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拿什麼恆久地感動着歷史？

[[[cp|/chapters/20105/31擅長寫作史詩的偉大詩人杜甫極贊諸葛亮，頌之為“萬古雲霄一羽毛”，華夏政史第一人。Lvsexs。諸葛亮長眠陝西漢中，與武侯墓相輝映的武侯祠中那“天下第一流”的大匾，和杜甫的名句一起，傾訴着國人對這位古聖先賢的無比崇仰。

幾乎所有歷史名人，生前，人們對之總是或褒或貶；死後，隨着歷史的複雜演進，其所受毀譽也多有變化，甚至全譽全毀，尖銳對立，而又時反時復。唯有諸葛亮，其生也倍受讚歎，其死也盡享美譽，一千八百多年來，國人對諸葛亮，一直是有口皆碑，古今共仰。今天所能見到的漢末魏晉史料，清清楚楚地記載着，諸葛亮自隱居隆中，到隨劉備走出茅廬，統兵治國，以及死後，人們對之幾乎都是眾口一詞，極盡讚美，偶爾有誰稍微說點諸葛亮的不足，立即會遭到激烈反駁。在漢末魏晉人眼中，諸葛亮已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物。

生前多美譽

諸葛亮隆中讀書時，“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而名士徐庶和崔州平卻“謂為信然”。德高望重的襄陽隱士龐德公更稱諸葛亮為“卧龍”，名士們也競相許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劉備有次向著名隱士司馬徽打聽人才，司馬徽素有“水鑒”之號，極善識人，卻唯向劉備舉薦諸葛亮和龐統，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劉備問其具體所指，司馬徽答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到新野投劉備，受到劉備器重，遂向劉備推薦諸葛亮：“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其願見之乎？”劉備讓徐庶去請諸葛亮，徐庶卻說：“此人可就見，不可屈之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劉備即親往拜請，遂演出“三顧茅廬”的歷史名劇。管仲、樂毅，是何等樣的先賢？諸葛亮以之自比，時賢們竟“謂為信然”。龍自秦漢以後，便成了封建帝王的專喻物，而時賢們竟以之喻美諸葛亮，稱之為“卧龍”，這讚譽，真可謂高之又高了。而到建安十二年，諸葛亮還僅是個未出茅廬的27歲的小青年。極力讚美他的幾位，除徐庶和崔州平與之同輩，龐德公和司馬徽都是其長輩，且正當盛年。聽了司馬徽和徐庶的讚譽便虔誠不移的劉備，那時也已47歲，也應該屬於諸葛亮的長輩，且也正當盛年。這樣一幫人這樣傾心於一個未涉世故的青年，足見諸葛亮身上，有着怎樣吸引和折服人心的魅力。

隨着諸葛亮走出茅廬，人們對他的愛慕和讚美也就與日俱增。劉備初與之接觸，便“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理解，劉備告訴他們：“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二人對諸葛亮也日漸仰慕。劉備死後，諸葛亮秉政，國人更頌之為“一時之傑”。鄰國人對諸葛亮也真誠敬仰。孫吳名士太子太傅張溫使蜀，稱美諸葛亮治理的蜀國是“總百揆於良佐”，是“遐邇望風，莫不欣賴”，比之於古賢伊尹之輔湯太宗，周公之輔周成王。如此讚許引得吳主孫權妒火中燒，卻又不好公開發作，只有“陰銜”之，借別的罪名將張溫廢黜。這說明諸葛亮不僅聲名卓著，而且有着令人不得不服的威懾力。當時，諸葛家三兄弟“並有盛名”，而各在一國。諸葛亮的胞兄諸葛瑾仕吳，官至大將軍，舉國“服其宏量”。堂兄諸葛誕仕魏，為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名動京師。人們卻品評道：“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徑直把諸葛亮推崇為無與倫比的時代冠冕。

死後倍得彰

諸葛亮死後，人們對之追思不已。剛一死，各地就紛紛請求給他立廟，以便致祭，蜀漢王朝因禮制所限，沒有答應，老百姓“遂因時節私祭於道陌上”。多少年後，仍是“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蜀漢王朝只好順從民意而打破禮秩，在今陝西省勉縣諸葛亮墓附近為之建祠。以後不久，幾乎諸葛亮足跡所至，都有虔誠的人們為之立廟，“歲時伏臘走村翁”，香火不斷。本來，諸葛亮之子諸葛瞻雖聰慧過人，卻唯工書畫，並無傑出的政才和將才，蜀漢臣民因懷念諸葛亮，對諸葛瞻也倍生好感，朝廷每有善政佳事，不管是否諸葛瞻所為，人們皆競相傳告：“葛侯之所為也。”

不僅蜀漢人民如此，鄰國吳、敵國魏之士人，也對諸葛亮無比懷念。自東漢明帝以後，置史官以修國史，便成為封建王朝的一件大事。自獻帝建安初年以後，帝王身邊又設專官以記起居。三國之時，魏和吳皆有史官和本朝國史，唯蜀漢不置史官，所以君臣“行事多遺”。為了不使諸葛亮的功德失傳，吳之大鴻臚張儼毅然代蜀人完成這個任務，所作多記諸葛亮行事，極盡褒美。在中，將司馬懿同諸葛亮對比，極貶司馬懿之“劣”，盛讚諸葛亮之“優”。甚至不惜為諸葛亮編造一篇，以彰諸葛亮之忠。至今盛傳的諸葛亮名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便出自這篇偽作。可以想見，吳人張儼對蜀相諸葛亮崇敬、厚愛到了什麼程度！263年春，諸葛亮廟剛於勉陽建起，秋天，魏鎮西將軍鍾會即率十萬大軍攻克漢中。行軍至漢川，鍾會即“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廟所左右芻牧樵採。”鍾會此舉，固然有羈縻蜀人的用意，但主要是出於對諸葛亮的崇敬。

魏晉南北朝時期，稱美諸葛亮，甚至成為君臣奏對，以及達官顯貴、士族文人清談的一項重要內容。

一次宴會上，司馬昭命樂伶為亡國不久的蜀後主劉禪表演蜀國歌舞，“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嬉笑自若”。司馬昭大為感嘆，謂人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司馬昭時為晉王，是滅蜀的最高指揮者，但他顯然沒有以勝利者自居，對諸葛亮指斥嘲弄，而是竭力為之開脫，敬佩之情，溢於言表。西晉武帝司馬炎和其父司馬昭一樣，也很推崇諸葛亮。一次，他向曾任蜀漢尚書令的樊建詢問諸葛亮如何治國，樊建朗聲應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司馬炎不禁失聲贊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在司馬炎眼裏，晉之滿朝文武，竟沒有一人可望諸葛亮之項背。

皇室扶風王司馬駿鎮關中，嘗與“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有人譏刺諸葛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大謀小，不能度德量力。”郭衝起而反駁，“以為亮權智英略，有逾管、晏”，只因功業未就，而論者惑焉。遂舉出包括空城計在內的五件“隱沒不聞於世”的事例，以證實諸葛亮的德業戰績。據裴松之分析，這五件事純系子虛烏有，有的並有明顯的為頌揚諸葛亮而貶低司馬懿的傾向。而“諸官屬士大夫”們聽后，“亦不復難”。作為司馬懿之子的司馬駿，竟也“慨然善沖之言”。西晉的君王臣民，已深深陶醉於褒美諸葛亮的時尚之中了。而這種時尚，在當時乃是一種風雅的象徵，以這種時尚為內容的清談，自然最容易受到人們的激賞，至於偏頗失實，好尚所在，也就不願細究了。

到了西晉末年，的作者李密之子李興為諸葛亮隆中故宅作碣文，把對諸葛亮的美譽又推向了一個驚人的高度。碣文一則贊諸葛亮：“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二則歷舉古賢，認為大都不能和諸葛亮攀比，即使像孔子那樣的大聖，也不可企及：“昔在顛、夭，有名無跡；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歿，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征。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嘆！”你看，自古稱頌的致治名臣和高潔之士太顛、閎夭、臧文仲、管仲、樂毅、許由、子產、晏子、孔子，都不及諸葛亮，只有皋陶和伊尹或許可望諸葛亮之項背。在李興筆下，諸葛亮實為古今第一人。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陳壽奉詔編成，及時為褒美諸葛亮提供了豐富的談資。陳壽本來“折服於諸葛深矣”，在中，明裡暗裏，極力渲染諸葛亮的功德，把諸葛亮寫成三國時期的天下第一。但就這，人們還嫌不過癮，遂造出流言，說陳壽乃“挾恨”貶低諸葛亮。一則說，陳壽之父曾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馬謖，也髡其父頭。二則說，陳壽任諸葛亮書佐時，曾“被撻百下”。陳壽因此在中攻擊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前者，晉人王隱記之，筆下含恨；後者，口碑流傳，義形於色。

漢末魏晉以後，隨着正統之爭、華夷之爭愈演愈烈和政治鬥爭日益慘烈，政治人物加劇**，諸葛亮的歷史地位也愈來愈高，到問世，諸葛亮更被聖化、神化到極致，過猶不及，以至有點妖化了。

緣何被崇仰

諸葛亮究竟憑藉什麼，獲得歷史這等不同尋常的讚譽？

是像世俗盛傳小說家言，諸葛亮能掐會算，戰無不勝，創建了赫赫戰功嗎？

乍聽似乎很是。但細檢史實，結論卻是相反。不可否認，諸葛亮的確是個軍事天才。他長於治軍，軍之出也，“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止如山，進退如風”。他巧於發明，創八陣圖，制木牛、流馬、連弩，有效地增強了蜀軍戰鬥力。陳壽稱他治軍是“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他死後，對手司馬懿“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但在軍事上，他也僅有此兩長，其“應變將略”確如陳壽所評：“非其所長”。正是由於這一重大缺憾，他一生，除南中之役因形勢佔了絕對優勢而取勝，軍事上實無值得炫耀的戰績。他從建安十二年初從劉備，到建興十二年病死五丈原，二十八年間，劉氏勢力經歷了赤壁之戰和爭奪荊州、攻取益州、強佔漢中、夷陵之戰、南中之役、北伐之役七次重大的軍事鬥爭，劉備在時的五次，他並無直接戰功；他獨掌軍政的兩次，北伐實以慘敗告終。

或者，是他那卓越的政治才幹和出色的治蜀政績？

的確，諸葛亮的政治才幹，在中國幾千年眾多的政治家中位於出類拔萃之列，他執政時期的蜀漢政治，是三國時最傑出的政治。陳壽稱：“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負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說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鍊，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誡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筆者遍檢史籍，在一部二十五史人物傳的贊語中，還沒有讀到比這評價更高的。然而，諸葛亮既屬“管蕭之亞匹”，為什麼管仲和蕭何得不到這樣的讚美？跡近管蕭，善安邦而治國，並取得輝煌治績的賢相多矣，為什麼即便是名聲特大的古賢伊尹、周公，唐賢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和魏徵，也得不到這樣的讚美？是別的史家吝於用詞，還是陳壽過於溢美？顯然都不是。

忠、正、平、仁、公

細讀諸葛亮事迹，就不難發現：一個崇高的人品，完美的人格，粲然巍然，聳立面前，讓你不由得不肅然而生敬意。諸葛亮遠勝其他歷史名人征服人心的強大魅力，正在這裏。

諸葛亮的人格魅力首先表現為一個“忠”字，忠於國家的統一事業，忠於高尚純凈的友誼，忠得一心不貳，不摻半點雜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和劉備，既是君臣，更是在“漢”字大旗下實現國家統一這個崇高目標結成的摯友。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諸葛亮和劉備為封建時代的君臣知遇，寫下了“稀世一時”的珍貴篇章。特別託孤一幕，堪稱絕唱。劉備臨終，對諸葛亮至真至誠，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諸葛亮也答以至誠至真，涕泣以告：“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自此以後，十二年間，所言所行，無一不是為著實踐這一誓詞。在中國幾千年古史中，君臣之間相知相答到這般境界的，實在少之又少。諸葛亮在這之中表現出的高度人格美，足以使其他所有“忠臣”黯然失色。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諸葛亮執政時期的蜀漢王朝，才沒有搬演中國古史慣常上演的權臣由專政進而竊位的“保留節目”。而這在當時的魏和吳，卻是頻頻演出，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慘重的災難。

諸葛亮恆久的人格魅力，更主要是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一曰持身正，二曰執法平，三曰為政仁，四曰選才公。如果說，諸葛亮的“忠”，難免印着他那個時代的標誌，有其局限性，這四個方面，則無論哪個時代的人們，都會從中受到震撼性的啟迪。

諸葛亮持身正，在當時是岀了名的。初出茅廬，曹操的丞相掾趙戩即贊其“正而有謀”。諸葛亮為人正派，樂聽讜言，敢於正視自己的錯誤。他開府治事，第一件工作便是鼓勵屬下對他的指示勇於“違覆”，大膽駁正，認為“違覆得中，猶棄弊蹺而獲珠玉。”街亭敗后，有人勸他徵兵再戰，以掩前失。諸葛亮不肯，而是如實地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上表要求“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他教誡子弟“儉以養德”，自己首先切實行之，一生生活簡樸，官俸之外，不營私產。他曾上表劉禪，述其家中經濟狀況和終行儉樸的決心：“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及其死，“果如其言”。諸葛亮任相十五年，特別在劉備死後，他是實際上的蜀漢一號人物，那“收入”按說是不低的。他卻將相當一部分用於撫育將士遺孤，自己和家人則生活得很是清儉。陳壽贊諸葛亮為“管蕭之亞匹”，如果就自奉節儉這方面而言，管仲、蕭何根本不能同諸葛亮相比擬。管仲自少至老，既貪且奢，相齊以後富擬公室，生活僭越。蕭何強行賤買百姓田宅數千家，被告到劉邦處。像諸葛亮這樣，勛業蓋眾，位擬人主，卻持身極儉，實為其他名賢所莫及。諸葛亮持身正，治家也嚴，子孫皆有其忠賢清正之風，為世所嘆慕。他因此比別的名相又多了一分人格魅力。比如唐代的五大名相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和魏徵，持身不可謂不正，治國不可為不賢，卻無一人沒出過敗家子。

諸葛亮主張“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所謂“大德”，即執法公允。他治蜀期間，“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處死摯友馬謖，而擢拔降將王平；罷免同受託孤之命的李嚴，而重用郡衙小吏何祗，無一不出以公心，無一不恪守國法。誠如張裔所說“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諸葛亮治蜀，罰雖嚴而為政仁，蜀漢政治優於魏、吳，主要體現於此。陳壽敘述諸葛亮的政績，一則說其“開誠心，布公道”，再則說其“用心平而勸誡明”，歸根到底，所講的就是一個“仁”字。袁准論諸葛亮為政，稱其“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講的還是一個“仁”字。而且不僅在國內仁，兵之所至，仁也隨焉。以蜀一區區小國，八年間“無歲不征”比其大數倍強數倍的曹魏，人民的負擔是沉重的，國內卻安定祥和，不像魏和吳騷亂不斷，老百姓對諸葛亮的擁戴程度，可想而知。諸葛亮的仁政，在少數民族政策上表現尤為突出。南征之前，他即採用馬謖建議，確定了“服其心而已”的戰略方針。戰爭中，不多殺人，唯服其心。對首亂分子孟獲七擒七縱，終於使之感動，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戰後，“皆即其渠帥而用之”，且不留兵。這種“以夷制夷”的政策，較之魏和吳純用武力征服和編管的辦法顯然進步許多，因此受到西南和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真誠擁護。諸葛亮死後，少數民族人民和漢族人民一樣悲痛難抑。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諸葛亮堪稱中國古代仁政理想實踐的典範。

諸葛亮英才蓋世，也特別重視人才，他選才有慧眼，用人自公心，史稱其治理下的蜀漢，“官屬皆天下英俊”。他提拔官吏，不講門閥不論資歷，唯看才德，同曹魏九品中正制下唯門閥為重，孫吳專用江東士族的幹部路線，形成鮮明對比。中有一段諸葛亮用人公正的文字，讀來很是感人：“始，楊洪為李嚴功曹，嚴未去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干，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據說，何祗被擢為廣漢太守后，“每朝會，祗次洪座。洪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着鞭耳。’”一時傳為佳話。諸葛亮不僅善於發現和選拔一般人才，尤擅在此基礎上發現和選拔棟樑之才。姜維本是曹魏降將，蔣琬原為縣長，費禕乃劉璋親戚，諸葛亮看出三人皆“社稷之器”，培養，提拔，盡其器能，諸葛亮死後，三人遂繼之撐持蜀漢江山三十年。

持身正，執法平，為政仁，選才公，一個政治家，四者具其一，便會受到人們的敬仰，而諸葛亮卻四者兼備，且均達到了極高的水準，他身上所迸發出的人格光輝，無論在其生前，還是歿后，都生髮出強大的折服人心，震懾人魂，昂奮人魄的力量，使人對他不得不信，不得不服，不得不學。

劉禪曾被人們當作昏君的典型，至有“扶不起的阿斗”之說。然而，劉禪卻與一般昏君多有不同：他尊信諸葛亮，一無所疑。不僅諸葛亮在世時，權力一委諸葛亮主宰，而且於諸葛亮死後整整三十年間，一遵諸葛亮遺制，全用諸葛亮選定之人，愛之者用之，惡之者同樣用之，不做絲毫變更。這之中，固然有劉禪並不全昏的因素在，但最根本的，還是諸葛亮巨大的人格力量，誘引着、震懾着劉禪，使其自覺不自覺地遵奉着諸葛亮的一切。

廖立被諸葛亮由侍中徙為校尉，接着又廢之為民；李嚴被諸葛亮由蜀臣中二號人物的高位拉下，棄置不用，處罰夠重的了。但聞諸葛亮死，這兩人比別人還要悲痛。廖立“垂泣嘆曰：吾終為左袵矣！”李嚴竟“發病死”。廖立想到的是國家失去棟樑，難免一亡；李嚴想到的是諸葛亮遲早會再用自己，而他人沒有這種襟懷，“故以激憤也”。他們受重罰而思罰者，感佩的都是諸葛亮的為人。這，尤能看出諸葛亮人格力量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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