賈為末。

算緡的徵收方式是經營者自行申報財產，“各以其物自占”，依財產納稅。“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一算是120文，2000文繳120文，稅率為6%，小業主減半，“率緡錢四千算一”。算緡里還有車船稅，“軺車”繳納一算，軺車是以前的豪華私家車，是奢侈品。軺即遙，“四向遠望之車也”。“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軺車是公務車，不在徵收之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如果隱匿不報，或不據實申報，懲罰是嚴厲的，“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算緡令”是公元前119年頒行的，為確保政令暢通，作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兩度發佈“告緡令”，鼓勵百姓檢舉揭發，“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檢舉人可獲得罰沒金一半的獎勵。

算緡是中國歷史上農業稅之外的首項財產稅，為開拓之屬。功益處在於不加重農民負擔，“富國非一道”“富國何必用本農”“無末業則本業何出”。西漢初年的農業稅是1/10，比較高，文帝免了十二年稅，后降為1/15，景帝再大幅降為1/30。漢武帝是有作為的皇帝，有作為，就是多做大事情。漢武帝北征匈奴，南威夷越，又好大喜功，在賞賜上也是大手筆，“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舉一個漢武帝的實例，漢使赴身毒國（即印度）出訪，中途在昆明國受阻，未遂而返。漢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在西安西南郊鑿湖四十里，“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造大小戰船幾百艘，“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漢武帝有點像今天的美國總統，外交上稍受挫折，即展現武力雄風。大作為是以國庫堅實為前提的，漢武帝沒有增加農業稅，而是把手伸進了商人的口袋。

漢代的商人有“市籍”，即城市戶口。“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國家明文規定，賈人名下不能有土地。早先的城市戶口和今天的農村戶口差不多，不太受人愛戴。

告緡這道法令值得反思。告緡的收效是巨大的，“得民財物以億計，奴碑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但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中國的商貿業在漢武帝一朝陷入了毀滅性的泥沼。比這更可怕的是，告緡使民風敗惡，倡導誠信反而使誠信淪喪，百姓風行給**打小報告，做**的密探，“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

漢武帝時期有一位納稅楷模叫卜式，洛陽人，以養羊為業，後來發展成規模化養殖，有幾千頭吧。他在兩次戰爭中受到漢武帝重獎，並且被破格提拔為官。一次是北戰匈奴，卜式上書，願捐出一半家產。“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佈告天下。”另一次是南征，卜式又上書，願“父子……死南越”。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項，佈告天下”。后又拜御史大夫，由地方官晉為京官，但不久卜式就失寵了，因為對車船稅提了反對意見：“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不說（悅）……貶為太子太傅”，名噪一時的擁軍愛國明星去履任閑職了。

經濟政策是用來富國的，如果淪落為**斂錢的手段，就是誤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