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殺魏延

()其實，軍事謀略講究的是奇正相合，諸葛亮用兵只見其正而不見其奇。諸葛亮自認為“安從坦道”，即可“平取隴右”，所謂“平取”，其實乃“穩取”之意。但恰恰是這“穩取”使諸葛亮喪失了用奇取勝的戰機，形成了弱蜀與強魏在隴右對峙打陣地戰，中了曹魏的“致人”之術。實際上“平取隴右”乃舍敵咽喉而取其無關痛癢之處，且一擊不勝反而打草驚蛇。等到諸葛亮第二次北伐時，曹魏在陳倉、關中等地已有重兵據守，關中遂不可再圖，魏延之謀再不可行。這就無怪乎魏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筆者每閱三國史至此，不免掩卷而感慨。我以為所謂“魏延之策乃冒險，一旦失利，蜀軍損失太大，恐十萬蜀軍棄之死地，只輪不返”云云（參閱陳玉屏：《論諸葛亮的將略》，載《貴州師範大學學報》，。），完全是違反基本軍事常識的奇談怪論。因為即便魏延在子午谷中了埋伏，也不過損失數千人而已，而孔明攻祁山，失街亭，大敗於張?，所喪之師又何止萬人！魏延文武兼備，勇猛過人。關羽、張飛、馬超等人去世后，他是蜀中難得的一員超群絕倫的上將。諸葛亮北伐時，“蜀兵輕銳，良將少”（《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袁子》）……然而對於魏延這樣一個難得的將才，諸葛亮卻始終不肯委以方面重任。“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其實，對於魏延的軍事才能諸葛亮不是不知，但為何不盡其才？個中之因值得探究。諸葛亮自出隆中以來，政治道路可謂一帆風順，從一個“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耕夫，一躍而成為總攬蜀漢軍政大權的丞相。在劉備“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的許諾下，諸葛亮離帝位僅咫尺之遙。諸葛亮若要“自取”，必須在蜀漢朝廷中樹立崇高的權威，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要建立顯赫的軍功。若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諸葛亮將功高蓋世，無人可與之頡頏，亦無人敢阻止其代漢稱帝。由於北伐是諸葛亮“自取”的本錢，故北伐的軍事指揮大權必須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戰功，但必須在諸葛亮的直接指揮下，是諸葛亮神機妙算的結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卻冀圖“如韓信故事”，單獨統率一支軍隊，獨當一面，這在諸葛亮看來，就是要擺脫他的“領導”，和諸葛亮爭奪北伐的軍功，這當然遭到諸葛亮的“制而不許”。（參閱朱子彥：《諸葛亮忠於蜀漢說再認識》，載《文史哲》，。）陳壽十分推崇諸葛亮，對其評價極高。但又雲諸葛亮北伐未能取得成功，是“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同③。）對陳壽此言，余不敢苟同。眾所周知，蕭何佐劉邦成帝業，有韓信為將。但韓信本是一個“胯夫”，在項羽那裏亦僅是一個執戟郎中，是蕭何慧眼識英雄，向劉邦極力推薦，才使韓信登壇拜將，有了施展其才華的政治舞台。其實，魏延的軍事才能並不亞於韓信。劉備是一個非常善於用人的帝王，他拔魏延為漢中都督，委以方面之任，已有培養魏延成為大將軍的打算，但諸葛亮對魏延卻處處掣肘，不肯大膽使用。“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眾拔（馬）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戰於街亭，為?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三國志》卷三十九《馬良附弟謖傳》）由此可見，蜀漢並不是沒有人才，甚至也不乏類似韓信這樣的軍事奇才，但諸葛亮看不慣魏延這種類型的人物，始終是疑而不用，這就失去了一個政治家應有的博大胸懷。如此一來，他的北伐大業怎麼能夠成功呢？所以，陳壽的“時之名將無韓信”云云，乃是為“尊者諱”罷了。2、千古奇冤關於魏延之死，亦為一大冤案。《三國志?魏延傳》載，建興十二年，“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這是諸葛亮臨終前召開的最後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但這次會議的召開卻導致了嚴重後果。首先，主帥病危，為了怕引起軍心動搖，只與少數人商定後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少數人，既應包括自己的親信，也應包括軍中最重要的高級將領。魏延時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領漢中太守，南鄭侯。而諸葛亮是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益州牧，武鄉侯。二人均假節，封侯。可見，魏延在蜀漢朝廷中的地位僅次於諸葛亮。而楊儀時任丞相府長史，費?為丞相司馬，姜維任中監軍征西將軍。以官位論，楊、費、姜三人之官職均不能與魏延相比。而諸葛亮召開如此重要的軍事會議，卻偏偏將魏延排斥在外，這難道不是故意的嗎？其二，諸葛亮雖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但並沒有安排誰任全軍主帥。只是“令魏延斷後”，姜維“次之”，在前後軍中間起銜接輔助作用。楊儀任何職呢？不知道。看以後事態發展，似乎全軍上下都認定諸葛亮讓楊儀暫攝全軍統帥之職。而事實上，楊儀並無蜀漢朝廷或諸葛亮臨終前的正式任命，楊儀統率全軍名不正、言不順，這就為魏、楊內訌伏下了禍根。

第三，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這似乎已經內定魏延日後將抗命為“叛逆”。諸葛亮為何要作如此安排，史無明文記載。以余度之，其因有三。其一，諸葛亮一生用兵過於謹慎，其原因是實戰經驗不足，故陳壽評價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魏延用兵一向主張出奇制勝，諸葛亮最大的顧慮，在於如果將軍事指揮權交給魏延，魏延就會違背他既定的軍事路線，而按自己的作戰方略行事，這是諸葛亮不能容忍的。其二，諸葛亮在選擇官員、使用人才上，以“奉職循理”作為標準，請看那篇著名的《前出師表》，再分析他所稱頌、推薦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費?、董允、蔣琬、姜維、向寵等人，無一不是循規蹈矩，符合“循吏”標準的人物。而魏延是一個有自己獨立見解、“性矜高”、“不唯上”的大將，他以韓信自詡，認為諸葛亮膽怯，常感嘆自己懷才不遇。劉備死後，諸葛亮獨攬朝中大權，“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同上。），連後主劉禪都聲稱自己是“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三國志》卷三十三《後主傳》注引《魏略》）……而魏延卻時常不買諸葛亮的賬，這當然招致諸葛亮的嫉恨。其三，諸葛亮排斥魏延是為他的接班人蔣琬、費?、姜維掃除障礙。《三國志?蔣琬傳》載：“亮每言，‘公琰（蔣琬字）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諸葛亮臨終之時，後主派遣尚書僕射李福詢問諸葛亮：“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諸葛亮答曰：“蔣琬之後，文偉（費?字）可以繼之。”（《三國志》卷四十五《楊戲傳》注引《益州耆舊雜記》）姜維是公元228年歸附蜀漢的，諸葛亮對姜維一見如故，稱讚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並很快就提拔他為中監軍征西將軍。諸葛亮深知若要蔣琬、費?、姜維順利地執掌朝政、軍政，魏延是一大障礙，因為魏延在朝中、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冀時論必當以代（諸葛）亮”（《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為了排斥異己，諸葛亮不惜毀掉蜀漢的國之棟樑，欲將魏延置於死地。魏延被害的起因雖然同諸葛亮有密切關係，但畢竟不是諸葛亮的臨終遺命，殺害魏延的罪魁禍首是楊儀，當然費?、蔣琬、董允等人也負有一定的責任。魏延與楊儀的矛盾由來已久，魏延驕狂，楊儀自負，兩人關係勢同水火。“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三國志》卷四十四《費?傳》），已鬧到冰炭不能同器的程度。對魏、楊衝突，諸葛亮是如何表態的呢？史載：“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三國志》卷四十《楊儀傳》）從表象上看，諸葛亮裝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不忍有所偏廢”，但其在五丈原病重時，卻已經將權力和情感的天平傾斜到楊儀一邊。魏延未能參與諸葛亮的臨終決策，又被安排為斷後將軍，這就等於授予楊儀以全軍的最高指揮權。諸葛亮死後，楊儀“秘不發喪”，又命費?試探魏延的意圖和打算。魏延對費?說：“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同②。）魏延此話，若以官階而論則不為亂，若以公私而論則不為不當。對於蜀國而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諸葛亮一人身死，便將兵臨渭水、逼近長安的十萬大軍撤回，棄北伐之大業，豈不是以私廢公。再則，諸葛亮死後，姜維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軍事才幹遠遠超過姜維，為何不能繼武侯之志，擔當伐魏重任呢？另外，魏延官爵在楊儀之上，也根本沒有必要服從楊儀的指揮。正因為如此，魏延才“與費?共作行留部分，令?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也就是說他與費?重新商量了治喪的步驟：誰護送諸葛亮靈柩回蜀，誰帶兵繼續北伐，兩人共同簽名，準備向部隊傳達。可費?卻口是心非，尋求脫身之策，他騙魏延說：“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以此為借口，“費?出門馳馬而去”，並隨即背信棄義，助楊儀整軍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覘儀等”，才發覺上當，大軍已經“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魏延當然大怒，趁着楊儀行軍遲緩，搶先一步，“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魏延的意圖很明確，因楊儀掌握了全軍的統帥大權，故無法與之較量，所以只能趕回成都，向後主奏告事情原委。楊儀也不甘落後，於是二人都向劉禪上表，皆稱對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無主見的劉禪判斷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詢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蔣琬、董允都是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與同僚關係一向不好，“平時諸將素不同”，“當時皆避下之”，故而蔣琬、董允“咸保儀疑延”。於是劉禪遂命“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準備*魏延。但不等蔣琬兵至，魏延已被楊儀所殺，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養外家何氏，后複姓王”。）魏延為何不趕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勢兵力對抗楊儀呢？揣測原因，大概是劉禪派蔣琬*魏延的消息其已經獲悉，他已沒有機會進入成都，向後主辨明事實真相了。在此情況下，形勢對魏延當然極為不利，被王平臨陣一叫罵：“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魏延所部立刻軍心動搖，“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其實，所謂的“曲在延”也是表象，當兵的怎會知道上層鬥爭的內幕？他們只知服從劉禪和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楊儀這一邊，認為魏延反叛，不願追隨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說，魏延部下這樣做和整個事件的是非曲直是無關的。在“軍皆散”的情況下，魏延無奈，只得“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於是楊儀用腳踩着魏延的腦袋，嘲笑說：“庸奴，復能作惡不？”之後楊儀又“夷延三族”。（《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一代名將魏延就這樣身死族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

魏、楊內訌以魏延徹底失敗而告終。魏延的失敗有主客觀的原因。從客觀上分析，魏延遭到諸葛亮多年的打擊和排斥，加上楊儀、費?等人的嫉恨，處境艱難，勢單力薄。從主觀上分析，魏延本人在這場突發事件中頭腦發昏，處置失宜，他不該輕信費?，也不應在退軍途中燒毀主力部隊回歸的“閣道”，授人以“謀反”之柄，更不該“據南谷口”，以所部數千之眾去對抗楊儀的十萬大軍。這完全是以卵擊石，自不量力。我認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韓信確實非常相似，即他善於用兵，是軍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卻顯得幼稚，缺智少謀。魏延死後七年，蜀人楊戲著《季漢輔臣贊》，給魏延下了這樣幾句評語：“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御，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楊戲肯定了魏延“折衝外御，鎮保國境”的功勞，嘆息他不能善始善終，指出根源在於他那“不協不和”、桀驁不馴的性格，這個評價是比較公允的。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所謂魏延“謀反”說，那完全是羅貫中捏造的罪名。陳壽對此已經下了結論：“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國志》卷四十《魏延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對頭楊儀倒似乎是“腦後長有反骨”。楊儀誅殺魏延後，自以為“功勛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屬。豈知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後主僅給楊儀一個虛銜，“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於是楊儀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費?密報後主，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楊儀被廢為庶民，儀“復上書誹謗”，遂下獄治罪，“儀自殺”。楊儀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畢竟也甚為可惜，因為他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諸葛亮北伐時，“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谷，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三國志》卷四十《楊儀傳》）……蜀漢國小，人才較之魏、吳要少得多，諸葛亮生前用人不當，又不能協調好部屬的關係，死後導致蜀漢政權的這場內訌，這對人才資源匱乏的蜀漢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勢必加快蜀漢的衰落趨勢。對此，諸葛亮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