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厲朝通俗演久》序
霍松林
毛**在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不久，即致電李克農：“請購整個《中國曆朝通俗演義》兩部。”當內戰未已、外患方殷、戎馬住惚、日理萬機之際，猶急於閱讀這部巨著，充分說明它能夠發揮巨大的歷史借鑒作用。時過半個多世紀，改革開放，百廢俱興，人們依然需要閱讀它。三秦出版社的朋友們有鑒於此，決定據會文堂原版整理重印，這的確是讀書界的大喜事，值得歡迎。
我國歷史悠久，歷史著作浩如煙海。僅就其中的“正史”而言，清乾隆時所定的“二十四史”，包括《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和《明史》，共3259卷。再加上《新元史》257卷和《清史稿》536卷，共4052卷。這種代代相銜，自成體系，記載我國從上古至清末幾千年歷史的皇皇巨著，世界罕有其匹，是巨大的精神財富。然而卷峽浩繁，文義精奧，令非專業的廣大讀者望洋興嘆。因此，民間藝人和文人中的有識之士，早就注意作通俗化、趣味化的工作。《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晚清以來，列強入侵，國勢陵夷，愛國志士們從各方面謀求救國之道，“小說救國”、“演義救國”的理論和實踐，也層出不窮。1897年創刊的《演義白話報》連載《通商原委演義》，共24回，專寫鴉片戰爭歷史，後來出單行本，題為《嬰粟花》。1912年上海書局印行自由生著的《新漢演義》，共40回，寫辛亥革命史。
同一年，廣益書局刊行雪巷著的《神州光復志演義》，共120回，寫明亡至民國成立的歷史。《太平天國演義》、《洪秀全演義》等也紛紛間世。著名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吳沃堯（1866-1910）更“發大誓願編撰歷史小說”（《歷史小說總序》），可惜他只寫了半部《西晉演義》就擱筆了。而真正完成規模宏大的歷史小說《中國曆朝通俗演義》的創作的，則是比吳沃堯晚生11年的蔡東藩。
蔡東藩（1877-1945），名邱，字椿壽，筆名東帆。是一位詩人、教育家、編輯、歷史學家、演義作家與醫生，浙江蕭山縣臨浦鎮戴家橋人。十七歲中秀才，二十七歲時以優貢生朝考入選，調遣江西省以知縣候補，因看不慣官場惡習，稱病歸里。辛亥革命前夕，曾一度去福建，不久即歸。民國元年，同鄉友人邵伯棠把他介紹給上海會文堂書局的主持人湯滌先，參與書局的編輯工作，修改邵著《高等小學論說文范》，自己另撰《中等新論說文范》，並開始為會文堂撰寫《中國曆朝通俗演義》。
《中國曆朝通俗演義》上起秦始皇，下至192。年，共寫了2166年的歷史，包括《前漢通俗演義》、《後漢通俗演義》、《兩晉通俗演義》、《南北史通俗演義》、《唐史通俗演義》、《五代史通俗演義》、《宋史通俗演義》、《元史通俗演義》、《明史通俗演義》、《清史通俗演義》、《民國通俗演義》共11部、1040回，約600萬字，均由上海會文堂書局陸續印行。其中的《民國通俗演義》共120回，寫至1920年。其後書局請許魔父續寫40回，寫至1924年。許魔父初為小學教員，後來當報社記者，編過杭州《東南日報》副刊。抗戰初期，曾寫過一本《鏡花新緣》諷刺小說間世。
蔡東藩最先撰寫的是《清史通俗演義》，1916年9月問世，最後完成的是《後漢通俗演義》，1926年秋季脫稿。在大約11年的時間裏完成了11部演義，而每寫一部演義，都得搜輯、研讀有關的大量史料。前面談過，光“正史”就有4052卷，但光研讀“正史”還遠遠不夠。例如他寫《元史通俗演義》，除了根據《元史》，還參考了《元秘史》、《蒙鞋備錄》、《蒙古源流》、《元史譯文補證》與國外有關蒙古史的譯文。由此可見，蔡東藩為了完成這部普及祖國歷史知識的通俗演義，付出了多麼艱巨的、幾乎令人難以想像的精神勞動。
蔡東藩寫這部歷史演義，有明確的宗旨。其宗旨可概括為：普及歷史知識，揭示歷史經驗、教訓，“為通俗教育之助”。
《前漢通俗演義序》云：
所有前漢治亂之大凡備載而無遺，而於女禍、外戚之興衰，尤再三致意，揭示後人。非敢謂有當史學，但以淺近之詞，演述故乘，期為通俗教育之助云爾。
《五代史通俗演義序》云：
五代之禍烈炙，而推厥禍胎，實始於唐季之藩鎮。病根不除，愈演愈烈，因此有五代史之結果。今則距五季已閱千年，而軍閥乘權，爭端迭起，縱橫裨闔，各戴一尊，幾使全國人民塗肝FA腦於武夫之腕下，抑何與五季相似軟！況乎綱常凌替，道德淪亡，內治不修，外侮益甚，是又與五季之世有同慨焉者。殷鑒不遠，覆轍具存，告往而果能知來，則泯泯葬夢之中國，其或可轉禍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餘年之憂亂也欽！
哎兩晉通俗演義序分云：
不有內證，即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來未有若兩晉禍亂之烈也！夫內政失修，則內證必起；內讓起，則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蟲生，牆夠蟻入，自古皆然，晉特其較著耳。鄙人愧非論史才，但據歷代之事實，編為演義，自南北朝以迄民國，不下十數冊，大旨在即古證今，懲惡勸善，而於《兩晉演義》之着手，則於內讓、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蓋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內，內讓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國之禍，不特兩晉為然，而兩晉即今日之前車也。天下寧有蚌鶴相爭而不授漁人以利乎?若夫辮忠奸、別貞淫、抉明昧、核是非，則為書中應有之餘義，非敢謂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勸戒之意云爾。
《清史通俗演義序》云：
擇其關係最大者編為通俗演義，至關於帝王專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懸為炯戒，以之供普通社會之眼光，或亦國家思想之一助云爾。
其他幾部演義的序，也體現了同樣的精神。可以看出：作者以史為鑒、古為今用的寫作意圖，表現得十分突出。而通讀《中國曆朝通俗演義》，便可驗
證他的這種寫作意圖，是貫徹始終的。
蔡東落的寫作宗旨決定了他的寫作體例。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在吸取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及范嘩《後漢書》史料的同時，還吸取了民間藝人幾百年“說三分”的藝術積累（如《三國志平話》），並運用了藝術虛構和誇張，對於三國歷史來說，“七實三虛”，是一部故事性極強、又塑造了許多生動的人物形象的文學名著。而蔡東藩的寫作宗旨使他不能走羅貫中的創作道路。他在《後漢通俗演義序》中說：
若羅氏所著之《三國志演義》，則膾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評定，而價值益增。然與陳壽《三國志》相勘證，則粉飾者十居五六。壽雖晉臣，
於蜀魏事不無曲筆，但謂其穿鑿失真，則必無此弊。羅氏第巧為烘染，悅人耳目，而不知以偽亂真，愈傳愈訛，其誤人亦不少也。
在《後漢通俗演義》寫三國歷史的部分，便經常與羅貫中抬杠。而他自己在歷史取材和語言表述方面的原則，則是：
事必紀實，語不求深，合正稗為一貫，傅雅俗之相宜。
——《後漢通俗演義序》
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
——《唐史通俗演義序》
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無艱僻淵深之慮。幾經搜討，幾經考證，巨政固期核實，瑣錄亦必求真。
——《清史通俗演義序》
鄙人之撰歷史演義也有年矣，每書一出，輒受閱者歡迎，得毋以辭從淺近，跡異虛誣，就令草草不工，而於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軟！
——《南北史通俗演義序》
若夫燕詞NP說，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證者，則概存之；其無可旁證而太涉荒唐者，則務從略，或下斷語以明之。文不尚虛，語惟從俗。
——《明史通俗演義序》
他反覆強調兩點：一、以“正史”為主，兼采稗史、軼聞，而出於稗史、軼聞者須有旁證，對史料“幾經考證”，“務求確鑿”；二、語言力求淺近、通俗，“易知易解”。這兩點，都是從普及歷史知識、提供歷史借鑒，有助於“通俗教育”的角度考慮的。
《中國曆朝通俗演義》的體例還有一點值得一提。《水滸》有金聖嘆的批語，《三國演義》有毛宗崗的批語，而蔡東藩則自批自注。批註有夾批夾注和總批，涉及許多方面：一、對有關的虛誕說法加以批駁，如《明史通俗演義》第11回寫朱元璋**攻陳友諒舟師而無東北風，鐵冠道人說：“真人出世，鬼神效靈。”周顛說：“今日黃昏便有東北風。”夾批云：“此系測算所知，莫視他能呼風喚雨。”二、對於某些史料的運用註明出處和異同，如《宋史通俗演義》第33回寫到朱壽昌棄官尋母時，夾注云：“《宋史·壽昌本傳》謂劉氏方娠即出，壽昌生數歲還家。但王傅《東都事略》、蘇軾《志林》，皆雲壽昌三歲出母，今從之。”三、對於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號乃至方言但語，加以通俗的解釋，如《前漢通俗演義》第82回寫霍光出葬時“用輻轅車載靈樞”，夾注云：“輻掠車為天子喪車，車中有窗，閉則溫，開則涼，故名輻轅車。”
四、對所寫某些人物或褒或貶，如《明史通俗演義》第3回寫馬氏多次向朱元璋進諫，夾批云：“好馬氏，好賢婦，我願範金事之。”如《民國通俗演義》第75回總批云：“袁氏一生之目的，莫過於為帝，而袁氏一生之大誤，亦莫甚於為帝。小言之，則有背盟之咎；大言之，則有叛國之愈。”五、對自己的構思、佈局、筆法、見解等自誇自贊，如《前漢通俗演義》第1回痛斥秦始皇為“絕對專制”，而稱“集思廣益，依從輿論，好民所好，惡民所惡”的“聖帝明王”為“開明專制”，夾評云：“聲大而閡。”至於“別具隻眼”、“眼光四射”、“插入此段，包含無數筆墨”、“摹寫有致”、“用虛寫法，比實寫大有神采”之類的評語，更多處可見。總之，種種批註，都有助於讀者理解正文、弄清歷史，是和進行“通俗教育”的寫作宗旨一致的。
蔡東藩是一位熱誠的愛國主義者。他的這部《中國曆朝通俗演義》在許多地方體現了反對專制、反對割據、反對內證、反對外來侵略和愛國、愛民、愛民主的思想。
這部用章回小說體裁寫成的《中國曆朝通俗演義》不是像《三國演義》那樣創造了一系列藝術形象的文學作品，而是史實力求確鑿的通俗歷史書。當
然，寫通俗的歷史書，也需要有文學修養。蔡東藩早年有“神童”之譽，才思敏捷，文筆雄健，博覽群書，其後又在詩詞、散文、楹聯等方面有豐富的創作實踐。未出版的詩詞有《風月吟草》、《寫憂草》和《劫後餘生》（長篇敘事詩），已出版的著作有《中等新論說文范》、《客中消遣錄》、《楹聯大全》、《續增唐著新尺犢》和《新幼學瓊林》等。他的文筆，是經過多方面鍛煉的。因此，《中國曆朝通俗演義》的正文、批註、章回題目、詠史詩、下場詩等，都明暢、工穩，其寫景攀人，也不乏精采之處。問世以來頗受讀者歡迎，並非偶然。
作者歷史觀的局限性和某些錯誤思想，也不可避免地表露於這部巨著之中。例如對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運動橫加誣衊，對婦女的看法充溢着封建氣味，在人事休咎、朝代興亡問題上未能跳出天命論、因果報應論的泥坑等等，雖然與全書的民主性精華和巨大成就相比只處於次要地位，但畢竟是白璧之拈。我們渴望有一部觀念先進、文筆優美、足以充分反映歷史真實的新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間世，但在尚無此類新著間世的今天，蔡東藩的這部巨著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只要以分析的、批判的態度閱讀它，便會在普及歷史知識、提供歷史借鑒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1996年10月中旬寫於陝西師範大學文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