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隨筆 何謂良師

大概是70年代末的最後一年的初夏，關中平原正勃發著一年四季里最迷人的景緻，復蘇的中國文學界亦如這自然界的景緻一樣撩撥着新老作家們的創造慾望。那時候，我去剛剛恢復不久的陝西作家協會參加一個什麼會議，認識了呂震岳先生，直到今年春天我去他的靈堂前點燃一炷紫香，無論如何都抑制不住涌流的淚水了。

那次會議即將結束時，呂震岳來到我住的房子。“你是陳忠實吧？”問過我的名字又自報家門，“我是呂震岳，陝報文藝部的。”我便讓座倒水，尤其是對一位年長於我的頭髮已顯得稀疏的老編輯，因為頭次見面，愈是禮儀敬重。他坐下后沒有寒暄和客套，直接談明來意，約我給陝報文藝版寫篇小說：“你以前的幾篇小說我看過，很不錯，有柳青味兒。”我便應諾下來。他又叮囑說：“一版頂多只能裝下七千字，你不要超過這個數就行。”說罷就告辭了，乾脆利索。

我那時候的心態剛剛調整過來。三年前的1976年春天，剛剛恢復的《人民文學》約我到北京參加一個寫作筆會，我寫了一篇適應當時反“走資派”的小說在該刊物上發表了，引起較多反響。隨着“***”的倒台和在一切領域裏的撥亂反正，我在社會政治領域裏的巨大歡欣與在寫作上的受挫，形成劇烈的心理衝突，直到1978年的冬天，仍然陷入在真實的又不想被人原諒的羞愧之中。記得我當時正在灞河河堤的會戰工程中領工，我和指揮部的同志住在河岸邊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裏，生着大火爐睡着麥秸鋪。正是在被春汛嚴逼壓迫着的緊張的施工過程中，我先後讀到了兩篇記憶猶新的短篇小說，先是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陝西青年作家莫伸的《窗口》，后是被後來公論作為新時期文藝復興潮聲的劉心武的《班主任》。莫伸比我年輕許多而劉心武和我同齡，然而都是嶄露頭角的文學新人，都是從剛剛解凍的文壇土壤里躥出來的惹人眼目的新苗。我讀着這些優美的小說不由得聯想到自己的受挫，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便把全部激情都轉移到我所指揮着的河堤工程上。

直到這個工程完工的1978年秋天，我便調入西安郊區文化館。我再三地審視自己判斷自己，還是決定離開基層行政部門轉入文化單位，去讀書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學。郊區文化館在小寨，有兩處辦公用房。一處在小寨俱樂部的小樓里，住着大多數文化幹部和文化領導；另一處是“*****”前的老文化館所在地，全部是平房，已破落殘損，有三四位幹部挑着好點的房子住着，院中荒草盡興地繁衍着。我便選了東南角一間空房，把一捲鋪蓋卸下來，掉下來的半張頂棚的葦箔經民工重新搭吊上去，殘留在牆上的黑墨標語被我用報紙糊住了……我便坐下來讀書。窗外是農民的菜地，生長着日見膨大的白菜；白菜地的畦樑上插長着綠頭蘿蔔，也是日漸粗壯着。我從早讀到晚，或借或買，圖書館裏獲得解禁的小說和剛剛翻譯出版的國外的雖然獲過諾貝爾獎但對我們卻陌生的大家名作，一概抱來閱讀。目的只有一點，用真正的文學來驅逐來蕩滌我的藝術感受中的非文學因素。“***”可笑的“三突出”創作原則因為太離譜姑且不論，十七年裏極“左”的文學創作的理論和思想，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屬於文學自己的因素，是強加以至強姦文學的非文學因素。對於非文學因素的盪除和真正的純文學因素的萌生，對寫作者來說，用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只有用閱讀真正的文學作品來盪除——假李逵只能靠真李逵來逼其消遁。

我的自我審視和自我選擇在我的感受里是正確的。閱讀使我進入了真正的五彩繽紛的小說世界，非文學的因素基本被廓清了，我才覺得我正臨門屬於真實的文學的殿堂。信心也恢復了，羞愧的心理得到了調整，創作的慾望便衝動起來。直至今天，我依然難忘1978年的那個自虐式的閱讀和反省的冬天，每每經過翠花路看見歷史博物館的漂亮建築群，我便想到我曾居住過的那間房子和窗外的菜地，但現在都蕩然無影了。1979年春節過後，我在那間小房子裏重新開始寫作小說了。正是在我剛剛湧起新的創作激情里，我遇見了呂震岳，他向我約稿。

我十分珍惜呂震岳的約稿，同樣是那個羞愧心理的繼續。那篇反“走資派”小說所產生的對我的看法，仍然是我的神經最敏感的因素，因而對那些依然還約我稿的編輯，更多的是一種被信賴被理解的感遇之恩了。由是，便想着應該儘力寫好一篇小說送上，不至使這位初次見面的長兄失望。然而正在構思中的一篇小說篇幅較大，原計劃給《人民文學》的，不怕長，便想着寫完這個短篇之後，接着為陝報老呂再寫，七千字是一個不能突破的限制。這時候，接到呂震岳一封信，信皮和信紙上的字都是用毛筆寫的。字很大，雖稱不得作為裝飾和賣錢的書法，卻絕對可以稱做功夫老到的文人的毛筆字。內容是問詢稿子寫得怎樣了，一月過去了怎麼沒有見寄稿給他。我讀罷便改變主意，把即將動筆要寫的原想給《人民文學》的這個短篇給老呂，關鍵是怎樣把原構思的較大的篇幅壓縮到七千字以內。如果就結構而言，這個短篇是我的短篇小說中最費過思量的一篇，及至語言，容不得一句虛詞冗言，甚至一邊寫着一邊碼着紙頁計算着字數。寫完時，正好七千字，我鬆了一口氣，且不說內容和表現力，字數首先合乎老呂的要求了。這就是《信任》。

稿子寫成心裏又有點不踏實，主要是內容。這篇小說寫一位挨整受冤的農村基層幹部，以博大的胸襟和真誠的態度對待過去整他的“冤家仇人”，矛盾甚至很尖銳。寫成后我又有點躊躇，當時正是傷痕文學如苦水怒潮般洶湧，控訴禍國殃民的“***”，社會生活中亦是平反冤假錯案剛剛激起社會各階層強烈反應的普遍性情緒，圍繞着“四清”運動的矛盾，農村社會的新的矛盾和社會心理也很尖銳和複雜。這篇小說以這樣的人物出現，會不會引起誤解？我一時拿不定主意，就帶着稿子去找老朋友張月賡，讓他給看看，以較為客觀的眼光給我把握一下。

張月賡還住在《西安晚報》社的兩層簡易居室里，一大間屋子沒有隔間，既是卧室也是書房又兼着會客用。部隊作家丁樹榮已先在座，見面自然都很高興。我說了事由，便拿出剛剛寫完的稿子，二人連續着讀了，對我申明的擔心以為是多餘。丁樹榮很熱情，說他和老呂很熟悉，正好還要去找老呂，可以替我捎帶上稿子。我就把稿子交給丁樹榮，夾沒夾一紙給老呂的短箋已經忘記了。我第二天就下鄉參加夏收勞動去了。

從把稿件交給丁樹榮那天起，恰好一周時間，《信任》便在《陝西日報》的文藝版面上刊出了，時間是1979年6月3日。這是我自有投稿生涯以來發表得最快的一篇作品。我聽到了我周圍的熟識的行政幹部的議論，尚不敢完全輕信，以為可能有更多的鼓勵的因素。又過了大約不足半月，我剛剛從鄉下參加夏收勞動歸來，又接到呂震岳一封信，意思說作品發表后引起普遍反響，已收到不少讀者來信，讓我到報社去看看那些讀者來信的評說。

我心裏便有點按捺不住，騎上自行車繞大雁塔那條路奔東大街的陝報去了。似乎是一種潛意識，我尤其看重讀者的反應，想聽聽文學圈以外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的讀者的評說，直到今天依然是這種心理。這應該是我第二次和呂震岳見面，老呂對我似乎已經是老早的熟人一樣隨意了。記得我見他第一面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他說話的高嗓子大調門。這回在他的編輯桌旁，不僅依然着這種說話，笑聲同樣是高腔大聲，用暢快用爽朗這些詞來形容似乎總不到位。他的情緒很興奮，完全是一種編髮了一篇引起普遍反響的稿子的由衷的快慰。他一邊給我述說著丁樹榮怎樣捎稿給他，他讀後的感覺和抓緊處理稿子以促使其儘快見報，一邊用右手頻頻做着手勢。我是深深地被感染被感動了的。一個職業編輯，一位長我起碼十歲的老兄，毫不掩飾他的興奮之情，像年輕人一樣手舞足蹈着高聲敘說著哈哈大笑着，給我一種赤誠熱心而不無天真的強烈印象。他隨之把一摞讀者來信取出來交給我，感慨地說，看看，剛發表十來天，來了多少信說這個作品。

我一封一封讀着那些從全省各地發往報社的信，禁不住眼熱欲淚。不完全因為他們對我的一篇小說說了怎樣的好話，更多的是我太需要他們對我的“信任”了。因為那篇寫反“走資派”的小說造成的不良影響，我企圖以新的創作來挽回，挽回那些可能棄我而去的讀者，重新建立我和讀者的真誠的信賴。那一封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向我證明了最基本的這一點，正是我最心虛着乞望充實的一點。然而其中有一封信，以不屑的口氣評說《信任》，更以不屑的口氣譏諷着我，說我在“*****”期間寫過適應時風的小說，現在又倒過來寫什麼《信任》，等等。我以為他說的是基本客觀的事實，他肯定讀過我過去寫的幾篇以階級鬥爭為主調的短篇小說。不屑的譏諷的口吻不是批評的關鍵，亦可促使我更進一步做人生和文學的反省。這些信後來由老呂選發了三篇，在《作者·讀者·編者》專欄里，我也看到了。有趣的是，十五六年後，我躲在渭南一家招待所里寫幾篇應急的短文，有天晚上賓館（招待所）經理來和我聊天，說那三篇被選發的讀者來信中，有一篇是他寫的。他寫那篇讀後感式的信的時候，正在渭南地區所轄屬的一個縣的水利局工作，接近基層農村，強烈地感覺到，因為幾十年階級鬥爭擴大化給許多無辜的群眾和優秀的基層幹部造成的傷害，在實施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中，又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對立，甚至出現簡單的個人之間的報復行為。他對這篇小說里的主人公對待同類矛盾的襟懷十分感動，以為是化解階級鬥爭造成的人為矛盾的有遠見的途徑，忍不住便寫了那封信。其實，他平素只是喜歡讀書看報，並不搞寫作，後來幾經工作調動，現在已是這家賓館的經理了……聽來真是令人感慨系之。

至今依然記憶猶新的是，由丁樹榮把稿子捎給老呂之後，我就到西安北郊的一個生產隊參加夏收勞動去了。按當時幹部下鄉的習慣，自行車后架上捆綁着被褥捲兒，車頭上的網袋裏裝着洗漱用具。大約十天或半月的下鄉期滿回到郊區文化館裏，《信任》已經發表多日，我在緊如救火的夏收勞動中尚不得知。回到館裏之後才看到發表《信任》的版面，“信任”兩字是某個書法家的手書，有兩幅描繪小說情節的素描畫作為插圖，十分簡潔又十分氣魄，看着看着就覺得眼熱。這是我第一次在《陝西日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作品，但不是處女作，此前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小說散文在雜誌和報紙副刊上發表，按說不應該有太多太強的新鮮感。我不由自主地“眼熱”，來自當時的心態和更遠時空的習作道路的艱難。當時的心態已如本文開頭所敘的反省和調整，這篇小說的發表無疑給我以最真實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自信。更深層的感慨發自此前十八年給《陝西日報》的一次投稿。

1961年，正是後來被習慣稱作“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那一年，我正在讀高中二年級，無法化解的飢餓折磨着幾乎所有人，尤其是正處於生理生長最活躍的中學生。市教育局為保護處於這個不幸年代的學生，採取了非常措施，取消晚自習自然也就取消一切作業，實行“勞逸結合”來對付飢餓。老師只需完成課堂授課而不再批改作業，學生只需接受老師的講授而不再去做任何科目的作業題，消耗熱量的體育課乾脆廢除不上了。我突然發現空閑的時候太多了，空閑得令人反而不習慣起來，自然就把課餘的時間和精力全都用到閱讀和寫作這個愛好上頭來。我和我的同樣愛着文學的朋友常志文，找到了一個既省錢又能讀到新書的辦法。每天晚飯後，我倆悄悄溜出學校後門，抄田間近路步行到距學校約十餘華里的紡織城商場，直奔書店。靠在裝滿各種書籍的書架立柱上，抽出昨天正在讀着的那本書繼續讀下去，直到大約九點或九點半鐘商場統一關門，我再最後看一眼正在閱讀着的頁碼，合上書裝進書架然後離開書店。那時候沒有“微笑服務”，更沒有禮賓小姐站在門口躬身歡語“歡迎光臨”的禮儀，卻不拒絕如我一類無錢買書的人連續閱讀自己感興趣的書。我和我的朋友便從來時的小路再走回灞河岸邊的這所由孫蔚如先生創辦的中學，我倆關於閱讀心得的交流一直繼續到校門口才收住。上床睡覺以前，先喝一大碗鹽水哄自己入眠，因為飢餓早已攪得腸胃瘋狂起來。在往來二十餘華里的疾步運動中，本來就沒有吃飽的晚飯早已被消化光了。這樣的課餘活動的運動量和對熱量的損耗，可能遠遠超出了做作業和一周只有兩節的體育課。

同樣在這一段沒有功課壓力的輕鬆日子裏，我和常志文、陳鑫玉三位文學愛好者組織起來一個文學社。苦於喜歡文學而總是找不到創作的門路，文學社就被命名為“摸門小組”。僅這個名字就可以看出我們當時對於創作的心境和情態，不無猴急和彷徨。成立文學社的同時決定創辦文學牆報，名字定為“新芽”，不無才露尖尖一角的小荷的含意。這是一個純文學的牆報，不是那種為紀念各種重大節日所辦的壁報。“新芽”發表小說、散文和詩歌，必須是文學社成員自己創作的，當然也歡迎同學投稿。

創刊號上，刊登了我的一篇散文《夜歸》。陳鑫玉鼓動我把這篇散文投給報刊，我缺乏勇氣，終未敢把它投出。我的朋友卻把它另寫下來，寄給了《陝西日報》文藝部。大約不到一月時間，鑫玉某天從家裏來就興奮地告訴我，說報社來信了。他興奮激動的表情，自然傳遞給我某種希望，某種僥倖混合著的急切心理。信的內容是肯定了這篇散文的長處，也指出了缺陷，關鍵詞是讓我修改一下，儘快寄去。我到此刻才真正的激動起來，似乎真的就要“摸”到那個神聖而又神秘的“門”了。我很快做了修改，又寄出去了，此後便開始了急切而又痛苦的等待，等待來信通知一個幾乎讓人不敢奢望的消息。等待中天天到學校的閱報欄去看《陝西日報》，自然是發表文藝作品的第三版。這是我創作生涯中發生的關於投稿的第一次等待，第一次感受那種企望和失望交織着的急切和焦灼的心情。奇迹終於沒有出現，我在隨之到來的高考的緊張準備中把此種情緒排擠開去。

結束高中學業，高考名落孫山，我在最初的別無選擇的痛苦中回到家鄉，被公社選拔為民辦老師，這才真正開始了我的業餘文學創作。次年春天，我重新把《夜歸》做了修改，再次投給《陝西日報》，不久又來了信，肯定了長處也提示了不足，仍然讓我修改後再寄去。我又一次陷入期待的焦灼之中。久久的等待中，我終於忍耐不住，藉著學校到西安舉辦什麼活動的機會，找到了社址設在東大街的《陝西日報》。我在報社門口躊躇着踅摸着，想不出進入報社文藝部該怎麼開口的措辭，自卑和羞怯的濃霧揮斥不開。我終於硬着頭皮走了進去，看見文藝部的幾張辦公桌前坐着幾位編輯，我朝門口那一位發出了問詢。關於我的這篇散文，均不在在座的編輯手裏，便推測肯定在一位已經下鄉鍛煉的編輯手中，可他大約需要半年才能結束勞動鍛煉。那位好心的編輯很誠懇地暗示我，凡是能發的稿子，肯定會交代給編輯部的。既然沒有交代我的那篇散文，肯定是發表不了的了。這次投稿和第二次修改又失敗了，我走出《陝西日報》深長的院庭甬道時，直接的感覺是，那個“門”還遙不知其所在，任何輕易“摸”到的僥倖心理自然雲散了，反倒輕鬆了，當然不可排解自卑。我至今無法判斷當時在座的編輯之中有無呂震岳，因為我除了和那位同樣不知姓名的編輯說話之外，幾乎不敢亂瞅亂看別的人。我站在《陝西日報》社門口，回望一眼那拱形的門樓和匆匆忙忙進進出出大門的人，還是免不了自慚形穢的自卑。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進一家報刊的大門，目的是問詢自己投遞的一篇習作，留下的記憶難以泯滅。在我被老呂邀請到他的辦公室去看讀者來信的時候，我心裏湧起的便是十幾年前頭回進入時的複雜心理的記憶。我和老呂聊起這件事，老呂哈哈大笑着說他毫無記憶，那時候出出進進文藝部的各路業餘作者太多了。我至今也無法弄清那位兩次寫信鼓勵我修改後再投的編輯是誰，他每次寫信都不署姓名，只綴着文藝部的落款。直到1965年春天，我把這篇散文打破原先框架，重新構思重新寫作，名字改為《夜過流沙溝》，只是沒有勇氣投給“省報”而改投“市報”，不久就在《西安晚報》文藝副刊上發出了。這是我的變成鉛字見諸報刊的第一篇習作，歷經四年，兩次修改，一次重寫，五次投寄，始得發表。我在感激《西安晚報》那位發表它的編輯的同時，也感激《陝西日報》那位兩次給我寫信鼓勵我修改的不知其名的編輯。在這篇散文漫長的修改過程中，我在“摸門”，或者叫做最初的探索；在從事這個容不得任何僥倖的事業的起始階段，這篇處女作的修改和發表的漫長過程，實際上是我進行文學基本功練習的一個縮影。我和老呂聊起這件事，除了艱苦跋涉的感慨之外，還有一種心理補償的慾望，我想那位給我兩次寫信的編輯最好能在此刻在這個辦公室出現，我會向他致以最真誠的問候和感謝。他的那兩封信，是我寫稿投稿生涯中第一次收到的報刊編輯的信。老呂也感慨着。

七月號的《人民文學》轉載《信任》。那時候，《小說月報》等一類選刊還沒有創辦，《人民文學》辟有轉載各地刊物優秀作品的專欄，每期大約一兩篇。

80年代的頭一個春天到來時，《人民文學》編輯向前給我寫來一封信，告知《信任》已獲1979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那時候的評獎採用的是讀者投票的方法，計票的結果一出來，前二十名便被確定下來。我當即將此事告知了呂震岳，他和我一樣高興。現在回想起來，無論是我，無論是他，當時似乎沒有把這個獲獎看成有什麼太了不得的，倒是後來愈來愈覺得這種全國性評獎真是了不得的。一是這種獎項被看作一種標誌，評職稱升工資等都成為一個硬件；二是這種評獎的競爭愈來愈趨激烈，單就每年一次的短篇小說評獎，已經取締了讀者投票的方法，改由評委投票，非文學因素影響評獎的事時有傳聞。我並非超脫文壇，亦非淡泊名利，我從來不說淡泊名利的話。我至今以為，文壇本身就是一個名利場，淡泊不了的，除非你離開。問題的實質在於以什麼手段去提高“知名度”和獲取“利”，唯一可靠的途徑只能是拿出自己獨特感受的作品來，即以文學的因素實現文學創作的目的，任何非文學的因素都是無法奏到長久之效的。一個不足七千字的短篇獲獎，不可能決定我未來創作的發展，未來的路才剛剛開始。我對自己未來的創作發展不僅沒有十分的自信，甚至依然着自卑的惶惑。因為任何一位能被我們記住的作家，都不是憑一個小小的短篇而鑄就自己的文學成就，證明自己的文學才能的，這是文學史的ABC.作為職業編輯的呂震岳，更有豐富的經歷和經驗，早看多了作家創作發展的種種，所以更多地仍然是說著“多讀多思索”的鼓勵我的實話。頒獎的通知到來時，我的心裏絲毫未動，我的農民夫人突發心臟病月余，我須陪她去醫院看病，便請假缺席了。

作為新時期文藝復興的第一項全國文學獎——短篇小說獎，這是第二屆評獎，發獎儀式很隆重，我在報紙上看到了消息。之後某一天，我用自行車帶着病情稍輕的夫人從城裏看病回來，走到距家尚有七八華里的一個村子，迎面停下一輛小汽車，走出《陝西日報》的文藝評論家肖雲儒來。他們開車到了我的村子撲了空，折回來時碰到了。他說報社文藝部領導很重視《信任》獲獎，作為報紙副刊的作品能在全國獲獎尚不多見，約我寫一篇獲獎感言的短文，老呂因身體不適而委託他來。我後來寫成了一篇《我信服柳青三個學校的主張》的創作談，這是我從事寫作以來第一次寫談創作的文章。

這一年，《陝西日報》文藝部發起了“農村題材小說徵文”，老呂給我寫來一封信，鼓勵我應徵。我已經從原郊區文化館分配到灞橋區文化局，被提拔為文化局副局長，兼文化館副館長。為了能避免瑣細的事務性干擾，我住在灞橋鎮的文化館裏，潛心讀書寫作。接到老呂的信，我寫了短篇小說《第一刀》，不需叮嚀便明白七千字的版面極限。這篇小說同樣得到老呂的欣賞，以一周的最快速度見報。此後，又收到了一批讀者來信，選發了三篇。這是寫農村剛剛實行責任制出現的家庭矛盾和父子兩代心理衝突的小說，引起讀者的普遍關注是可以理解的。儘管在徵文結束后被評了最高等級獎，我自己心裏亦很清醒，生動活潑有餘，深層挖掘不到位。然而關於農村經濟改革的思考卻由此篇引發，發展到我的第一個中篇小說《初夏》的最後完成。

1982年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子《鄉村》出版，在我贈送書籍的名單上自然不可或缺老呂。這本集子裏有他鼓勵催促下寫成的三篇小說，且是在我創作發展的關鍵時期有着特殊意義的作品。這年冬天，我調到省作協專業創作組。在取得對時間的完全支配權之後，我的直接感覺是走到了我的人生的理想境界：專業創作。我幾乎同時決定，乾脆回歸老家，徹底清靜下來，去讀書，去回嚼二十年裏在鄉村基層工作的生活積蓄，去寫屬於自己的小說。尤其是讀書，需要彌補未能接受大學中文系專修的知識虧空和心裏空虛，需要見識中外大家名著所創造的藝術大觀，更深一步進入真正的藝術世界，揣摩真正的文學的本來內蘊，以徹底排除非文學因素和出於各種用意強加給文學的額外負載，接近再接近真正的文學的本義。我記得我到陝報去和老呂說了歸鄉的打算，他仍然高調門感嘆着好好好，真誠地說，寫作靠熱鬧是不行的，得拿出好貨來。

回到祖居的老屋，反而有一個不長的適應期。偶爾有文學朋友和約稿的編輯找到村子裏，都是我十分愉快的事，包括傳來許多文壇最新的消息和趣聞。偶爾收到老呂的信，仍然是老文化人的個性明顯的毛筆字，或問訊或約稿，讀來十分溫馨。中篇小說《初夏》在《當代》發表以後，接到老呂一封長信，說他對這篇小說特別喜歡，不完全是因為《第一刀》的緣由。到這篇中篇獲《當代》文學獎時，我告訴了他這個消息，老呂像小孩一樣拍着簡易沙發的扶手大聲慨嘆起來，似乎驗證了他的閱讀感覺。他說他在什麼報紙上看到《當代》的廣告目錄，專意到郵局的報刊門市部買來了雜誌，讀完便給我寫了那封長信。及至1986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我的以《初夏》冠名的第一個中篇小說集子，我拿到書後，從鄉下趕到西安，找到老呂家裏。其時他已退休，住在炭市街的平房住宅里。我送上這本集子，他翻着看着，說那本集子裏收編的幾個中篇大都讀過了。他告訴我，凡是他在什麼雜誌上發現我的作品就一定要讀，凡是他聽說我在哪裏發了什麼小說就自己找來讀。他坦率地說著對那些小說的感覺，好的和遺憾的諸多方面，已經遠遠不是《信任》或《第一刀》經他發表時的交談深度了。這一次，是我更深地理解老呂這個人的重要接觸。我真切地被這位老兄感動了。他已經退休，已經不再為報紙副刊和我打交道了，他關注我的作品和我寫作的發展，至少是出於一種純粹的關於一個與他打過交道的作者的關注，僅僅只是這個作者的作品他曾經喜歡過付出過心血，僅僅只是這個作者本人他比較喜歡，僅僅只是他希望自己喜歡的這個作者的創作更健康地發展。這就夠了，這就足夠我這個經他扶助的作者體會人世間那種被讚美着的真誠了；足夠我再重新理解作為中國文學各類職業編輯的良苦用心了，任何時候要是還沒有忘記這一點，我便相信自己的尾巴會緊緊夾住；足夠我理解作為個人勞動標誌很明顯的創作，其實還有更豐富的社會的催人奮鬥的那種力量。告別老呂，重新回到祖居的家園，《初夏》這本書也就劃歸昨日的黃花。我必須以新的藝術形態給老呂這樣的職業文學編輯一個見面時可以再聊的話題，包括更多的還喜歡着我的小說的讀者。真正的文學意義上的友誼給我的就是這種衝擊力。

聽說老呂病了時，我很震驚，找到他的新居里，是在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已得知他得了一種今天的醫療水平很難治癒的病，便約了精於攝影的鄭文華去拍一張合影。我們相交整整二十年來，竟然沒有拍過一張合照，我不在乎這種照相，他也不在乎這種形式的東西，二十年裏我們多次見面卻沒有誰想到照一張合影。我到鄰近的水果店鋪里買了水果，也應是第一次。二十年裏我多次去過他供職的編輯部和他的家裏，從來沒帶過一件禮物，一盒煙一瓶酒都沒有過。那個時期里似乎不興這一套，我也沒有這種意識，似乎拿着這種東西會使他和我都尷尬的。他現在病了，是個病人，按我的心理和習慣，看望病人帶上水果是禮儀成俗的。他坐在一架輪椅上，因為病痛所致的骨頭損害，不能坐太軟的沙發。他說他出醫院好久了，病情穩定。他比以往消瘦了，臉色尚好，仍有繼往的紅色，表面看不出太多的重病的疲倦和憂鬱。他說話依然是朗朗的高調門大嗓子，幾乎與我以往的印象沒有任何變化和差異，也許是強性子的他自然顯現的剛強。我和他聊了他的病情，他卻更多地問我現在的工作和寫作，不無惋惜之意，甚至啟發我趕快離開西安，重新找一個地方去讀書去寫作。他那麼感慨着對我的深層理解，寫到這程度太不容易了，再浪費時間就損失太大了……云云。我無言以對，也不想對他說出我的苦惱。如他一樣的感慨我已從許多朋友口裏聽到，然而我不想讓他再為我擔這一份心。我盡量以輕鬆的話題和他交談，包括回憶我們以往的趣事，他便大聲愉快地笑起來。我給他留下我出版不久的五卷本《文集》，他問《白鹿原》收編在內沒有。我說主要的作品全都收入了。他說他早已讀過《白鹿原》，不斷地感慨着從他編《信任》到《白鹿原》的閱讀感覺。臨到我出門時，他仍然鼓勵我，什麼都可以看輕、看淡，再弄出兩本書來，弄到這程度太不容易了……

我收到老呂一封信，看小小信封上那很大的行書毛筆字就熟知了。打開信封，夾着他的一頁短箋和一塊報紙的剪貼文章，是他發表在《陝西日報》的一篇關於《白鹿原》的短論。我的心頭一沉，讀了短訊再讀短論，沉默許久都不知道該做什麼。他已到骨癌晚期，忍受着怎樣的痛苦，仍然還要寫這樣的短論，仍然還要對《白鹿原》一書獲茅盾文學獎的事說他的看法和意見。其時，關於這本書和這個獎的熱鬧早已過去，我已不再接受關於這個話題的媒體採訪。《白鹿原》一書自出版以來的五年時間裏，我看到過許多評論家、作家、記者和讀者的或長或短的評論文章，說長道短在我已經於心不驚平靜聽取了，然而老呂的這篇短文一下子把我推入情感的波濤之中，無論如何我都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篇“評論”……這是我收到的老呂的最後一封信，那功夫老到筆力遒勁的毛筆字啊！

今年春天，我接到老呂家屬的電話，是哽咽着的女聲報告的噩耗。當晚我趕到老呂家裏，只能面對一幅圍裹着黑紗的相片了。我站在靈桌前腿就顫抖起來了，看着照片上那昂昂的朗朗的面容，淚水一下子涌流出來，想叫一聲老呂也終於哽塞得叫不出聲。他的夫人告訴我，他把我送他的那套《文集》，一直在桌子上用書夾栽着，而沒有塞進他的書架，直到他去世。我又一次湧出淚水，卻說不出任何話來。

走在夜晚的東大街上，五彩的霓虹燈光是這座古城的新的姿容。天上似乎落着細雨，我木然地走着。我的小說中那個被我讚美也被我批判着的白嘉軒的生命感嘆竟從我的心裏湧出來了：世上最好的一個文學編輯謝世了！

1999年11月9日於禮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