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7章 重文輕武的後果,突然來襲的結果

第717章 重文輕武的後果,突然來襲的結果

此刻的种放也是笑着看了他一眼,然後也是很無奈,只見他笑着開口說道:“哎,皇上對於我的懷疑我能理解,畢竟我長時間鎮守邊界又手握兵權,阻撓遼軍南下之路,如今這次我也是面臨抉擇,如果這次我懼怕這些東西,我种放又怎麼可能成為區區男子漢,這次就算是遼軍陷害我,我也要誓死守住長安城阻止遼軍的侵略的野心。”

這個時候所有將士瞬間被帶動起來,在他們看來自己的大帥能夠起到作用,這是對全軍將士最好的激勵,再加上自己如今國家的軍力雖然在長安主動出擊可能性比較小,但是成果卻比以前大的多,在歷史上的一句話叫做一將不成累死三軍,將軍的作用往往比一般士兵作用大的多。但是宋朝的將領种放也正是因為自己出身是文臣,所以皇帝對於猜忌沒有那麼重。所謂槍杆子裏出政權,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擁有了控制政權的籌碼,古今中外皆然,從這一點出發,皇帝本人是必須要掌握軍隊的,不然皇帝就不是他當了,分分鐘成傀儡甚至滅族。

矛盾的地方在於,整個國家的軍隊很多啊,且分佈在邊疆重鎮,皇帝一個人怎麼統領?這就像官府一樣,皇帝當然想自己統御萬民,可是做不到,那就只能建立一個官僚制度,經過逐級官吏傳達,施行自己的意志。

軍隊也一樣,皇帝要想掌控全國軍隊,那就只能建立一個軍隊系統,由元帥、各級將領往下推,最後到士兵。而造反,就是某個將領不聽皇帝的了,帶着底下人反抗皇帝。

造反,其實就是這個制度的一個弊端,因為皇帝掌控軍隊是間接的,皇帝掌控將領,將領掌控士兵,皇帝是通過掌控將領然後再掌控士兵,士兵是不一定效忠皇帝的!

士兵不一定效忠皇帝的原因很簡單,古代的士兵不少志願兵,而是義務兵,他們不是自願來為皇帝拋頭顱灑熱血的,渴望建功立業的只是少數,絕大部分是被抓壯丁拉來的,當兵是他們養家餬口的一個職業。

皇帝又遠在京城,絕大部分士兵是沒見過皇帝的,而將領近在眼前,再加上軍事作戰所需的士兵服從將領(這是必須的,軍隊內部必須保證將領的權威,不然打仗的時候將是一盤散沙),皇帝對士兵的管控力自然比將領弱。

這一點,皇帝也是看得到的,為了防止將領造反,他們相出了種種方法,總的來說就兩大類,一個是分離將領和士兵,使得“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另一個則是把握住糧餉。

第一個方法很有操作難度,如果玩得不夠,將領跟士兵打成一片,等於沒玩;如果玩得過火了,比如統兵權與練兵權分離,這個將領練好的兵交給另一個將領去帶,將領跟士兵大眼瞪小眼,對皇權的威脅是小了,可同樣的,對於軍隊的戰鬥力大受影響,畢竟哪個士兵會甘願把命交給陌生的將領,打起仗來,心裏總是懷疑將領的指揮,而將領對士兵不熟悉,調度起來也很麻煩。

運用這種方法的很多,比如虎符、監軍等等制度,都是為了防範造反。

第二個方法就是奪取將領發糧餉的權力,糧餉這東西,都是來自於民間賦稅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問題是這羊毛誰來割呢?是中央統一割好了發到士兵手上呢?還是將領自己隔了發?

在中央強勢、財政充裕的時候,打死都不會把割羊毛的權力交給將領的,將領給士兵發糧餉,士兵感恩戴德,眼裏就只剩下將領了,哪還有朝廷和皇帝?

但在少數情況下,中央又不得不將適當的財權交給武將,讓將領就近徵集糧餉無疑可以給朝廷省去大筆人工和運輸費用,軍隊獲得補給也更及時,打仗打得更有勁了,在財政不充裕的時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不過下放財權是一把雙刃劍,武將統軍與財政權合一,雖然可以增加軍隊靈活性,增強戰鬥力,但也會大大增加武將造反的概率,沒有錢,武將造反就沒有底氣,有了錢,什麼不敢?

曆數那些比較大的造反,比如安史之亂,那就是因為中央下放了財權,軍餉是將領發的,士兵對將領非常擁護,這才敢造反,不然像鍾會,可能先被自己部下給幹掉了。

宋朝有鑒於唐末五代的軍隊政變(多的數不過來),推行了一場全面的弱軍行動,什麼以文治武、財權分離、下屬限制等等,徹底滅了將領反叛的苗頭,之後的朝代沿而用之,並進行改進,所以宋朝以後,武將造反就很少了,成功的幾乎沒有,更多的是嘩變,如苗劉兵變。

從安史之亂開始,直到大宋王朝正式建立,這期間兩百多年的時間,中華大地上經歷了無數次戰亂和政權更迭,一個又一個諸侯你方唱罷我登台,世道之混亂為中國歷史上所少有,所造成的傷亡和破壞也是驚人的。

支撐這種毀滅性的混亂背後,是武人集團權力的極度膨脹。

而身為武人權力集團中的一員、又經歷過這種混亂的宋太祖趙匡胤,便決心要終結掉這種混亂。

實際上,趙匡胤對武人集團心態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毫無疑問是武人集團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依靠家族軍功起步、又倚靠自己的武將班底成功奪取皇位建立大宋;

另一方面,他身在其中,也深知武人集團的破壞性和不穩定性。正如他與開國宰相趙普說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使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的一個夜晚,在東京汴梁城,趙匡胤召集自己的大將們一起喝酒,席間,宋太祖向大將們表示,自己雖然貴為皇帝、卻還不如當個節度使快樂。諸將忙問其故,趙匡胤說:“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在太祖皇帝的瘋狂暗示之下,大將們於次日上書請求罷免禁軍職位、解除兵權,被厚賞之後退休回家。雖然這些人日後還有機會隨駕出征、擔任地方職位,但已經沒有了可以左右時局的軍事力量了。

這就是著名的“杯酒釋兵權”事件。到此,宋太祖是否就終結掉了五代以來武人權勢膨脹的問題呢?

顯然沒有。

如果一次宴席,就能讓困擾中國兩百多年的疑難雜症解除,讓千千萬萬的武人階級放下自身利益,甘心做被統治的一員,那皇帝豈不是太好做了?

實際上,解除親信大將的兵權,只是宋初“削藩”計劃的一部分而已。

正如在杯酒釋兵權的宴會上,趙匡胤說自己寧願當一名節度使而不是皇帝,便表達了節度使職權已經近似皇帝的事實。這便是宋初面臨的武將困境,即武將藩鎮權力的過度膨脹。

從唐朝中期開始,因為戰爭從邊疆延伸到了內地,因此唐玄宗所設立的藩鎮也從邊疆一路設置到了內地。這些藩鎮的節度使們不僅對軍隊有絕對的領導權,而且其轄區內如財政、民政、貿易等控制權,均是獨立領導,因此在地方上做一個節度使,就如同到了一個獨立王國做土皇帝。彼時中央政權對於藩鎮將領的統治,就如同春秋時代周天子對諸侯的統治,極不穩固。

而藩鎮內部,不穩定性依舊存在。

因為藩鎮節度使自身就是武人集團中的一員,因此想要把持住轄區內的行政權,就必須派遣自己的親信武將去擔任行政官員。結果各級行政官員的位置也被武人集團所霸佔。這些中下層軍官自己在地方上羽翼豐滿以後,挑戰節度使權威的人也不在少數。

那個時代,就是名副其實的“武人政治時代”,所謂權隨兵來。

況且對於趙匡胤而言,武人的威脅是感同身受的——他自己就是依靠自己的武人集團的支持,從軍事首腦變成了國家首腦。無論他自己對於周國政權有多少感情在其中,他的部下於此是無法共享的,一旦以趙匡胤為首的勢力做大做強,足以推翻中央勢力的時候,這些渴求更進一步富貴的武人們必然極力慫恿、促其成功。儘管趙匡胤完全可以彈壓自己的親信武將,但他無法直接控制圍繞這些武將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如果不從制度上解決這個問題,宋朝也無法長久下去。

因此,趙匡胤僅僅解除自己親信的兵權是遠遠不夠的,他還需要將改革的屠刀指向地方上的藩鎮制度。對此,趙匡胤和他的謀士們的策略是:“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太祖的第一刀,砍向了藩鎮頭領的權力:

在第一批藩鎮大將被罷免之後,朝廷立刻授予高官厚祿,並使之居住京師加以控制,終宋一朝,雖然武人的地位和職權較低,但是武人的待遇卻極為優厚。同時朝廷會委派在京文官前往原藩鎮擔任行政長官,這一官職後來便演變成了知州、知府等官職。不僅如此,知州們的任期也被限定在三年,流動的官僚無法形成勢力,也就解決了封疆大吏擁兵自重的問題。

第二刀,是削弱地方中下層軍官的權力:

正如節度使被知州等官員所取代那樣,朝廷也開始在地方委派知縣擔任地方行政官員,而不再由鎮守將校兼任。

同時,知縣的選派也與科舉掛鈎,由中央統一考核、委派,這就斷絕了地方武人壟斷選官、任官的權力。同時設置縣尉,類似今天的警察部隊,來維護地方治安,從而剝奪了基層武將干預縣一級行政的權力。值得一提的是,縣尉也是由中央委派的。

第三刀,則是瓦解大將的親信集團,進一步削弱藩鎮的凝聚力和號召力:

原先的藩鎮大將,為了擴充自己的親信勢力,將轄區內的文職工作,如稅收、民政等問題委任給了自己的親信部將,而原本負責這些任務的文官則邊緣化。

宋太祖改革以後,嚴格禁止大將將轄區內的文官權限交給自己的親信武將,因此地方文官得以重新執掌行政權力。此路一開,宋朝對於文官的需求量大增,客觀上刺激了科舉制度的蓬勃發展。而武將從此僅僅掌握訓練、帶兵的權力,而不得干預州郡的行政事務。

經過宋太祖趙匡胤的一系列改革,宋朝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完備的官僚制度,節度使也從原先的獨立諸侯,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虛位榮譽,而延續了兩百多年的武人政治也就此終結,宋朝也終於進入“文官政治”時代。

但文官政治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卻走上了重文抑武的軌道,逐漸成為宋朝的另一個弊病,這想必是宋太祖、宋太宗未曾想到的。這也就是為啥說宋朝是武將的地獄文臣的天堂,這次宋朝長安城遭遇到遼國的南侵略計劃,耶律隆緒生性卑鄙無恥,如果是以前耶律隆續沒有重生或許是搶劫,但是現在歷史發生變化到底會有什麼樣變化,這次遼國的侵略已經發展起來,好戲在後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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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遼之揮灑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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